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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连载

楼主:阿管视频  发起:2022/4/15 16:48:00  更新:2022/6/2 18:35:00  人气:290923  帖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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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管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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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黎烈文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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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黎烈文





001、《图说长征》丛书由曲青山任主编(管其乾  摄影)副本





2、《图说长征序曲卷》封面及封底(管其乾  摄影)








03、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纪念馆正门(管其乾  摄影)






04、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左)通过石峰村籍记者管其乾将他为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村题字转交石峰村两委(赖晓斌 摄影)



5、永安小陶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公园主题墙(管其乾  摄影)






6、邹韬奋故里福建永安下渡村村部门前有关介绍邹韬奋的宣传栏(管梓任 摄影)






1、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管其乾  摄影)





【按:福建永安是一座浓缩了全国民族抗战文化历史的文化名城。据央视《永远的长征·坚忍不拔》、中共党史出版社《图说长征(丛书)序曲卷》等权威资料介绍: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九军团在永安小陶镇石峰村及洪砂一线集结,举起北上抗日的大旗,并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三个宣言书,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正式开始,从此拉开了长征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生于永安下渡村的永安人邹韬奋,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1月,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国人民,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邹韬奋出狱后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1943年因患耳癌秘密返沪就医。1944年7月24日不幸逝世于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终年48岁。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正式党员,1944年11月1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邹韬奋同志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从福州内迁至福建中部山城永安,作为战时省会长达七年半(1938年5月—1945年10月)之久。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爱国进步人士、热血青年和一些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云集永安,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文化大军。他们以笔墨作刀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舆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使得永安成为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由原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共37万字,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1200册,多数已赠送与林老师有联系的各界人士,受林洪通老师的委托,现将其中的书稿及相关书评逐一在网上发布,以供各方人士了解永安抗战文化。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191页至213页《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黎烈文》,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搜索“林洪通编著”或本网页中的相关标题或关键字句,可找到本网页。搜索本文标题,在其他网站,多数有照片。受托网上发布者管其乾欢迎各界人士到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永安市吉山村等地参观国家级永安抗战遗址群。】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黎烈文







1933年1月30日,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发表的鲁迅杂文(网络资料)


[摘要]鲁迅原来对《自由谈》是不屑一顾的。为《自由谈》撰文,是黎烈文托郁达夫向鲁迅邀请的结果。“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我就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


人物生平:

● 1904年5月31日,黎烈文生于湖南湘潭。

● 1932年12月,成为《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

● 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发表《幕前致辞》,奠定《自由谈》改革基调。《自由谈》开始成为民国时期“左翼文人”阵地。

● 1933年1月底,鲁迅开始为《自由谈》撰稿,发表杂文约计140余篇。茅盾、郁达夫、林语堂、巴金等文学大家,以及姚雪垠、刘白羽等后起之秀,都先后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

● 1934年5月9日,因政治压力被迫离开《自由谈》。

● 1936年,创办了以杂文、散文为主的半月刊《中流》。

● 1939年,在福建永安,创办改进出版社,任社长。

● 1946年,应当时台湾省省长陈仪之邀,赴台担任台湾《新生报》的副社长兼总主笔。

● 1947年,应聘至台湾大学,任教外文系,教授法文课。

● 1969年,黎烈文中风瘫痪。

● 1972年10月31日,黎烈文在台湾去世,终年68岁。

2014年5月18日,是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作家、翻译家黎烈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5月29日,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了黎烈文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黎烈文纪念展”目前也在鲁迅纪念馆正式展出,以照片、书籍以及其他大量的文献和实物展现了黎烈文的一生。




(83)①爱国民主人士黎烈文(青年)①


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黎烈文

─纪念黎烈文逝世40周年

林洪通


题记:曾经为鲁迅出殡抬灵柩的著名进步作家、翻译家、出版家黎烈文,不是国民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加入“左联”。他抗战时期在福建永安山城度过七年的艰难时光,以“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为永安抗战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领军人物之一。今年10月31日乃黎烈文逝世40周年祭日,特撰此文以纪之。





(83)③爱国民主人士黎烈文(中年)③




黎烈文,小名六曾,⑴生于1904年,卒于1972年,湖南湘潭人。他笔名有亦曾、维克、尊寒、林取等。他少小好学,七、八岁时就涉猎经史,十七岁就发表小说。他在湘潭读完小学和中学后,1919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做誊抄、校对。1925年留学日本,1927年留学法国,1931年获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1932年春回国,先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法文编辑,后应《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⑵之邀,任该报副刊《自由谈》主编,经常发表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陈望道、叶圣陶、巴金等进步作家的文章。他在鲁迅等帮助下,先后与他人合办《呐喊》、《译文》、《海燕》、《中流》等抗战刊物并参与左翼作家的诸多活动,三十年代被誉为上海“文坛一勇士”。“8.13”日本进攻上海后,1938年5月,黎烈文来到福建永安。


创办改进出版社


1938年春天,黎烈文应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原是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之邀,来到福建。先在省教育厅任视导员。同年5月黎随省府内迁,从福州来到闽中山城永安县。省府于1939年2月决组建改进出版社,郑贞文向省府主席陈仪推荐,由黎任社长兼发行人。改进出版社是省政府出资创办的官方出版机构,得到陈仪的积极支持,给黎提供了用武之地。黎决心利用这块阵地推动抗战文化的发展,建立东南地区文化据点。

改进出版社社长办公室和经理部、发行部设在永安城北门抚沟街23号,是一栋有台阶的平房,工作条件简陋。黎住在办公室后半间的一条狭长的过道里,刚够摆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和一个面盆架,晚上他与在县城上学的儿子黎念之⑶就挤在这里。公务、家务,常常弄得他焦头烂额,心焦力瘁。当年曾与之共事的赵家欣说:“我对黎烈文先生仰慕已久,初到永安,即以相见恨晚的心情去拜会他。黎先生中等身材,略显肥胖,仪态庄重,待人客气而矜持。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有郁达夫那么爽朗,也不象曹聚仁那么随和。我想,这大约是世家子弟、留欧学生、名流学者和机关首长四者集于一身的综合气派吧。”⑷





(83)⑤黎烈文创办的改进出版社印刷所旧址--虾蛤村黄家祠堂(林洪通摄于1985年)


为避敌机轰炸,后来,改进出版社编辑部和印刷所搬到离城七八华里路的虾蛤村。村中有一座古老的黄家祠堂,就作为改进社编辑部。虾蛤村是一个虎兽出没和疟蚊作祟的小山村,可见出版社办公条件之差。尽管如此,为筹办出版社急需的物资,黎烈文经常抱病挣扎着跑广州,赴桂林等地采购器材。

在黎烈文的艰苦努力、悉心经营下,改进出版社创办了《改进》、《现代文艺》、《战时木刻画报》三个期刊,又从省教育厅手里接办了《现代青年》、《现代儿童》、《战时民众》三个期刊。《改进》是大型综合性刊物,其余刊名冠以“现代”或“战时”字样。这“现代”和“战时”体现了黎烈文要用现代的新思维来表达抗战的决心。这些刊物,多是抗日与做学问相结合的文化平台,也是普及性的宣传抗日救国的通俗读物。后来改进出版社还出版“改进文库”、“现代文艺丛刊”、“世界大思想家丛书”、《现代青年丛刊》、“世界名著译丛”等书刊100多种,出版物行销全国。

黎烈文说:“改进出版社的创设,为的是要使永安这个正向开发路上的小城,成为一个推动内地文化的据点,进而对全省乃至全国文化界有贡献。”

改进出版社是在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局势下经营的出版机构,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短短几年间编辑出版了杂志、丛书、丛刊和各类书籍达八百多种,满足了不同文化水准、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职务职业的人们的需求。据粗略统计,在改进出版社鼎盛时期,一年间就销行本版图书杂志377000多册,外版图书杂志38800多册。当时在福建省内就设有3个营业处,3个总经销处,省外往来同业多达300余家。应当说,这在国土大片沦丧的国统区是极少见的。黎烈文堪称是一位抗战建国、抗战文化的重要推手。

由于黎烈文及其同人的共同努力,永安的抗战文化活跃一时,遂使这个已经成为福建行政枢纽的小城,逐渐成为一个推动我国内地文化的据点。几年来事事能干的黎烈文,焕发了30年代初主笔《自由谈》时的旺盛朝气,在这闭塞的山城开拓新的天地。也由于黎烈文及其同仁的共同努力,改进出版社出版的刊物,内容充实,选材精审,印刷完美,备受读者欢迎,也使永安成为与重庆、桂林、昆明等地齐名的抗战文化的重要阵地,成为飘扬在我国东南诸省上空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改进出版社的确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发展起来的,成绩巨大,确实把重车推上了峻坡。七年时光,社里虽然有许多文人编辑,但大家进进出出,来去匆匆,而自始至终、七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拼死推车的,只有黎烈文一人。黎烈文成为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当之无愧。

纵览经历七年半的永安抗战文化历程,我们不难发现,1938年初,中共地下党人陈培光最早在永安创办五日报《老百姓》,开始了抗日宣传,深受欢迎,到年底由油印几百份到铅印五千份。永安抗战文化由此开始耕耘,虽然规模小,影响还不大;但为1939年2月黎烈文创办的改进出版社播洒了抗战文化的种子。而黎烈文能够继续勤勉耕耘、播种,永安抗战文化才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配合长期抗战需要”,建立“推动內地文化的据点”;汇集各方知名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文化宣传,从而奠定了永安作为战时东南地区抗战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而后来羊枣等人正是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使永安抗战文化再焕生机,又造辉煌。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追求民主政治,坚持团结抗战,配合抗战形势的发展,推动东南文化建设,把永安抗战文化推向新的高潮。应当说这三个阶段共同谱写出永安抗战文化史,共同造就了永安抗战文化的辉煌。而最具开拓性作用的当属黎烈文。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全国人民之心,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背景和所形成的抗日影响力量,是永安抗战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更是黎烈文在永安抗战文化中有所作为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而且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员也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永安任改进出版社《战时木刻画报》主编的萨一佛指出:共产党员在改进出版社是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的,改进出版社就是得到党的支持,才团结了一些作家,组织了一批力量,才出了许多好书的。党的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曾指示要尽量利用官方或半官方办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早先委派进步作家王西彦到永安主编《现代文艺》,邵托他带去了许多稿子,具体帮助和支持改进出版社,把《现代文艺》办成当时发行量最多,战斗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抗战刊物。邵自己也写小说投稿,后来也来到永安,在改进社任职,直接参加和指导改进社工作。萨一佛特别指出,主编《现代青年》的地下党员卢茅居“在改进出版社的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在改进出版社的许多刊物上,都写文章,分析抗战形势,而且出主意,如怎样对付图书审查等。萨一佛说:“当时我主编《战时木刻画报》,也是在卢茅居同志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他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所以,改进社能够出那么多好书,与地下党员组织、团结周围的进步力量,自身模范地卓有成效地忘我工作是分不开的”。⑸


不分派别,广纳贤士


黎烈文在永安能够做到不分派别,不分阶级,广纳贤士,共同抗日。这种思想早在1936年黎烈文参加由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1人发表的《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时就已确立。黎烈文在永安充分实践这一诺言。以“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心情,诚心吁请广大文化界人士“到这里来耕耘、垦拓”。


当日本攻占大半个中国的时候,流落各地的知识分子去向渺茫。黎烈文均广为吸纳,安排到改进出版社工作例如1939年邀请王西彦为《现代文艺》主编,1940年容留中共东南文委负责人邵荃麟、葛琴夫妇在改进出版社任职,同年接纳女作家许粤华⑹入改进社,1942年聘请赵家欣为改进社《现代青年》主编,等等。赵家欣回忆道:“我到永安时,他已为我在民权路改进出版社邻近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一排屋中的一个二层楼,尽管只有前后两个房间,却使冒着酷暑长途跋涉的我一家有了安身的地方。他还客客气气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介绍我和他的夫人许粤华以及出版社的人员认识。”⑺这充分表现了他惜才、爱才,乐于为人排忧解难的精神。


黎烈文深知抗战期间文化人生活的困难,从不削减稿费标准,而是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节省开支。从《现代青年》的改版就可以窥见他的这一番苦心。他在《现代青年》改版“启事”中说:“由于纸张及印刷费日益昂贵,杂志、书刊亏损很大,但为了顾及读者的负担,不愿加价。因此从本期起,决定把每面的行数从十六行增加到二十行左右,同时把每期的面数减到八十面。这样的结果,我们曾计算过,虽然面数略有减少,可是字数却反而增加了一万光景。对于读者,这是一件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有着相当益处的事。”


改进出版社有十多种期刊和丛书,虽然名义上每种期刊和丛书都有一个编辑部,实际上每个编辑部都只有一名编辑,有时甚至还得负责一些其他工作。整个编辑部总共只有两名校对,编辑也得负责校对。黎烈文是省政府参议员,常有政务活动;他作为社长、总编,不但有行政事务缠身,而且还得写政论、作翻译。

