从福建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

从福建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

从福建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
193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集结地挥师北上进军闽浙皖赣四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先遣队的这一行动被视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
1934年8月18日，该文件提到：“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
这一权威性表述可以被视为中共早期明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战略的重要标志。以下是具体分析： ‌
1. 历史背景与文件性质‌ ‌
时间节点‌：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而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的投降政策。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以实际行动表明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唤起全国民众的抗日意识，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正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前夕，中央苏区在严峻的军事压力下，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并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共中央决定派遣‌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7月15日，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进入福建永安石峰集结地与红九军团会师，并以沿途散发传单的形式发布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先遣队在红九军团的护送下向闽浙皖赣地区挺进，试图通过抗日宣传动员民众，同时牵制国民党军队。 此前，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以民族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从福建永安出发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是对这一反帝纲领的具体实践。 “红军抗日先遣队将在实际上昭示全国民众，苏维埃和红军，是比诸其他一切，更能彻底进行和领导最广大的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
2、权威文件确认
文件内容‌：
1934年8月18日，文件（为中共中央或中革军委的指示）明确将先遣队的行动性质确定为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开端，该文件强调通过武装斗争实现抗日与民族解放的双重革命目标。 ‌
3. 为何属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出‌ ‌ 该术语的明确使用‌：
文件中直接提出并使用“民族革命战争”一词，明确表明了中共中央已开始将反帝（抗日）与武装斗争结合，已超越此前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框架。
4、国内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变 ‌目标转变‌： ‌
中共中央将原来的斗争目标，从阶级斗争转向至民族解放‌。此前，中共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地主阶级为核心任务（土地革命战争）；此时，则公开提出以抗日为旗帜，动员全民参与民族革命。
5、民族革命战争的正式开始 ‌
争取政治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妥协性，以最大的的决心，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率先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用实际行动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争取全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
6、前后战略的连续性‌ ‌
早期试探性调整‌：
该文的表述是中共在民族危机加剧下的情况下毅然决然的策略调整尝试。此时，尽管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理论（如1935年《八一宣言》、1938年《论持久战》），但已明确地将“民族革命”纳入革命战争范畴。
7、‌瓦窑堡会议
（1935年）的铺垫‌：
1934年的行动和文件为次年中共正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实践基础，显示其逐步从“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过渡的战略灵活性。 ‌
8、局限性‌ ‌
实践效果有限‌：
北上抗日先遣队孤军深入，承担起北上抗日先锋军的重任。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包括打出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广泛宣传中共坚决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号召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武装组织等。这些任务的核心是抗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时刻，积极承担起领导抗日斗争的历史使命，将抗日作为首要任务，开启了以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侵略的新征程。 北上抗日先遣队，因兵力薄弱、国民党重兵围堵等原因，未能完全实现战略目标（如红七军团最终在怀玉山失败），但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

9、‌开始提出理论实践
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此时的“民族革命战争”提法更多是策略性的前导口号，具体理论化的阐释（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需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系统展开。 ‌
10、历史定位‌中共首先确认从福建永安出发的先遣队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 这一文件标志着中共在民族矛盾激化背景下，‌首次尝试将“民族革命”与“武装斗争”直接结合‌，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为分水岭，是中共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型的关键过渡节点，为后续全面抗日战略提供了早期经验。 ‌
11、结论‌
历史性的权威定位； ‌
1934年8月18日，该文件可视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概念的起点‌，尽管其实践和理论成熟度不及抗战全面爆发后的阶段，但明确体现了中共在民族危机中调整革命策略、整合抗日与革命任务的战略意识。这一表述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铺垫。
12、福建永安
永远的丰碑：
“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
“高举着中囯人民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而行动的七军团应在自己的行动中，最明显的表明自己是有组织的、英勇的、守纪律的、先进的民族革命的先锋队；应该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坚忍不拔的意志及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去告诉和指示最广大的的劳苦工农群众，怎样才能够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争取主权领土的完整。”
“红军北上抗日，是在行动中证明了：只有红军才是唯一彻底抗日武装力量，只有苏维埃红军才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