创办《改进》月刊

改进出版社的重头刊物是《改进》半月刊(后改月刊)。《改进》是一份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艺的综合性期刊。《改进》初由黎烈文主编,吴朗西、陈东帆、周学普等任编委。第五卷第十二期起由沈炼之主编。第七卷至第十二卷第四期仍由黎烈文主编,倪师坛、郑庭椿为编辑。

当时的永安交通困难,文化落后,物资匮乏,想办这样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刊物,是十分困难的。但黎烈文决心使《改进》的内容“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他要以鲁迅“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以“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诚意,呼吁文化界给予竭力支持。

黎烈文在《改进》创刊号发刊词《我们的希望》中说:“最先我们要说的,就是《改进》编辑、印刷、发行的地方,是在福建中部一个最贫瘠的县城---永安。……我们盼望这小小刊物出世后,能够引起各处文化界人士对这个地方的注意,能够有更多的人到这里来耕耘,垦拓,使得这已经成为一个行政枢纽的小城,更慢慢地、成为一个推动内地文化的据点。其次我们要说的,就是《改进》的内容是想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我们除尽量提供一切和抗战有关的材料外,同时决不忽略各种专门学问的研究。”⑻黎烈文还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使中国在思想学术各方面迅速地赶上欧美先进国家,可使中国迅速地现代化”的设想。所以《改进》杂志撰稿人多为有名望的进步学者、作家、记者。其中有郭沫若、朱自清、钱俊瑞、冯雪峰、何其芳、马寅初、周予同、金仲华、胡愈之、臧克家、戈宝权、章乃器、千家驹、黄药眠、宋之的、胡风、老舍、艾青、萧乾、张天翼、艾芜、唐弢、葛琴、司马文森、王亚南、羊枣、石西民、聂绀弩、范长江、邵荃麟、巴金等等。改进出版社的广告说,《改进》是“国内外文章精华之总汇,各部门知识之宝库”。

在黎烈文等的辛勤耕耘下,改进出版社书刊不仅在福建,而且在桂林、重庆、甚至延安等地都有很大影响,对当时抗战文化运动有很大的推动。曾与黎烈文一道共事的作家王西彦说:“在当时的情形下,政治环境既十分险恶,物质条件也极端缺乏,还有交通的阻隔和其他种种不易克服的困难,在永安那么一个偏僻的小山城和虾蛤村那么一个破旧的小祠堂里,作为主持人的黎烈文,的确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⑼

1940年3月3日,在重庆的胡风答复黎烈文为《现代文艺》约稿的回信说:“(老兄的)大刊《改进》,(大后方陪都)也时常看到,坊间也有出售的……不是有一个‘文艺界抗战协会’么,兄高为第一届理事,今为一方之雄(指任改进出版社社长、省参议员),不缴费(指“文艺界抗战协会”会费)不免笑话,但(你)又远居东海,决不会理此小事。于是小弟附庸知己,代缴法币若干,回家把食米节省节省。现年会又届,非再缴不可,老兄还要我减食(再为你缴会费)么?”⑽胡风此信谈笑风生,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友情,也反映了改进出版社书刊发行的广泛。


在延安,当时的文学理论家侯唯动后来回忆道:延安“李雷的长诗《荒凉的山谷》被推荐到了东南一隅的福建,那里还有一片未被日寇践踏的神圣国土。黎烈文在那里给李雷出版了这部巨著。书寄到了延安,得到了大家的赞赏”。⑾


《改进》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时事和学术论文。如:胡愈之的《论目前的国际形势与中国》、《汪逆伪组织成立以后》,冯河清的《在时代转换点上的中国》,马寅初的《中国统制物价问题》,王亚南的《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中国经济思想评论》,陈范予的《科学与人生》等。第一卷一至六期的半月谈话”由黎烈文撰稿,对抗战问题有所论述,通俗易懂,颇受欢迎。《改进》自1939年4月创刊至1946年7月25日终刊,共出105期(其中有七期是两期合刊本)。

为抗战呐喊助威,为文艺雪里送炭

皖南事变前,中共东南局文委领导人邵荃麟委托王西彦到永安开辟抗日文化宣传阵地。在王西彦到永安之前,邵荃麟交代了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指示要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40年4月,改进出版社《现代文艺》月刊创刊。黎烈文作《发刊词》说:“抗战后,很多人在喊着文人下乡与文化到内地去,不过却依然局促于少数大都市,如重庆、桂林、香港、上海,很少有人想到在东南前线尚有一片如此广阔的土地!……我们抱着‘雪里送炭’的苦心,想以微薄的力量,尽可能地补救于万一。”


《现代文艺》由王西彦、章靳以先后任主编。该刊始终得到邵荃麟的全力支持,最初几期稿件大部分由邵荃麟组织,从浙江寄来。它是改进出版社战斗性最强、艺术性较高的刊物。黎烈文对王西彦的工作很支持,除在组稿与发行工作方面出力外,还亲自动手写文章,发表了几篇很有见地的短论和译作。《现代文艺》“以‘雪里送炭’的苦心”,竭尽全力实践着“人类精神最伟大的鼓励者和创造者”的事业。“保留了一个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与呐喊。”《现代文艺》以较多的篇幅发表进步作家或共产党员作家的作品,诸如维山(冯雪峰)、张天翼的论文,艾青的诗,邵荃麟、聂绀弩、骆宾基、艾芜的小说,巴金、李广田的散文。还有葛琴、碧野、司马文森、艾青、臧克家、厂民(严辰)、高岗、彭燕郊、邹荻帆、林淡秋、蹇先艾、章靳以、许杰、欧阳凡海、石滨(卢茅居)、许天虹、陈占元、万湜思、荒烟的小说、诗歌、散文、通讯报告、论文、译著、戏剧、木刻版画等作品。《现代文艺》先后发表了中短篇小说80多篇,最引人注目的是邵荃麟的《英雄》、王西彦的《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等。散文60多篇,新诗100余首,通讯报告40多篇,外国作家作品评介30多篇,在文艺理论上也有突破,作出了贡献。

由于《现代文艺》以较多的篇幅发表了不少当时进步作家,有的还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中共地下党员作家的作品,黎烈文熟悉这些人,知道他们的来历,发表他们的作品,虽不全无顾虑,却敢担风险。例如在发表邵荃麟的四幕剧《麒麟寨》、艾青的诗歌《兵车》、王西彦的小说《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谷斯范的小说《至尊》和唐弢的杂感《株连草》后,就不断地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指责、控告。黎烈文总是默默承受着责难,而对出版社的同仁却真诚保护。所以《现代文艺》从创刊到停刊的二年多时间内,风波迭起,国民党顽固派把它视为眼中钉。如创刊号上邵荃麟的中篇小说《英雄》,就被省保安处长黄珍吾指控“妨碍役政”,说出版社有共产党在活动,要查封《现代文艺》。事情闹到省主席陈仪那里,陈仪便把黎烈文找了去。幸好按照邵荃麟的指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万湜思的一幅《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木刻画。黎烈文向陈仪解释《英雄》并没有“妨碍役政”,而且以万湜思的木刻画报作为反证。陈仪点点头表示同意。后来黎烈文对王西彦说:“《英雄》这篇小说确实写得不错,应该发表,不过今后要多加小心!好在这一期登了《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木刻,我指给陈主席看了,他点点头,就不再说话。不然,出了本创刊号,怕就出不成第二期了。”⑿又如《现代文艺》第五卷第1期刊登了蒂克的小说《秦淑的悲哀》,描述一个女大学生为了搭乘便车,被司机骗到一个小旅馆强奸的悲剧。这也触痛了顽固派的神经,煽动司机工会闹事,向编辑部施加压力。

为了配合“旧社会的改革和新理想的实现”的宣传,黎烈文翻译了一些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思想的作品,如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乡下医生》等,宣传理想社会。

《现代文艺》创刊后,共出版33期,其发行量高达一万份,为当时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之一。1942年12月停刊。其“编者语”指出:“(本刊)创刊以来,备受读者欢迎,第一卷各期印数仅三千份,转瞬即销售一空,致使多数读者有向隅之感,纷纷请示再版。”

《现代文艺》还编辑出版了《现代文艺丛刊》。这套丛刊以六册为一辑,共出了3辑18册。其中有邵荃麟的《麒麟寨》(剧本)、葛琴的《生命》(中篇小说)、聂绀弩的《夜戏》(短篇小说)、艾芜的《杂草集》(杂文)、唐弢的《劳新辑》(杂文)、黎烈文的《第三帝国的士兵》(长篇翻译)、陈占元的《马来西亚的狂人》的长篇翻译等。

培植青年一代,鼓舞民众

1939年9月,改进出版社从省教育厅接办了“现代儿童”月刊。它是一份少年儿童通俗读物,先后由张文郁(朱力)、葛琴(允裴)、柯咏仙(静林)、许粤华(雨田)、郭风(郭嘉桂)任主编。它的栏目众多,趣味性浓,常常报道抗战时事新闻、英雄传记等,对厦门市儿童救亡剧团的活动也曾做过连续报道。其“儿童创作”栏目每期都发表4篇以上少年、儿童的作品,引起少年写作的兴趣,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1946年7月终刊于福州。

1939年11月改进出版社从省教育厅接办了《现代青年》月刊,出新一卷第一期。该刊先后由卢茅居、卓如、倪师坛、杨昌辉、陈培光、赵家欣任主编。《现代青年》针对青年的特点,设了“卷头语”、“中国与世界”、“科学知识”、“自学指导”、“抗战与青年”、“史地常识”、“青年文艺”、“青年修养”、“青年信箱”等栏目,以“满足其旺盛求知欲望”,“补学校教育之不足,或给失学青年以业余的进益”。其“青年园地”栏目先后发表了八十多位青年作者的一百多篇作品,增强了广大青年写作的兴趣,受到青年朋友的普遍欢迎。1942年10月15日出满三卷后停刊。

1940年1月改进出版社从省教育厅接办《战时民众》,为半月刊,由姚勇来主编。1941年9月改为单行本。主要撰稿人有沈嫄璋、徐君梅、达仁、蔚青、赵芷厂等。它的内容通俗,很适合民众口味。先后辟有“谈话”(后改短论)、“好事分析”、“抗战故事”、“现代知识”、“民众茶馆”、“谜语”、“诗歌”、“木刻”等栏目,尤宜于对广大农民的宣传。1940年4月编辑的《讨汪特辑》,挞伐汪伪之流投降卖国行径,在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

1940年2月改进出版社创办《战时木刻画报》半月刊(后改月刊),由江则明、萨一佛主编。1941年9月改为单行本。它是一份通俗画刊,以抗战为主要题材,发表木刻画、连环画、故事画、漫画等作品,内容生动形象,深受群众欢迎。1943年11月5日永安最后一次遭日机大轰炸,街上血肉横飞,一片火海,惨不忍睹。对此,画家萨一佛在街头巷尾实地画了100多幅写生画,覃子豪配诗,携往全省各地展览,形象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大大激发了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敌情绪。

抗战中期,陈仪被调往重庆,刘建绪继任省主席。黎烈文虽仍受刘信任,但出版社工作却处处受到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的牵掣。一些投枪式的杂文被审查机关抽掉,或大加删改,或禁止发行,或勒令停刊。起初,他们在被抽文章的版面印上“缓登”二字,以示抗争,这种办法用不了几次,即被禁止。黎烈文就只好要求作者们将文章尽量写得“含蓄”、“朦胧”一些,以蒙过审查老爷的眼光。

抗议苏联不够朋友

黎烈文早在1930年留法期间,曾为中国左翼作家机关刊物《世界文化》撰写过介绍苏联工农业方面成就的文章,对苏联加以赞扬。但是,到了1941年4月间,苏联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签订所谓“苏日中立协定”以后,他对苏联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因为签订“苏日中立协定”时,在双方共同发表的宣言里,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滿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⒀对此,作为一名“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主爱国知识分子的黎烈文,自然会引起极度的不满。

黎烈文在改进出版社的三个主要刊物上发表了《我们的抗议》一文。⒁指出:

这次苏日协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妨碍中国的领土主权。此时,日本侵略军正在各条战线上加紧进攻,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四个年头,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我们正以全民族的力量,忍受空前未有的艰苦与牺牲,进行神圣的抗战。我们的最后目的,是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收复国土,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进而维持国际正义,保全世界和平。但是,曾经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友邦苏联,却忽然和我们的民族敌人签订协定,并以一个“中国之友”的身份,竟然公开表示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并用来换取对方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出同样的尊重,的确足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做法上颇有些“分脏式”和“卖友式”的嫌疑。“这种只顾一时的国际利害,自毁立场,而以中国为牺牲的卑污行为,我们只有鄙弃,只有愤怒!”“这对于正在进行抗战的我们,对于被侵略的我们,对于一切以苏联为友的我们,对于爱护自由正义的我们,不能不是一种侮辱,一种背信的行为。因此,对于苏联此举,在此大声喊出我们的抗议!”⒂

在《现代文艺》发表《我们的抗议》之前,黎烈文和王西彦曾经对苏联及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种种弊端及《苏日中立协定》等问题进行过一翻探讨。王西彦说:“特别重要的是,在我的脑子里也存在着和黎烈文相同的看法,觉得批评苏联那种引人迷惑的外交策略究竟不能和反共立场划等号”。黎烈文“对苏联这种机会主义的外交策略的确是不满的,还由此联系到他在上海时期介绍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e Cide)作品的往事。纪德曾经一度倾心于建立起新制度的苏联,满怀热情地访问了这个国家。可是他的苏联之行却使他于1936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对苏联持批评态度;接着又于次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修订》一书,坚持并重申这种态度。因此他遭到包括罗曼.罗兰这样的作家在内的人们的激烈攻击甚至辱骂。但黎烈文在1937年5月间所出版的一本翻译文集里,不仅收入好几篇纪德的作品,还借用了这位作家著作的名字《邂逅草》来做书名,并在‘前记’里写道:‘明知这位忠于良心的老人,最近在一本小书里,对于他所寄予同情的国家,有着若干苛责,因此引起了许多反感,看情形象要倒霉的样子;但我读纪德的著作,既远在世人哄传一时所谓‘转向’以前,现在也就不能因为这再度哄传一时的另一‘转向’而失去对他的钦敬。’在当时的那种情况里,他却称纪德是‘忠诚自己良心的老人’,并且表示自己不愿为此‘而失去对他的钦敬’,就明显地表露出他那种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面貌和立场。他对《苏日中立协定》的不满,根源就在这里。”⒃

然而,《我们的抗议》在社会上的影响却是负面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欲千方百计想摆脱人们对皖南事变的谴责,《苏日中立协定》就适逢其会地成为他们攻击共产党的一条理由;在这个关口上发表《我们的抗议》,自然将招致进步阵营方面的惊讶和不满,至少会被认为是在某种政治压力下的屈从。意即黎烈文是听从国民党反动派指使才发表《我们的抗议》的。“很快就从桂林方面传来对这件事情表示不满的声音,甚至影响到一些素来给他热情寄稿的朋友”。甚至,有的“自己人”给黎烈文扣上“反动文人”的帽子黎烈文更向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他向往革命,也仅是一种雾里看花似的憧憬,并未意识到苏联与美、英、法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界限,以及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种种弊端。抗战爆发后,他为蒋委员长‘抗战与建国同时进行’的口号所鼓舞,对抗战中国家、民族的复兴寄予莫大期望。他的“文化建国”思想,正是一个民主爱国知识分子在抗战初期形势下的必然产物。”⒄

冒险掩护救助中共干部、地下党人

1940年6、7月,中共浙江金(华)衢(州)特委被破坏,中共中央东南局通过浙江省委通知中共东南文委邵荃麟紧急疏散。但邵荃麟妻子、地下党员葛琴有孕在身,北上困难;基于他们过去曾接到黎烈文邀请加入改进出版社工作的信函,于是,他们决定南下福建,地下党员杜麦青与他俩同行。他们到达永安后,入住一家高级旅馆“中南旅运社”稍息。其时,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长黄珍吾早已接到浙江省党部协捕“共党首要分子邵荃麟和葛琴”的通报,并向陈仪作了报告,正等着陈仪批准逮捕他们。这时,黎烈文忽接邵荃麟电话,说他已到永安,要求设法安置。黎急找王西彦磋商。先由王西彦与邵、葛夫妇会见,后黎烈文立即上吉山陈公馆向陈仪请示。王西彦后来回忆说:“荃麟同志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下党员,他是党的东南文委书记,受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严密监视,这一点黎烈文是知道的,陈仪也决不会全然无所觉,福建省保安处更是虎视眈眈地等待下手的机会。当时正是‘平江惨案’刚过、‘皖南事变’前夕,政治形势的险恶可以想见。在未得到陈仪的表态以前,黎烈文不便和荃麟见面。来往商谈都由我居间奔走。幸好很快黎就从陈仪那里取得了‘约法三章’:一是可以留下邵、葛两人,但杜麦青须立即离开;二是留下后不能从事政治运动;三是邵、葛两人在福建范围内是安全的,一出闽境就责任自负。”⒅黎烈文见陈仪时,把邵荃麟的政治问题说成是一般问题,把浙江省党部对他的通缉说成是出于个人恩怨。陈仪听信其言,当即表明许可,终于使邵荃麟夫妇转危为安,在永安落了脚。陈仪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大概和1938年10月,陈仪代表国民党省政府和中共代表共同签订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地方协议”有关。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政治大背景下,不拘一格,大胆任用、容纳共产党员、左翼进步人士,是允许的,陈仪主政福建,这样的事也不是少数。黎烈文立即聘请邵为改进出版社编辑,并且预支给葛琴拟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生命》的稿费,以此作为杜麦青(陈仪不让杜留在永安)前往安徽去找新四军的路费。为了此事,当时国民党福建省执委主任委员陈肇英就公然说黎烈文是“有名的共产党”。黄珍吾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再次向陈仪请示,要逮捕“共党首要分子邵荃麟和葛琴。”黎烈文知道此事后,和王西彦商量对策,决定还是由黎烈文去找陈仪。因为只要陈仪不点头,保安处长黄珍吾就不敢下手。陈仪还是说,邵荃麟、葛琴在永安如不搞政治活动是安全的。由于黎烈文冒险相助,邵葛夫妇才得以安全在永安指导并亲自参加抗战文化活动达半年之久。他们的爱女邵小琴即在此时在永安出世。

1941年春,邵荃麟夫妇接桂林“国际新闻社”发来要他们火速赴桂林开会的电报,其实是组织令其撤离的指示。黎烈文挽留不成,于是在城南一家菜馆给他们饯行,并为他们沿途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他特意嘱咐当时任出版社总务主任、他的妹夫张介生找一条民船,半夜悄悄送他们上了船,沿着九龙溪逆流而上,再转道长汀、吉安、南雄到衡阳,最后转至桂林。张介生后来回忆道:“他(黎烈文)当时只对我说,出版社有两个人有要事出差,半夜走,事关重要,不要让外面知道。我对妻子友元说出了我的疑点,也可能烈文对他妹妹说了,而对我保密,所以友元对我说:你别管什么事,只是慎重些就是。”⒆王西彦也说:“黎烈文能为被通缉的‘重要共党分子’奔走,给身处险境的共产党员安排出走,这不能不说是需要置个人安危得失于不顾的勇气,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富于良知和正义感的好品质。”⒇

后期的改进出版社和黎烈文

1942年夏,改进社处于刊停人走,徒存其名的状况:《战时民众》和《战时木刻画报》早在1941年9月停刊。姚勇来、萨一佛已离去,《现代文艺》主编王西彦也于1941年年底离开永安前往桂林,改由章靳以任主编,但他在南平的省立师专任教,很少来社。《改进》由黎烈文主编,两位编委沈炼之、郑庭椿在省研究院工作,编辑业务由助理编辑倪师坛负责。这时改进社编辑部和印刷所已由虾蛤村迁入城内抚沟街,编辑部设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只有赵家欣、倪师坛和许粤华上班。这时《改进》也无奈常登省政府厅局长的官样文章。到1942年底,《现代文艺》和《现代青年》也先后停刊。赵家欣也离社了。改进社只剩下黎烈文和许粤华夫妻分任主编的《改进》和《现代儿童》期刊,以支撑门面,而单行本几乎不再出版。

改进出版社由辉煌跌入低谷,黎烈文也悄悄地退出了战斗的行列,这自然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原因。1941年9月下旬主政福建的陈仪离闽,作为官办刊物的最重要“靠山”的消失,对改进社和黎烈文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这与《战时民众》和《战时木刻画报》也在1941年9月停刊,在时间点上是相吻合的,也不是偶然的。当然,更重要的是40年代初期政治环境更趋险恶,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1941年7月国民党省政府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处,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出版方面的统制。就黎个人来说,他在30年代曾是上海“文坛一勇士”,以左翼作家面目闻名于世,在永安,国民党省政府大小官员都晓得他,有的人在公开场合还以此来讥讽他。还有前面述及的黎因针对《苏日中立条约》而发表的《我们的抗议》在读者中引起的惊讶和“自己人”的责难也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然而,黎烈文在情绪上却显得很恬静、沉稳,蕴含韧性。险恶的政治环境使黎烈文不能再有所作为,他只能以消极和退让来谋求改进社的生存。他“最好能找个僻静的地方安居下来,种种花草,晒晒太阳,不问外事。”(21)黎的这种想法,是知识分子遇到挫折艰难时,往往出现的逃俗避世情绪的典型表现。因此也不难理解。

1945年7月中旬,“永安大狱”事件爆发,改进出版社发行部经理李力行被抓。黎烈文一方面嘱咐员工不要外出,一方面自己也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据郑庭椿分析:“黎烈文此时表面十分镇静,沉着应对国民党的政治压力,这样却更能贯彻其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初衷,更有利于抗战工作,同时也就避免了改进社的更大损失。”(22)郑庭椿认为,改进出版社后期的减少活动,渐趋退却,是恶劣环境和政治压力造成,不是由于黎烈文本身的消极。

“永安大狱”发生后,有人责难黎烈文不努力去营救出版社部门经理李力行和羊枣等人。郑庭椿认为,黎烈文何尝不想营救被捕人士,不是不为,而完全是不可为。一是当时“陈仪已去,吉山路断”,不能再上省主席公馆所在地吉山去通融了。刘建绪也无能为力,连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都被召往重庆监视、软禁。也就是说,走上层通融营救已不可能;二是下令逮捕的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来头很大,下属应不敢轻易放人;三是当时一些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包括有的地下党员都相继撤离,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介书生去救人,未免过于天真和苛求;四是黎烈文在上海和永安的左翼面目和知名度,本身目标就够大,在白色恐怖中,有可能被捕入狱,哪有办法营救他人呢?

郑庭椿回忆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顽固派愈加猖狂,永安环境恶劣,特务横行,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他对黎烈文谈及此事时,黎说,能走的就走吧!要迅速撤离为佳。还说,撤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话里一点消沉的含意也没有。可见,即使在大逮捕的白色恐怖下,黎烈文表面消沉,其实心中充满斗志。迫于形势,只好退却,但心中牢记着进攻。

黎烈文是一位著名的进步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出版家,是一位“埋头著作,不求闻达”的正直、民主、爱国的知识分子。抗战八年,他作为全国文艺抗战协会的理事,在山城永安默默地做了许多工作,为繁荣文化,推动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发挥了隐蔽政治身份的共产党人无法发挥的作用。他在永安的战斗业绩,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泯灭的。

其胞弟黎烈师回忆道:“好在那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虽然你(该文用第二人称,文中“你”即黎烈文,下同—本文作者注)改进出版社有些左倾的人,但你因得到陈仪和刘建绪先后两任主席的信用,对你也没有甚么打击,你在福建的这些年,的确做了不少事,不但你唤醒了全省民众,同仇敌忾,写日军各种屠杀、奸淫、抢夺的惨状,使得民心士气异常高昂,对抗日宣传方面,你是尽了力量。”(23)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改进出版社迁往福州。1946年春,黎烈文应时任光复后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召,毫不犹豫地奔赴台湾,任《新生报》副社长。不久,因得罪了报社上司而丢了官,实际上因其自由民主主张与当局军政专制相径庭,终被迫辞职。后来他应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之友许寿裳之邀,任该院法国文学教授,直至去世。

平淡敦实的晚年

黎烈文在台湾,生活很不如意。在台20余年,洁身自好,除教书外,进行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他不求闻达,埋头教学、写作,培养出不少优秀弟子,译作颇丰。

1969年11月5日黎烈文中风瘫痪,失语呆滞,食管进食,卧病三年,于1972年10月31日晨六时去世,时年68岁。


黎去世后,台北某刊刊登的《黎烈文先生丧礼所见》写道:灵堂内,只有“很少的几副挽联和有限的几个花圈、花篮,也都是生前的老友和学生送的。”“……只有少数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伤的台静农先生,谈论着黎先生的事迹。”(24)“晚报报道黎先生卧病的消息以后,曾经有些机关派人前往黎府送钱。但深知黎先生为人的黎太太怎样说也不接受……这正是黎先生‘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风范”。(25)


其胞弟黎烈师说:“你一生真没有什么享受。你从小读书、留学,没靠祖产父业;你中年投身事业,原可发挥所长、所学,贡献于文坛,贡献于社会,然而内忧外患,使你不得安宁。”。(26)

至于黎烈文曾是鲁迅好友(27),后堕落成“反动文人”一说,现已查实,此乃在高压政治下,泼向黎烈文的脏水和污泥。巴金先生及许多正直文化人士均撰文澄清事实,予以反驳,“揩掉溅在他身上的污泥”了。(28)

黎烈文一生著作盛丰,有《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巡礼》、《台湾岛之历史与标志》和文学译著等三十多部。

(2012年9月于上海)

(原载《炎黄纵横》2012年11期)


注释:

(1)六曾:黎烈文出生那年,他的曾祖父黎景嵩(1847-1910)刚好60岁,故给黎烈文取小名“六曾”,意60岁得曾孙。黎景嵩曾任台湾台中知府,痛恨清政府割台给日本,率众2千抵抗。事败抱知府印跳海自杀,被清兵救起,送回大陆。后做张之洞幕僚。

(2)史量才当年是《申报》馆总经理,因黎烈文主持《申报》副刊《自由谈》后,大量刊登进步作家针砭时弊的文章,触怒反动派。但史毫不屈服当局的屡屡警告,刚直不阿,1934年11月13日遭暗杀。当时上海当局也给史量才降半旗,追凶手,但不了了之。解放后据沈醉交代,是蒋介石授意戴笠所为。

(3)黎念之(黎念慈):黎烈文的长子,现为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黎念之出生半月,其母严冰之患产褥热去世。黎烈文为纪念爱妻严冰之(与黎烈文同在法国攻读文学的同学),给儿子取名“念之”(亦称“念慈”)。黎念之留学美国攻读化学,1964年(32岁)获博士学位,发明了液体膜等应用广泛的新技术,是世界化学领域的顶尖人才,曾参与美国登月计划。

(4)赵家欣:《黎烈文与永安改进出版社》,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5)萨一佛:《地下党员在改进出版社中的作用》载《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1988年6月内部版。

(6)1940年春,曾经与黎烈文在上海一道从事过文艺活动的女作家许粤华,在战乱飘流中给黎写信,要求安排工作,黎表欢迎。许粤华的前夫黄源与黎烈文相识,都是鲁迅好友,一道编辑过《译文》、《烽火》等杂志。抗战爆发后,黄源北上参加新四军,许粤华却南下来到永安。当时黎烈文既当爹又当妈,把儿子念之拉扯到十岁。许粤华见状,颇为同情。她以女性的温柔体贴,给忙碌而枯寂的黎烈文带来了抚慰。她也“很疼爱”这个儿子,给他们父子生活上很多照料。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各自都曾遭遇过波澜、挫折,经历过离合、悲欢,命运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1942年2月24日,他们在艰难岁月中结为伉俪,彼此都很珍惜这迟来的幸福。新中国成立后,黄源相继任过浙江省作协主席、文联书记、文化局长等职。许粤华与黄源生二子,即黄伊凡、黄伊林。1989年许粤华从美国回到上海,专程看望了黄源,还特意带着伊凡、伊林兄弟前往华东医院探望病中的巴金。

(7)赵家欣:《风雨故人情》,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4页。

(8)黎烈文:《改进》发刊词--《我们的希望》(1939年3月14日于永安,4月1日《改进》创刊号出版,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9)王西彦:《我所认识的黎烈文》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0)(11)《湘潭历史文化名人—黎烈文》2009年7月。

(12)王西彦:《回忆荃麟同志》,载《收获》1981年第1期。

(13)王西彦:《遗留下的火星子》,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4)《我们的抗议》曾刊登在《现代文艺》1941年4月25日三卷一期、《改进》1941年5月1日五卷三期、《现代青年》1941年5月10日四卷一期上。

(15)(16)王西彦:《遗留下的火星子》,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7)《湘潭历史文化名人—黎烈文》2009年7月。

(18)王西彦:《遗留下的火星子》,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9)(《湘潭历史文化名人—黎烈文》2009年7月)。

(20)王西彦:《遗留下的火星子》,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1)赵家欣:《黎烈文与永安改进出版社》,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2)郑庭椿:《怀念黎烈文》,载《抗日战争时期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1988年6月内部版。

(23)黎烈师:《怀念长兄黎烈文》,笔名“曾三”,1984年5月发表于美国旧金山《源流》双月刋创刊号。

(24)(25))巴金:《随想录.怀念黎烈文》。

(26)黎烈师:《怀念长兄黎烈文》,笔名“曾三”,1984年5月发表于美国旧金山《源流》双月刋创刊号。

(27)1937年元旦,郁达夫到厦门。赵家欣回忆:当赵家欣、马寒冰、郑子瑜三位厦门文学青年问郁达夫与鲁迅的关系时,郁说:“人们以为我和鲁迅思想不同,性情迥异,却不知道我和鲁迅交谊至深,感情至洽,很能合得来的朋友。黎烈文编辑《申报.自由谈》托我代向鲁迅拉稿,后来鲁迅化了数十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挺多的‘花边’短文,都是我的一拉的结果。”当年,郁对鲁迅说,《自由谈》的编辑换了才从法国回来的黎烈文,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他去投几回稿,他说那是可以的。如1933年1月24日,鲁迅写了《观斗》和《逃的辩护》两文,通过郁达夫转黎烈文,黎于1月30日、31日刊用。从1933年1月24日至1936年10月11日鲁迅逝世的前八天,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日记》载有有关黎烈文的日记,一共有195则,《致黎烈文》书信81封,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仅存32封。鲁迅给《自由谈》写稿125篇。由于国民政府新闻检查处的查禁,“没有能够刊出的”(鲁迅语)的十篇,全部收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三个鲁迅的杂文集中。1936年8月黎烈文主编《中流》半月刊, 鲁迅共写稿十篇, 全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这就体现鲁迅对黎烈文革新《自由谈》副刊和编辑《中流》杂志的支持,对法国文学翻译的充分肯定。鲁迅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编辑,就是黎烈文。

(28)巴金:《随想录.怀念黎烈文》。

附:黎烈文在永安的部分著作文章目录

著作:

1、《乡下医生》(长篇小说),法·巴尔扎克著,黎烈文译,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2《胜利的曙光》,1940年重庆烽火社出版。

3、《苏联的建设》,黎烈文与周学普等合译,改进出版社1940年1月初版。


4、《保姆》,黎烈文译,1941年4月上海好友出版社出版。


5、《第三帝国的兵士》,匈·霍尔发斯著,改进出版社1941年出版。

6、《两兄弟》,法国莫泊桑著,194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


7、亚尔维的秘密》,法·倍尔纳著,改进出版社1945年出版。


8、《最高勋章》,苏·梭尔齐瓦著,1945年2月译于永安,1950年1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文章:


1《我们的希望》,《改进》(发刊词)第1卷第1期,1939年。


2《半月谈话》, 《改进》第1卷第6期,1939年。


3、《暴风雨下的亚洲》波蒙作,黎烈文译,《改进》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9年。


4、《德国战争的目的》,法·约佛勒作,黎烈文译,《改进》第3卷第6期,1940年。


5、《手迹的故事》,意·哲曼勒托著,黎烈文译,《改进》第4卷第3期,1940年。


6、《现代文艺》《发刊词》,《现代文艺》创刊号,1940年5月。


7、《工作与经验》(杂谈),《现代青年》第4卷第2期,1940年。


8、《现代青年》二周年纪念的话,《现代青年》第5卷第1期,1940年。


9、《第三帝国的兵士》(长篇连载),匈·霍尔发斯作 ,黎烈文译现代文艺第1卷第3-6期,第2卷第1-2,4-6期,1940年。


10《掷骰戏》,P·梅里美作,黎烈文译,现代文艺第1卷第2期,1940年。

11《“落水”与“出水”》,《现代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25日

12《苏联的集体农场》C·维德纳作,六曾译《改进》半月刊第3卷第9期。1940年

13《模仿与创作》,《现代文艺第3卷第3期,1941年6月25日。

14《偶像之变形》,《现代文艺第3卷第4期,1941年7月25日。

15《伟大的命运》苏联F·克洛勒作, 林取译,《现代文艺》第5卷第2期,1942年5月25日

16、《略论文化总动员》,《新福建》1卷3、4期合刊,1942年4月30日。


17《再会罢》, 美国A·玛尔茨作 林取译,《现代文艺》第5卷第6期,1942年9月25日

18《第九十六个女人》, 苏联·L·梭罗维耶夫, 林取译,《现代文艺第6卷第3期,1942年12月25日。

19、《热烈的握手》,《改进》第7卷第1期,1943年5月。


20《方形堡的攻克》,P·梅里美作,黎烈文译,《改进》第7卷第6期,1943年。

21《热烈的握手(卷头言)》,《改进第7卷第1-2期,1943年。

22、《深刻的印象》,黎烈文译,《联合周报》第三号“笔会”,1944年。


23、《同情的援助》,《联合周报》第七号“笔会”,1944年。









1945年1月黎烈文女儿黎慰之出生于永安








黎烈文的前妻严冰之(林洪通 提供)








1959年农历4月,56岁的黎烈文与许粤华、黎慰之、黎忍之合影








黎烈文与许粤华1942年摄于永安








黎烈文与许粤华1944年摄于福建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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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著名的军事、政治评论家杨潮(羊枣)

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著名的军事、政治评论家杨潮(羊枣)



(111)羊枣烈士的儿媳林佑(中)、长孙杨南征(左)及本文作者林洪通


抗战时期著名的军事、政治评论家杨潮(羊枣)

林洪通




(35)③中共地下党员羊枣(杨潮)③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没有忘记,一位驰誉新闻战线的巨子、著名的新闻时事、军事、政治评论家、共产党员杨潮(羊枣),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7月,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入狱,19461月囚死于杭州狱中。一代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为宣传反法西斯斗争作出重大贡献的新闻巨子,却牺牲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屠刀之下,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迫害革命知识分子、摧残人生自由和进步文化的罪恶行径。


杨潮,原名杨廉政,字九寰,笔名羊枣、朝水、洋潮、易卓、潮声、杨丹荪。他190058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一个封建大家庭。父亲杨会康为清末举人。在17位兄弟姐妹中,杨潮排行第四。杨潮少年读私塾,14岁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潮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洪流中,当年被清华学校开除,因此受到父亲训斥。但经过“五四”运动锻炼洗礼的杨潮,更加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家的日益衰败,他认定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改名为杨九寰,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1921年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杨潮也转入交通大学机械系就读,与陆定一同学。1923年杨潮以全系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交通大学。后任职于上海“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考工科。由于杨潮对音乐和戏剧有爱好,因而曾业余从事“明月歌舞社”活动。1926年,杨潮加入了有志于电影事业的同仁组织“俭德会”,在上海闸北经营“百星电影院”,与外国资本在租界的“大光明”等电影院竞争。他1930年又在汉口开办“百星”影院,但因得罪当地流氓,影院被捣毁,损失惨重。不久上海影院亦被外国资本挤垮,“俭德会”影业全部破产,债台高筑。1932年,为清偿债务,杨潮向其父亲求援,遭到拒绝。自此,杨潮与他的封建家庭断绝了关系。




1946年5月19日,上海文化界、新闻来举行羊枣追悼会,郭沫若主持。


1932年,遭到了现实生活沉重打击的杨潮,处在苦闷、彷徨之中,产生了探索新道路的念头。这时,杨潮的六妹杨刚从北京来到上海。杨刚是1930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在杨刚的帮助下,杨潮明白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从此,他为追求真理,勤奋攻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大量马列主义著作,不倦地追求真理,逐步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并终于抛弃了民主个人主义的立场,坚信马列主义,决心走向革命。

1933年,在上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杨潮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年初,由周扬介绍,杨潮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在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始从事党的秘密活动。下半年,经周扬介绍,杨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羊枣烈士证书4


1934年,杨潮担任“左联”宣传干事,并参加了“文艺理论研究委员会”。他在“左联”报刊和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申报》副刊《自由谈》、《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等报刊发表杂文和科学小品,并以杨丹荪的笔名翻译出版了《今日之苏联国》一书,全面介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9月,又在《文学新地》创刊号上发表译作《马克思论文艺》。这年秋天,杨潮担任了“左联”宣传部负责人。他曾与鲁迅有过两次书信往来(见《鲁迅日记》),将自己有关文艺理论方面的译作请教鲁迅先生。

1935年,杨潮辞去上海铁路局的职务,到了桂林,在陈望道主持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撰写了《现阶段学生运动的检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等文,发表在桂林《月牙》杂志。19366月,广西师专停课,杨潮回到上海,在塔斯社上海分社任翻译。根据抗日救亡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杨潮开始转而研究新闻时事,撰写军事评论和政治论文。1938年上海沦陷,他仍坚守在上海“孤岛”租界,为报刊撰写社论、专论,分析抗战形势,鼓舞民众必胜的信心。



(35)⑥陆定一同志吊唁羊枣的挽联⑥


1939年底,杨潮离开上海到香港,在金仲华主编的《星岛日报》任军事记者。这时开始用“军事记者羊枣”笔名撰写论文。在香港的两年间,羊枣在《星岛日报》、《世界知识》、《华商报》等报刊发表了近百万字的军事评论及译文。这些文章内容翔实,笔调明快,立论有据,见解独到,常能作出准确判断,击中敌人要害,给南方诸省和海外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此期间,羊枣还参与了范长江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并在其附设的青年新闻学院授课;1940年,羊枣担任国际新闻社编委,为该社撰写了许多专论。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经党组织营救,一批进步作家撤到内地,羊枣也到达桂林,撰写出版了《太平洋的暴风雨》一书。19424月,经国际新闻社介绍,到湖南衡阳主编《大刚报》。本来奄奄一息的《大刚报》,经羊枣主持笔政数月,即以内容进步、消息迅速而受到读者欢迎,日销万份。19436月,因《大刚报》坚持不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充斥反共叫嚣的电讯,羊枣受到特务迫害,不久被解聘。此后的一年时间,他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力报》等报刊继续发表军事评论。

1944年春,日军准备进犯湘桂,在衡阳的多数进步文化工作者准备西撤。羊枣精辟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日寇打通湘桂、粤汉铁路以后,将顾此失彼,兵力分散,东南一隅可能出现偏安局面。他决定到东南一带开辟抗日宣传阵地。

19446月,经金仲华介绍,通过谌震向福建省国民政府主席刘建绪推荐,羊枣即受聘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

这时的永安,由于福建省会内迁已六年,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身份隐蔽的中共地下党员、爱国民主人士汇集于此,开展了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化活动,永安也因而成了抗战时期我国东南一带的抗战文化名城。

羊枣到永安后,刘建绪优礼相待,聘为福建省政府参事、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研究组组长。7月底8月初,又被永安的一家进步报纸《民主报》的总编辑颜学回(国民党内坚持抗日爱国的左派人士)聘为该报主笔,为该报撰写社论和专论。813羊枣在《民主报》“每周评论”栏发表了他到永安以后撰写的第一篇署名论文《只有牺牲才有胜利》,文章除热情地赞扬衡阳军民坚守孤城45天的爱国牺牲精神之外,也鞭挞了因国民党最高当局消极抗战而造成被动挨打的惨败。该文还以“每条河都有苏联人的血”为小标题,热情赞扬苏联军民的牺牲精神。820发表了《普遍实现联合作战》,828发表了《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的署名文章,讴歌了人民力量的伟大,提出“重建我们的全民抗战问题”。他写道:

“如所周知,我们的抗战是全民抗战。如果我们要克服我们一切物质的不利点,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本质的最大有利点彻底发挥与利用;换言之,即我们必须把全民抗战真正实现在全民的基础上,必须使每一个民众动员起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本身而战斗……。一切善恶都是相对的,但人的行为却也有一个最后的衡量:它是否为了大多数人民,为了人类整个的利益。同时也只有真正为人民的利益的行为,才必然得到最后的成功。”



参加羊枣追悼会的文化界、新闻界人士


马叙伦先生在羊枣追悼会上致悼词


这些观点出现在国统区的《民主报》的报端,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民抗战”的主张。羊枣除先后在《民主报》发表9篇署名文章之外,还撰写了大量未署名的社论。羊枣十分重视和善于利用《民主报》这块阵地。为了赶写每天的社论(该报每天发一社论,有时一天发两篇),自19449月起,羊枣邀集了在永安的进步文化人士李达仁、赵家欣、叶康参、余志宏、谢怀丹、李由农、郑书祥、谌震等人组成社论撰写委员会。[笔者在主持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其间,曾于1992年9月,邀请当年与羊枣共事的李品珍(即李达仁)、赵家欣以及王一帆等三位老同志汇聚永安,为时7天,阅读、研究、辨认我们所征集到的360多篇《民主报》社论究竟出自谁的手笔。主要目的是确认羊枣写的文章究竟有几篇。他们根据当年羊枣的写作风格,笔锋所向,加之细致的回忆和研究,然后才郑重地审慎地确定出自羊枣手笔的社论。他们在确认证实出自羊枣手笔的每一篇文章后,均一一签名在案,以示负责。这样我们才敢于向世人公布羊枣在永安撰写文章的数量和篇目。]据不完全统计,自1944年至19456月底羊枣被捕前,羊枣在该报发表的社论、专论(包括署名)就有76篇,12万字。如《法国的内地军》、《太平洋新攻势》、《巴尔干解放战》、《莫斯科会议的任务》、《意大利的新生》、《论西欧集团》、《论苏军的胜利》、《伟大的胜利》、《最后决战前的欧洲战局》、《纵谈我国战局》、《日本颤栗了》、《今日之苏联》等文均出自羊枣手笔。这批社论的发表,不但在国统区的报刊上独树一帜,而且刷新了《民主报》的论坛。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宣传阵地,羊枣以独当大任的魄力提出建议,要出一种国际时事刊物,定名为《国际时事研究》。此议立即得到省社科所所长王亚南和研究员章振乾、省政府秘书长、爱国进步人士程星龄的支持。并请省政府主席刘建绪题写了刊名,使刊物顺利出版发行。《国际时事研究》是羊枣在永安全力主编的一个刊物。于194491创刊,到1945625止,共出了39期,每期2万多字,其中二分之一的篇幅是羊枣的论著。(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到的完整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是从福建省图书馆、建瓯县图书馆、福建师大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几个图书馆征集凑齐的一套刊物,因为没有一个图书馆有成套无缺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尽管当时永安的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但羊枣为了使刊物不脱期,每每秉烛达旦,日出万言。连那些精心绘制的战地形势图,也出自羊枣手笔。他工作态度十分认真,原稿总是用毛笔写得清清楚楚才送去排印,真是一丝不苟。《国际时事研究》周刊自创刊到被迫停刊的十个月时间里,羊枣共发表了54篇文章,40余万字。这些文章大体可分为军事评论和政论两大类。


羊枣弥留之际与夫人沈强合影


1944年底,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从南平迁往永安,羊枣被聘为美新处顾问,为国际新闻特辑撰稿。羊枣精通英文,他每天在美新处阅读大量的英文资料,为他撰写论文提供了优越条件。他以娴熟的军事政治理论修养,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和同盟国敌我双方在欧、亚各个战场的战略战役态势,用犀利的文笔,作出精辟的论述。文章思路敏捷,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预见性强。读者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看清战争的现状,也看到战局的发展前途。他所写的《战神降临敌帝国》、《返回菲律宾》、《决定意义的大海战》、《太平洋战争新局势》、《环绕世界战场》、《历史空前的攻势》、《人类命运在铸造中》、《从柏林到东京》等一系列军事论文,对战争的全局和每一重大战役都能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判断。羊枣对战争双方的历史和现状都有深刻的研究,对战略战术有丰富的知识,因而敌对双方战斗的结果往往恰如他所分析。例如,1945521在《国际时事研究》第35期发表的《从柏林到东京》一文中,在详细地、科学地计算了美国和苏联军队东调所需的船只、车辆的数量和时间的基础上,预测了对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间,写道:

“如果苏联参战,如果美空军对敌国本部的战略轰炸特别有效,如果我军反攻有力,在总攻发动后或甚至以前,日本都可能投降。”

果如羊枣所料,这篇文章发表不到三个月,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了。羊枣的军事论文,在战时是战斗的武器,在战后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有学术价值的论著。

羊枣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军事评论家,也是杰出的政论家。他在《国际时事研究》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欧洲现实政治与英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从莫斯科看欧洲》、《歧路上的法兰西》、《德意志的悲剧》、《解决欧洲问题的关键》等一系列论文,对当时各国所采取的政治策略的历史背景及现实需要,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教给人们“从两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对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这两个支配历史事件的基本因素去分析欧洲和国际政治,引导读者穿过历史的迷雾,去寻求纷繁万端的世界政治军事演变的本质。指出了人类历史进程是不可抗拒的,决定欧洲和世界局势主要不是哪一个强国的军事和外交行为,而是绝大多数的人民;指出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前途。从而,鼓舞人们抗击法西斯侵略和拯救民族危难的信心和勇气。因此,《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成为当时我国东南地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刊物,给东南各地的读者和海外读者留下深远的影响。

羊枣在永安的13个月时间里,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他一面广交各界进步人士,热情帮助青年,举办时事讲座,一面搞译著、写评论,献身抗战进步文化事业。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他在永安撰写发表的文章共达140多篇,七八十万字。羊枣的一枝如椽大笔,为反对国际法西斯,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受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端仇视。

正当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19457月,极少数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制造了一起以迫害羊枣等进步文化人士为主要对象的永安大逮捕事件。羊枣于715被顽固派特务逮捕。在一个月中,特务在永安和福建各地逮捕了29人,拘留和软禁各1人。这一事件就是震惊中外的“羊枣事件”。亦称“永安大狱”

羊枣被捕后,先囚禁于永安上吉山的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监狱。86日被解往江西铅山,囚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直属联络站。抗战胜利后转羁杭州。他在狱中同顽固派特务进行坚决斗争,大义凛然,还翻译了美国作家克拉伦斯·戴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少将军衔待遇引诱羊枣为他们办报,要他写“悔过书”,“参加国民党”。羊枣不屈于威胁利诱,严辞拒绝。由于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羊枣终于在1946111日被虐死于杭州狱中,时年46岁。

羊枣之死引起全国新闻界、文化界的极大愤慨。上海记者金仲华等61人发表抗议声明,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暴行,要求释放福建全部被捕人员。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和大量通讯及悼念文章。美国新闻界24位著名人士、加拿大群众团体和华人团体致电国民党政府或发表声明,对羊枣之死表示强烈抗议。1946519日,上海各界人士一千多人由郭沫若主持举行羊枣追悼会,马叙伦、许广平、田汉等讲了话。在众多挽联中,陆定一送的挽联写道:“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缧绁蒙冤,囹圄殒生,重重惨痛绝人寰”。


羊枣在永安走完了他一生中事业最为执著、战绩最为辉煌的一程。他是新闻战线的杰出代表。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不畏权势,不受利诱,直至献出生命,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高尚品格。羊枣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为后人所缅怀。


(35)⑦羊枣之子杨朝汉在羊枣墓前⑦

羊枣唯一的儿子杨朝汉1982年在整理他父亲的简略传记时,回忆到1937年底在上海,父亲把他送去新四军时曾稚气地问父亲:“爸爸,许多人都到延安去了,你怎么不去延安?” 父亲平静地回答:“党还需要人留在这里工作。” 那年杨朝汉才16岁。自离别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的杨朝汉在《后记》中痛心地写道:“万万没有料到,抗战初期在上海的分别,竟成了我和父亲的永诀!” “永别了,亲爱的父亲!您那从容赴义,义无反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子孙后代的心中,永远活在中国革命人民的心中。”

20057月于永安,20127月修订)

(原载《大江南北》月刊2008年第9期)


2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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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著名的军事、政治评论家杨潮(羊枣)(2)

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著名的军事、政治评论家杨潮(羊枣)(2)


附录1羊枣在永安发表的论文目录

空军战略的发展                                    《改进》312

联合作战在太平洋                                《改进》95

解放浪潮在欧洲                                    《国际时事研究》第1

罗斯福访问夏威夷后的太平洋战场    《国际时事研究》第1

震撼欧洲的一周间                                《国际时事研究》第2

德军失败的原因                                    《国际时事研究》第2

倔强的波兰人                                        《国际时事研究》第2

芬兰终于明白了                                    《国际时事研究》第2

德国现在会投降吗                                《国际时事研究》第3

箭在弦上的太平洋新攻势                    《国际时事研究》第3

战栗新攻势前的敌国                            《国际时事研究》第4

两次魁北克会议                                    《国际时事研究》第4

粉碎敌寇的救命攻势                            《国际时事研究》第5

锁钥地带的鏖战                                    《国际时事研究》第5

洲还有艰苦的斗争                                《国际时事研究》第6

英国与太平洋战争                                《国际时事研究》第6

战神降临敌帝国                                    《国际时事研究》第7

打开欧洲新局面的新莫斯科会议        《国际时事研究》第7

返回菲律宾                                            《国际时事研究》第8

东线攻势在展开                                    《国际时事研究》第8

怎样突破西墙                                        《国际时事研究》第8

白热化的美国大选                                《国际时事研究》第8

决定意义的大海战                                《国际时事研究》第9

酝酿中的欧战新局势                            《国际时事研究》第9

太平洋战争新局势                                《国际时事研究》第10

亟待打开的欧洲战局                            《国际时事研究》第11

冬季攻势在西线                                    《国际时事研究》第12

争夺日本的大战开始                            《国际时事研究》第13

莱茵河上的守望                                     《国际时事研究》第13

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                             《国际时事研究》第14

环绕世界战场                                         《国际时事研究》第14

三年的太平洋大战                                 《国际时事研究》第14

欧洲现实政治与英国                             《国际时事研究》第1516期连载

岁暮年头看战局                                     《国际时事研究》第16

战略战术在欧洲                                     《国际时事研究》第17

展望太平洋战场                                     《国际时事研究》第18

历史的报复                                             《国际时事研究》第19

希特勒的决死挣扎                                 《国际时事研究》第19

历史空前的攻势                                     《国际时事研究》第20

从菲律宾到缅甸                                     《国际时事研究》第20

从维斯杜拉到奥德河                             《国际时事研究》第21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论美国的欧洲政策                        《国际时事研究》第22

伟大胜利与伟大前途                             《国际时事研究》第23

对敌国心脏的攻势                                 《国际时事研究》第24

最后胜利的保证                                     《国际时事研究》第24

促进新时代的宪章

——论克里米亚会议的成就        《国际时事研究》第25

歧路上的法兰西                                    《国际时事研究》第26

东西并进的压迫                                    《国际时事研究》第27

清算幻想  加紧努力                              《国际时事研究》第27

从莫斯科看欧洲                                    《国际时事研究》第2829期连载

会师东京迈进                                        《国际时事研究》第31

最后的总攻                                            《国际时事研究》第32

人类命运在铸造中                                《国际时事研究》第33

德意志的悲剧                                        《国际时事研究》第34

从柏林到东京                                        《国际时事研究》第35

黎明的欧洲                                            《国际时事研究》第3639期连载

为了祖国的光荣                                     《联合周报》第1

敌国阁潮的前因后果                             《联合周报》第1

从史达林格勒到柏林                             《联合周报》第23

鸟瞰世界战局                                         《新福建》第5卷第6

敌寇的企图                                             《新福建》第6卷第1

巴黎的解放                                             《新福建》第6卷第2

东线的伟大胜利                                     《民意》第1卷第2

欧洲的现实问题                                     《东南日报》19456

只有牺牲才有胜利                                 《民主报》1944813

普遍实现联合作战                                 《民主报》1944820

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                             《民主报》1944828

法国的内地军                                         《民主报》1944829

泛论浙局                                                 《民主报》194492

法北之战及其以后                                 《民主报》194495

滇缅战争                                                 《民主报》1944910

剧变中的欧洲战局                                 《民主报》1944911

如何加强军队战斗力量                         《民主报》1944912

从魁北克会议看日寇的命运                 《民主报》1944913

太平洋新攻势                                         《民主报》1944918

西欧的决定战役                                     《民主报》1944920

统一团结——粉碎敌人的攻势             《民主报》1944924

从强森谈话说起                                     《民主报》1944927

巴尔干解放战                                         《民主报》1944930

请英国考虑一下                                     《民主报》1944102

欧战现势                                                 《民主报》1944107

还须千百倍的努力                                 《民主报》1944108

猛炸硫、台的意义                                 《民主报》19441014

莫斯科会议的任务                                 《民主报》19441017

加紧努力、刻苦奋斗                             《民主报》19441022

向东普鲁士进军                                     《民主报》19441026

敌寇海军冒险出战                                 《民主报》19441027

意大利的新生                                         《民主报》19441028

匈牙利之战                                             《民主报》1944114

泛论滇缅军事                                         《民主报》1944116

德国的亡命挣扎                                     《民主报》19441116

西线新攻势                                             《民主报》19441125

对日空中攻势展开                                 《民主报》1944122

意大利的政潮                                         《民主报》1944126

太平洋战争三周年                                 《民主报》1944128

迅速解决希腊内争                                 《民主报》19441215

菲战新阶段开始                                     《民主报》19441218

论法苏同盟与互助条约                         《民主报》19441222

论西欧集团                                             《民主报》19441224

菲战结束的开始                                     《民主报》1945110

空前的渡海远征                                     《民主报》1945 113

决定的一周                                             《民主报》1945120

苏军入德与亚洲战局                             《民主报》1945123

论苏军的胜利                                         《民主报》1945126

欧战结束在望                                         《民主报》194521

伟大的胜利                                             《民主报》194527

最后阶段的前夕                                     《民主报》1945210

论准备反攻                                             《民主报》1945213

克里米亚会议之成就                             《民主报》1945215

美海军突攻东京(社论一)                 《民主报》1945217

太平洋上的联合作战(社论二)         《民主报》1945217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民主报》1945225

土耳其向轴心国宣战                            《民主报》1945226

东西协同的攻势                                    《民主报》194533

西线新攻势的首次大捷                        《民主报》194539

美军登陆日本前夕                                《民主报》1945323

最后决战前的欧洲战局                        《民主报》1945326

美军登陆硫球的意义                            《民主报》1945327

再论欧洲战局                                        《民主报》1945330

论德国的“地下抵抗”                        《民主报》194546

准备配合苏军作战                                《民主报》1945410

论硫球战役的意义                                《民主报》1945417

论豫鄂之战                                            《民主报》1945421

德境战局展望                                        《民主报》1945426

纳粹帮匪的最后一计                            《民主报》1945430

伟大的胜利                                            《民主报》194555

从德国无条件投降看太平洋战争        《民主报》194558

管制德国与消灭法西斯毒菌                《民主报》194559

湘西之战与敌寇企图                            《民主报》1945512

论义北事件                                            《民主报》1945521

法国与叙、黎之争                                《民主报》1945524

审判贝当                                                《民主报》1945529

论表决程序                                            《民主报》1945531

纵谈我国战局                                        《民主报》194564

提前举行五强会议                                《民主报》194568

美印僵局展望                                        《民主报》1945619

旧金山会议的成就                                《民主报》1945626

日本颤栗了                                            《民主报》1945627

英国的竞选                                            《民主报》194574

今日之苏联                                            《民主报》194579

   

  


羊枣儿子耿青的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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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驰名中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

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驰名中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



 曾经准确预言日本投降结局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主编羊枣(中共地下党员)



抗战时期驰名中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周年了。然而现在的青年一代很少人知道,60多年前在福建中部一个小小山城永安,曾经出现过一家驰名中外的评论国际时事的刊物--《国际时事研究》周刊。

《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是抗战时期由中共地下党员在战时福建省会永安创办的一份以评论国际时事和军事动向为主的政治性刊物。194491日创刊,为1612版,每周一期,每期2万多字;1945625日永安大逮捕前夕被迫停刊,共出39期。

《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由羊枣(中共地下党员)主编,李达仁(中共地下党员)、谢怀丹(中共地下党员)为编辑。

羊枣19446月经金仲华介绍,由谌震(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向刘建绪推荐,得刘同意即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被聘为省政府参事、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组组长。羊枣来到永安后,8月间即为《民主报》撰写“每周评论”,之后被聘为《民主报》主笔。



(109)《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第35期封面


(108)《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第1期封面


     这时,羊枣以独当大任的魄力提出建议,要出一种国际时事刊物,定名为《国际时事研究》。当时社科所所长王亚南、研究员章振乾等人都极力支持。李达仁和谢怀丹是社科所的助理研究员,就参加了编辑工作。但要出刊物不用官方名义难于生存,还必须请省政府支持,于是羊枣即与省政府秘书处编辑室的进步文化人士李由农、赵家欣、谌震、叶康参、董秋芳、钱念文等人商量,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并很快得到省政府秘书长、爱国民主人士程星龄的支持和省主席刘建绪的同意,并通过谌震请刘建绪题写了刊名,即以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和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名义共同编印。这是羊枣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范例。这样就避免了图书审查机关找麻烦。由于羊枣的周密筹划和辛勤写作,李达仁、谢怀丹的积极配合,稿子很快发到省政府印刷所排印,一份1612版的《国际时事研究》即于91日正式出刊。第1期刊登了羊枣的两篇论文:《解放浪潮在欧洲》、《罗斯福访问夏威夷后的太平洋战场》和羊枣画的《法国战场图》及《世界大事记》。此后羊枣每期都撰写12篇论文刊登。虽当时永安的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在为《民主报》撰写社论的同时,为了使周刊不脱期,几乎每天都秉灯达旦,日出万言。连那些精心绘制的战地形势图,也是出自羊枣手笔。他工作态度十分认真,原稿总是用毛笔写得清清楚楚送去排印。还亲自到省政府印刷所去校对清样,真是一丝不苟。李达仁则在每期的刊物上翻译发表12篇介绍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情况的文章。如译自美国《时代杂志》的《狄托其人与狄托其事》是最早介绍铁托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和游击队反对法西斯的文章。当时中央社还没有这方面的报道。谢怀丹收集资料,每期编辑约1800字的《世界大事记》登在12版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编年史料,取舍严谨,编辑独出心栽,极有参考价值。

《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所报道的新闻时事快捷及时,材料新颖,特别是羊枣的文章,最受读者欢迎。因此该刊成为当时最为注目的权威性读物。该刊由东南出版社总经销,行销我国东南各省,后来还通过美国新闻处发往国外。

1944年底,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从南平迁往永安,羊枣被聘为顾问。羊枣精通英文。他每天在美国新闻处阅读彭世祯处转来的大量英文资料,为他撰写论文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以高度的社科理论修养,分析轴心国和同盟国敌我双方在欧、亚各个战场的战略战役态势,用犀利的文笔,作出精辟的论述。文章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预见性强。读者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看清战争的现状,也看到战局的发展前途。他所写的《战神降临敌帝国》、《返回菲律宾》、《决定意义的大海战》、《太平洋战争新局势》、《环绕世界战场》、《历史空前的攻势》、《人类命运在铸造中》、《从柏林到东京》等一系列论文,对战争的全局和每一重大战役都能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对战争双方的历史和现状都有深刻的研究,对战略战术有丰富的知识,对战斗双方的历史地理和指挥人员的性格特点也了如指掌。因而敌对双方战斗的结果往往恰如他所分析。例如,1945521在《国际时事研究》第35期上发表的《从柏林到东京》一文中,在详细地、科学地计算了美国和苏联军队东调所需的船只、车辆的数量和时间的基础上,预测了对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间,写道:“如果苏联参战,如果美国空军对敌国本部的战略轰炸特别有效,如果我军反攻有力,在总攻发动后或甚至以前,日本都可能投降。”果如羊枣所料,这篇文章发表不到三个月,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110)1945年5月18日羊枣论文《从柏林到东京》的末尾部分,预料日本即将投降。果如羊枣所料。


金仲华在1946216日出版的《世界知识》第十三卷第四期上发表的一篇《悼军事评论家羊枣》的文章中,曾作这样的评价:

“抗战八年间,在出现报章刊物上的极少数军事评论家的中间,羊枣是特殊杰出的一个。他的冷静判断,他的明快的文笔,使他对于每一次军事局势的发展,无论是国内的或世界的,都能作出非常详尽而深刻的分析。我们应当把他的军事论文,和美国的麦克斯·威尔纳与伊利奥特少校、英国的佛勒少将与李特尔哈特上尉并列。”

羊枣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军事评论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政论家。他在《国际时事研究》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欧洲现实政治与美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从莫斯科看欧洲》、《歧路上的法兰西》、《德意志的悲剧》、《欧洲的现实问题》、《解放欧洲问题的关键》等一系列论文,对当时各国所采取的政治策略的历史背景及现实需要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教给人们“从两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对立”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这两个支配历史事件的基本因素去分析欧洲和国际政治,引导读者穿过历史的迷雾,去洞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5年这27年间欧洲错综复杂的历史,去寻求纷繁万端的世界政治军事演变的本质。指出了人类历史进程是不可抗拒的,决定欧洲和世界局势主要不是哪一个强国的军事和外交行为,而是绝大多数的人民;指出民主、民族解放必然胜利的前途。例如,在《欧洲现实政治与英国》一文中,对南斯拉夫问题的论述中说:“……在南斯拉夫境内却勃起了那个真正与法西斯侵略者抗战的狄托和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与人民解放军。”“南斯拉夫十分之九的土地,是由南国人民自己解放的,而南国的解放军更与苏军并肩北进,协助进行匈牙利与奥地利的解放。”鼓舞人们抗击法西斯和求解放的信心。

《国际时事研究》从创刊到停刊的十个月时间里,刊登了羊枣的军事、政治评论文章54篇,40余万字。李达仁撰写的论文和译文30多篇,周国钧的译文20多篇,还有郑庭椿、叶章敏(即叶康参)、彭世祯、陈美柏、彭亮材、谢怀丹、朱绍仪、叶公胤、美辛等人的部分译文和论文。39期刊物共达80多万字。

《国际时事研究》周刊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但也受到极少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19457月,在永安发生了一起以迫害进步文化人士为主要目标的大逮捕事件——“羊枣事件”,国民党特务逮捕了羊枣、李达仁,《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即被扼杀。

                                 20057月于永安,20127月修订)

(原载《福建新闻史料》199312期)

参考资料:

《国际时事研究》1-39期(笔者在任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曾组织力量前往各地征集这一刊物。后来终于从福建省图书馆、建瓯县图书馆、福建师大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几个图书馆征集凑齐了一套《国际时事研究》周刊。

任远:《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

     《羊枣事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

《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新华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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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之《他们无愧为羊枣烈士的后代》

林洪通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之《他们无愧为羊枣烈士的后代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233页至238页《他们无愧为羊枣烈士的后代》

他们无愧为羊枣烈士的后代

林洪通


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羊枣(杨潮)烈士的后代怎么样?这是人们所关心的事情。金秋时节,北京的阳光格外明媚。我趁在北京小住之机,于2006年10月6日到马神庙拜访了羊枣儿媳林佑和长孙杨南征。



(111)羊枣烈士的儿媳林佑(中)、长孙杨南征(左)及本文作者林洪通


    他们很热情,但时间很匆促。因林佑次日一早要赴美国探亲(其长女和次子在美工作)。赴美行装尚未准备好,特别放下手中的事接待我的造访,真令我过意不去。她和杨南征邀我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我翻拍了民政部颁发给他们的羊枣烈士证书照片。林佑送我一册《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和几件资料后,我便匆匆告辞。

林佑今年已83岁。是一位1939年即参加新四军,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斗洗礼的刚强女战士,至今仍精神矍铄,行动敏捷。她83岁高龄尚能独自一人乘坐13小时飞机赴美还满不在乎,便可知其身体的康健。

羊枣唯一的儿子杨朝汉,现名耿青。他16岁那年,即1937年年底,在上海,羊枣就委托好友钱俊瑞把他带到新四军。当年他曾稚气地问父亲:“爸爸,许多人都到延安去了,你怎么不去延安?”父亲平静地回答:“党还需要人留在这里工作。”①万万没有料到,抗战初期在上海的分别,竟成了他和父亲的永诀!

儿子不负父亲重望,第二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在部队历任宣传股长、营教导员、文化科长、团政委、师副政委、政委等职;解放后,他先后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党委常委,科学技术部党委书记、副部长、部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党委委员、科研设计局党委书记、局长、综合计划局局长、科研生产局局长等职。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他作战勇敢,在部队政治工作上多有建树。抗战期间,他先后参加和指挥大小战斗60余次,荣立一等战功,成为新四军二师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1946年他受党的派遣,到内蒙少数民族地区组织革命武装,在国民党策动民族武装叛乱的恶劣环境中,他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为党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和巩固了革命武装。

1948年,他任东北军区七纵队十九师五十五团政委时,把战时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诸兵种协同作战紧密结合起来,创立了“合同立功运动”,并被东北军区推广,为此荣立大功一次。在抗美援朝金城反击战役中,他和师长领导一三○师进一步运用这一经验,保证部队在整个战线上首先实现了突破。

他从50年代末期开始,从政工人员改行担任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组织领导工作,是我国航天事业早期的组织者之一。1959年春,奉周总理之命,他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党委常委、科学技术部部长等职。为了适应新的工作需要,他从头学起,在很短时间内,就由外行变成了内行。正如有领导同志所说:“他是三八式干部中知识水平较高的,较出色的一位干部。”1960年秋,在聂帅督战,他受命组织指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的发射,从押运到发射,任务异常艰巨。“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后,他继续组织科研人员,投入一系列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他长期担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机关助手,始终战斗在国防科研工作第一线,作了大量的科技组织领导工作,并多次协助领导制订航天事业发展的方向、规划、技术途径,组织大型试验、大型工程和重大技术的协调工作。他还按照领导意图亲自动手起草了许多呈报中央的有关重要报告,特别是组织并拟订了航天事业的第一个条例和有关规章制度,对加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和科研工作的正规化、科学化作出了贡献。在他积极倡导和参与下,筹建了中国宇航学会,并被选为第一任秘书长。他在科技组织管理岗位上,身体力行,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实行业务领导紧密结合起来,认真贯彻周总理关于研究、设计、生产相结合,研制、生产、使用相结合的科研工作方针,作出了优异的成绩。



(35)④1983年出版的《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封面④


   然而,在“文革”中,他却遭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批斗百余次,被打掉六颗牙。“九.一三”事件后他被解放出来,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于1981年调任中国科协咨询工作部部长。因工作过于繁忙,积劳成疾,不久,癌症复发。因他对父亲的感情极为深厚,一心梦想搜集父亲遗著,这时他才开始整理父亲文稿。他在病榻上编辑了一本《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收集羊枣论文32篇,28万字,由周扬、钱俊瑞撰写序言。他在该文集《后记》中写道:“永别了,亲爱的父亲!您那从容赴义、义无返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全家子孙后代的心中,永远活在中国革命人民的心中!”②该书1983年5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可惜,他未及看到出版发行,便于1983年4月溘然长逝,终年62岁。他无愧为羊枣烈士的后代。

羊枣的长孙杨南征,现年57岁,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工商管理博士,沃尔吉明(北京)技术开发院创始人、执行董事、技术总监。他1968年入伍,从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副营级参谋、作战副处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直至军事科学院研究员。80年代初,他在全军率先引进计算机作战模拟技术,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并多次立功,成为中国作战模拟技术开发应用的领先者。杨南征自1980年以来不断搜集、整理国外兵棋资料,陆续发表《智能军队》、《兵与棋》、《虚拟演兵》等专著和专论,成为中国兵棋研究第一人。1993年退伍后,杨南征应用兵棋技术建立“虚拟军事学院”,“从玩电子游戏的孩子里培养中国的下一代将军”,1994年就独立设计、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款原创战争游戏软件《神鹰突击队》,因此又被誉为“中国军事游戏第一人”。

兵棋技术的用途之一是对战争发展的趋势进行预测。我不知道这是否巧合,羊枣的多数军事论文也是对当时的战局进行预测。杨南征认为,这是他祖父、父亲注入自己潜意识里的东西。这种潜意识的遗传似无所不在。例如,杨南征的女儿叫杨羊(纪念羊枣之意),也从事软件行业。杨南征强调:羊枣当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局势发展的预测之所以那么准确,就是因为羊枣掌握正确的分析方法,又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在永安美国新闻处时所获资料尤为重要。因此他对羊枣在永安撰写的140多篇二战预测性论文怀有强烈的研究欲望,准备将其逐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结局相对照,并用他的兵棋推演进行研究,探索战争预测的深层规律。

杨南征有感于我们为他提供了较全的《羊枣在永安发表的论文目录》,于2006年10月13日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谢谢您发来的羊枣论文目录。令人惊讶,竟有142篇之多!这件工作是我父亲毕生梦想做而没有做成,应当由羊枣第三代来完成的。未曾想在他去世23年后,我们看到了永安的这一部分完整的论文目录。这是羊枣最成熟和最主要的学术成果。为此,我们全家非常感谢您与您的同志们做的大量工作。并希望在您的帮助下,能早日见到这些论文。

现在,羊枣的第三、四代致力于继承先辈的理想,正在作出可喜的贡献。这四代人均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和祖国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努力,这样的家庭并不多见,使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和钦佩。而他们对永安人民、永安市委和我们党史工作者也有深厚的感情。10年前,为了纪念羊枣牺牲50周年,我们在《永安党史资料》上出了一期专刊,刊登了我省新闻界知名人士黄明、赵家欣等同志关于纪念羊枣的6篇文章,该刊寄给林佑后,她于1996年4月28日给我们寄来了热情洋溢的来信函:“收到贵室编的《永安党史资料》第155期《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先辈革命精神》专刊,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潮烈士的后代,以无限感激的心情,向永安市委领导,向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全体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这份文件反映了永安市委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形势下,狠抓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具体活动之一,体现了永安市委正确地贯彻了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正确地领导了永安市人民的政治、经济建设。羊枣同志仅仅是革命烈士之一,但用这一事实弘扬先辈革命精神,十分重要而紧迫。在今天市场上的报刊杂志中,这种充满为革命无私奉献精神的革命事例太少了。我带领杨潮烈士的儿孙们,认真学习了这份文件,并用文件中很多与杨潮同志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撰写的文章,激励今天正在成长的青年,期待着他们以烈士为榜样,建设我们的祖国。”

我们作为永安人,有感于永安这座小小山城,曾经涌现出一代革命的文人志士,有过如此傲人的文化业绩,当引为自豪。我想这对于永安的年青一代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前不久,我的一位宁化县朋友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看了我发给他的有关材料后,来信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您在信件中介绍一位革命老前辈或是叙述革命年代的一些事件的时候,我总是能够获得一段时间内心的平静和思想的放松,让我从心灵上暂时离开了目前这个物欲横流、缺少精神寄托的社会。”这也许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意义所在吧。

                         (2006年10月初稿,2012年10日修改)

(原载《炎黄纵横》月刊2007年第2期)

注:①、②《羊枣政治军事评论先集》371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抗战时期著名的军事、政治评论家杨潮(羊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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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抗战省会永安,“永安大狱”中年龄最小的囚徒陈耀民

林洪通编著:抗战省会永安,“永安大狱”中年龄最小的囚徒陈耀民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239页至254页《“永安大狱”中年龄最小的囚徒陈耀民》

“永安大狱”中年龄最小的囚徒陈耀民

林洪通

抗战时期,在“永安大狱”事件中,陈耀民是年龄最小的囚徒,就因为写文章在报上发表,年纪轻轻,未满18岁就被国民党顽固派抓去坐牢。而又因为这一次坐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叛徒”,在福州城“万人大会”上遭批斗,戴高帽游街。



(64)③陈耀民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上讲话(1985)③


1941年日本兵侵占福州,陈耀民举家迁到永安,不久父亲病逝,他初中毕业就失学了,悲愤和苦闷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他把愤懑化成文字。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夏,我在永安中学毕业后,因家贫无法继续读书,年方十五就进入社会谋生,到永安的省卫生试验所当雇员,以养活自己和母亲。眼看同学一个个升入高中,而自己少年失学,心中无限惆怅。于是我躲在永安下渡卫生试验所宿舍中,写下了许多散文、杂文、新诗和旧诗,把满腹的牢骚,把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腔不满之情,都倾注在字里行间。我把写好的文章打成捆寄到《中央日报》副刊,让编辑先生去挑。不久《中央日报》副刊登出了我的《如此两家》一文。发表时用的是我的本名,所里的同事和朋友看到了,都鼓励我,说我从事文学大有可为。同事郑毓樨问我认识不认识《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姚勇来,当他知道我与姚并不相识时,便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姚。姚看我虽然年纪小,文章很不成熟,但肯学肯写,于是,又发表了我的几篇习作,并把艾芜著的《文学手册》等书借给我看。”①后来,陈耀民就不断地写些散文、杂文向永安的《中央日报》副刊、南平的《南方日报》副刊和永安《民主报》副刊等报刊投稿。

在姚勇来的支持下,陈耀民又发表了七八篇短文杂感。1943年12月14日他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的杂文《猎户星座》中写道:“我失学了,离开学校来到这乡村里,遇着枯闷的生活。每次看见猎户星座,依然庞大的雄据在天的一方时,回首四顾,学校远离了,同学们也各奔前程去了,周围剩下的只是枯寂。心中不知是苦?是酸?是辣?总而言之,茫然,惆然。感觉自己太无能,太怯懦罢了。呵!英勇的猎户呵!你太伟大而我太渺小了!我无能,我懦怯,我被黑暗吞蚀了,我战不下恶势力而屈服了,我希望有你那般大无畏的精神,能巍然独立于黑暗中;我希望有你般的勇力,向恶势力复仇!”陈耀民强烈地表露出反抗压迫,摆脱困境的心情。



(64)①爱国民主人士陈耀民(40年代)①


    经姚勇来介绍,陈耀民又结识了在改进出版社工作的周璧。周璧业余时间协助董秋芳编辑《民主报》副刊《新语》,陈耀民投去的稿件大部分得到刊用。终于周璧成为陈耀民的好朋友。此后陈耀民把所写稿件绝大部分投给《新语》。后由周璧引见,陈耀民又认识了《新语》主编董秋芳。董秋芳以知名作家身份担任省政府图书馆馆长,兼任《新语》主编。他把《新语》的具体编辑工作委托给周璧,自己负责审定付印。很凑巧,董秋芳所负责的省政府图书馆仓库就在下渡,也住在下渡,与陈耀民住地很近。董上班就从陈耀民住地路过,这样他们可以常常见面。董秋芳年纪大,有丰富的学识和满腔的革命热忱。在董秋芳的鼓励和热心帮助下,陈耀民走向了文学之路。此后,他写作的积极性更高了,工作之余,常用夏侯、梁楚等笔名,向《民主报》《新语》投稿,大胆而持重地发表评论文章,内容主要是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

(4)1985年参加“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老同志:前排左起:谌良、柯咏仙、张瑞征、谢怀丹、施碧琴、王一帆、叶康参、谌震、余坚、赵家欣、霍劲波、章振乾;二排左起:刘金、陈耀民、熊寒江、周璧、王毅林、张汝砺、萨一佛、高力夫、刘子崧、苏醒华、刘坚山;三排左起:郑庭椿、卓克淦、林浩藩、李宝玉。



    1944年4月20,陈耀民以“燕英”的笔名在永安《民主报》《新语》发表了《长夜漫漫》的杂文,批判了一些维护专制制度的文人对新文艺运动的反对和攻击。他指出:一些自命为“批评家”的人,揭力寻找青年作者作品的过失,还有以作品为踏脚石,攻击青年作者的一切。对于青年作者的一些敢于创新,不是迎时的作品,被称为“不合时宜”;对于真正讨论现实社会的著作,却被称为“有意歪曲”;对于介绍外国文化,改良陈旧思想的作品,则被称为“消灭‘国粹’”。他觉得,传播新文化,改变旧观念,树立新思维,还是“长夜漫漫”。说“长叹‘长夜漫漫’的人,至此也该明了‘长夜’为什么‘漫漫’了吧!”

南平的《南方日报》副刊《小天地》,也是陈耀民投稿的目标。1944年7月18日他用“马陵”的笔名在《小天地》发表了《以毒气还毒气》的杂文,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无情的揭露,对中国军队在无数次会战中的英勇牺牲精神进行痛心的褒扬。他写道:“举世人类的公敌倭寇,在战事吃紧无法解决的时候,往往不顾揭起面具,而施放国际公法上所不允许存在的毒气,以求达到他的目的。这在全世界战场不常见,在中国战场却太多,一次又一次的会战中,一城一市的沦陷里,中国军民吃毒气的亏可太多了。许多人无声地痛苦着,倒下去了,许多人睁着不甘屈服的眼躺下去了,许多城市在毒气迷漫之后,便布满了鬼气。炮弹、轰炸给兄弟们以痛快的死,枪刺、大刀也还可以给弟兄们甘心的死,然而那更阴险、更凶狠的毒气,却从看不见的空中暗算我们的英雄。是的,这是日本军队‘不顾人道,违背国际公法,实为举世人类之公敌’,好像每一次日本人使用过毒气后,同盟国人都要大声说一说。可惜不过说一说。实在是不过说一说,宜昌之后不是就又出现在衡阳的郊外吗?那是什么东西?毒气!”这就是陈耀民笔下揭露的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他们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时候,连灭绝人性的毒气都敢使用,还有什么坏事不敢做呢?这种揭露,把日冦惨无人道的嘴脸暴露无遗,大大唤醒人们的高度警惕。

1944年11月13他以“夏侯”的笔名在永安《民主报》《新语》发表了《强为欢笑》的杂文,写道:“古老的家庭吞蚀去新生青年的幸福,他们被束缚于旧礼教的桎梏,生来就只能啼泣,不能反抗;只会叹息,不敢呼号;只有悲哀,没有欢乐!”“百年来,甚至千年来,中国的每一代新生者,更番轮流地受到摧残,吞进了眼泪,强为欢笑,这悲剧就已够人流泪了吧!……混浊的官场锉磨去新生者的锋芒,他们身受着明枪暗箭的包围,徘徊在真和伪两道的岔口,而伪道上像有无数的手在招他。没有是非,只有权势;没有义理,只有名利;于是他们徬徨、恐惧,他们的心中愤恨,他们的脸板得青似铁,没有一点笑意。然而他们必须笑,必须当着他们所厌恶愤恨的人的面前笑,不然他们将更要痛苦。因为不笑就是生气,生气就是不满意,就是大逆不道,接踵而来的便自然是更严酷的制裁。”

这里,作者揭露了除受封建专制制度压迫的人们的苦闷心情之外,又加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大片国土沦丧下,生活在敌人铁蹄下的人们,被剥夺去自由,被剥夺去性命的保障。他们生活在战栗里。那里的人们的处境更是“屈服和辗转在死亡的边缘;从未曾放心,从未曾轻松;不敢哭,更不敢笑。然而敌人的凶焰逼使他们笑,要他们苦笑。于是不幸的人们带着无限的愤怒的心和伪装的谄媚的笑颜,委曲求全地生活下去。”该文对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无情的鞭挞,对于毒害和禁锢一代又一代新生者的封建礼教进行无情的批判。作者最后以观察社会弊端的立场评论这个社会,呼吁人们不要“强为欢笑”,说:“强为欢笑,淹没个性,这是妥协时代的办法,现在正是我们可以自由呼喊,可以自由表现心情的时候,有悲哀就流泪,有能力就反抗,别再作伪装的欢笑吧!那是奴隶性!”

陈耀民从1943年7月到1945年3月,在《新语》发表文章累计达60余篇(见附件:陈耀民一生中发表的近百篇文章目录)。

周璧被捕事件是“永安大狱”的导火线,周璧的朋友大多被捕入狱,于是,陈耀民也不可避免地被国民党顽固派以“对现实不满”、“写文章带有色彩”、“思想左倾”②为由,在1945年7月16日逮捕入狱。

开始,他被关在永安城郊东坡军统调查室行动队部,后被移送到永安地方法院看守所。1946年2月由家人保释出狱,后回到福州。几个月的牢狱生活,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说入狱时我还是个政治方向不很明确、仅仅是不满现实的青年,那么,在经过几个月的监禁折磨后,同牢难友的帮助教育,政治理论和文艺书刊的启迪和对特务恐怖的亲身感受,我真正认清了中国社会的前途和方向。我以后投身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那时候打下了思想基础。”③

陈耀民回福州后,并不因为写文章招致牢狱之灾而退缩,也不因为生活的困苦而丧志,依然奋笔写作,依然不改初衷,继续向迁往福州的《中央日报》副刊和《民主报》副刊投稿。经过艰苦磨砺的热血青年陈耀民,由余生介绍,于194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耀民的党组织关系是中共闽浙赣区委(中共福建省委前身)城市工作部地下组织。入党后,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很快成为城工部地下工作的骨干成员之一。他曾任中共福州地下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和福州联合小组副书记等职。

由于中共闽浙赣区委的“左”倾错误,把城工部说成是“红旗特务组织”,错杀了117名忠贞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党员,并切断其所有的基层组织与区党委的联系。时至1949年2月,陈耀民所负责的原属福州市委的特别支部,在独立作战和寻找上级党组织的过程中,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同省福州某中学支部负责人叶绍芬、唐文光联系,又同省盐务局支部负责人王实联系,并成立“联合小组”。陈耀民任“联合小组”副书记。这“联合小组”的成员就有叶绍芬、陈耀民、唐文光、徐心坦、林萱治、王实。在1949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联合小组”成员在南门兜叶绍芬住处开会,研究分析局势,“认为要想组织群众做好迎接城市解放的各项工作,必须先广泛宣传党的城市政策,让城市各阶层的人都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约法八章的规定。”④并布置了为迎接福州解放而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渡过长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南下浙赣,前锋直抵闽北。本省的建阳、建瓯、南平等地在林志群领导的闽西北游击纵队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已获得解放。国民党军刘汝明部沿着沙县、永安等地南逃。福州解放在即。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等首脑机关惊慌失措,社会上谣言四起。为安定军心、民心,保护财产、档案,叶绍芬、陈耀民等这批已失去与上级党组织联络的城工部地下党员,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寄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简称‘约法八章’)的联合行动。”⑤先由叶绍芬、王实组织盐务局党员黄大康连续几个夜晚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详细记录了《布告》全文,由叶绍芬交给陈耀民,陈耀民将《布告》送交台江中平路担水弄20号“协记印刷所”吴国梁,要他三天内印出。吴国梁和王国政二人连夜赶印,如期印出高质量的16开《布告》1600份,再由陈耀民骑自行车带进城里,交给当时在开明书店当职员的章燕行暂存待发。  

1949年5月19日,这批地下党员,把事先已分装信封,贴好邮票(当时邮资昂贵,这笔款项高达几钱金子,由林道周供款)的500多份《布告》,由七个党小组派人在福州市内七处同时投入邮筒。

这些信件寄发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国民党省级和福州市的党部、政府及其所属厅、处、局、科,国民党驻军司令部,宪兵司令部,戒严司令部,福州市和各区的警察局,中央驻闽各单位,还有一些著名的国民党省府官员如省主席朱绍良、调查室主任王调勋、统计室主任赖文清、社会处处长郑杰民、田粮处处长陈拱北、福州市市长严灵峰等,目的是警告他们认清形势,停止作恶。第二类,社会名流和工商业资本家,如萨镇冰、陈绍宽、陈培锟、陈东生、许显时、蔡友兰、刘永业、林民懿等,目的是让他们留下来与共产党合作,使工商业照常生产和营业。第三类,大学、中学、卫生医疗机构、文化教育、体育机构及各区救火会等社会团体,如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师专、音专,市内各大医院、东南鼠疫病防治处、卫生试验所、省图书馆、省体育场等,目的在保护资财档案,防止破坏和转移,稳定知识界的情绪。第四类,对各机关、部门、单位的物资、资金、器材、设备、档案、资料的主要经管人员,则指名道姓地直接寄给每人一份,目的要他们切实负起责任管好资财,防止破坏、转移及散兵游勇乘乱掳掠,静待接管。第五类,银行、邮电、电力和公共交通等部门,目的要求职工坚守岗位,保护资财,维持福州人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迎接解放。

以上这些约法八章《布告》发出后,收到良好的效果。先是令收件人大吃一惊。人们奔走相告,谣言大减,人民雀跃;其次是国民党官员逐步认清形势,有的准备“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第三是各单位主管和资财档案经管人员主动负起责任,保护资财、档案、设备等。如省人事处长下令封存人事档案;省财政厅三科科长下令封存公产资料;福州海关关长布置清点资财;省中行行长陈东生控制库存黄金,不让提走;省盐务局警务科长刘宗廪控制步枪4000支、机枪12挺听候接管,该局财务科长丁岱云布置管制所有资金,不让随便提走;福州机械筑路大队大队长蔡世琛决定所有机械留福州,不去台湾;省银行总行主任秘书刘子崧(中共地下党员)组织行内员工千方百计保护黄金、银元、帐册、档案,迎接解放。其他各界人士看到约法布告后,情绪均趋稳定,工作照常,主动保护财产,档案;工商业资本家的不少人亦了解了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公买公卖”,“不取民间一针一线”,故绝大多数厂、店都照常生产和营业。除少数反动分子惊慌失措外,福州民间安定,致使福州8.17解放当日即秩序井然。这就显示共产党、解放军约法八章《布告》的政策威力。

这个“约法八章”的《布告》是由一家店名为“协记印刷所”印制的。这个印刷所成立于1948年11月,是由时任城工部福州市委特别支部书记的陈耀民单线联系和领导的,由印刷工人党小组成员吴国梁、杨尊惠、杨庄伙、王国政共同研究后确定的。当时,他们在无法找到上级组织的情况下,根据香港报纸刊登的方方同志关于国统区城市地下党的任务的文件精神,仍然坚持独立作战,继续艰难地工作。1948年底,经特别支部支委会研究决定,筹建福州“协记印刷所”。印刷厂开办资金困难时,陈耀民的永安狱友叶康参慷慨资助。他们不单印制了“约法八章”的《布告》,还翻印大量党的文件、书刊和传单。从1949年2月到5月底,先后翻印了《新民主主义论》、《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摘要)》和闽中游击队布告等。他们以公开挂牌营业做生意为掩护,夜间却秘密印刷党的文件,可以说是党的秘密印刷厂。印刷所的地点,就确定在中平路担水弄20号王国政的家中,把厅堂隔出大半间,作为店面,大门挂牌,公开营业。1949年2月,印刷所正式开张。该所日常具体工作由吴国梁负责。

陈耀民所领导的城工部福州市委特别支部,还策反了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人事股长魏阙,致使“福州各区警察果然大部分留下待命,并在街心要道加派双岗,指挥交通,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用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原国民党党政机构和警保单位以及银行、邮电、电力、医院等部门的资财档案都得到保护。警察系统各单位也都按照我党给予的指示,将所有枪支弹药、资财档案清点保存,到军管会成立时如数移交。”⑥

福州解放后,陈耀民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先后担任福建省卫生厅秘书、福建省医科所书记等职。

陈耀民对永安富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1957年8月写了《十二年前后》(载《福建日报》《海潮》),悼念了羊枣;在1962年又写了《过永安》一文,感叹“阔别17年的永安城”的巨大变化。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在1967年6月23日,在福州省体育场召开所谓“揪叛徒”万人大会上,陈耀民和同案在永安被捕的叶康参一起被揪上台去,他们被诬为“羊枣案件叛徒集团成员”,同省、市一些领导干部一起在台上挂黑牌批斗。揪斗照片和“材料”散发全省。之所以说陈耀民是“叛徒”,就是因为他在1945年的“永安大狱”事件中被捕过,而在1946年又在一份由董秋芳起草的由叶康参、陈耀民等12人签字的要求释放的报告上签了字。⑦此后,陈耀民受到无端的迫害。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陈耀民被关进“牛棚”,后又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耀民得到了彻底平反,焕发了青春,重新拿起笔来,书写了许多纪念永安友人的文章。特别是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历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给以极大的关心和帮助。我们每写出一篇有关永安抗战文化方面的文章,他都来信进行认真的修改和订正。自1998年他患脑子萎缩以前,他一共给我写过67封信。他是对我的工作帮助支持最大最直接的老同志之一,也是同我联系最频繁、关系最密切的老同志之一。仅举一例子,例如我们要拍摄《民主报》社论,就是他先到省图书馆查阅后,记下了某月某日某版的社论,提供给我们,使我们的拍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方便。

除此之外,他在1985年写了《〈新语〉和〈永安大狱〉》一文(载1985年11月《福建文史资料》第11辑)。1989年写了《忆我良师董秋芳》一文(载浙江绍兴《野草》双月刊1989年第5期)。同年又写了《忠于革命文化事业的人—怀念叶康参同志》(由陈耀民执笔,赵家欣、谢怀丹、李达仁、王一帆署名)(载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7期)。1991年2月写了《电视剧〈羊枣之狱〉的失实之处》一文(陈耀民执笔,章振乾、赵家欣、谢怀丹、王一帆署名)(载1991年2月《福建党史月刊》第2期)。同年又以“羊枣生前友人撰文批评—电视剧《羊枣之狱》严重失实”为题,摘要刊登于1990年8月30上海《文学报》第2版。1995年写了《“永安大狱”五十年》一文(1995年7月26日《福州晚报》第7版)。同年又写了《“羊枣事件”追忆》一文(载《战争年代》1995年第4期)。

对于我写的《永安大狱》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片脚本的修改订正和拍摄工作,陈耀民给以极大的帮助和精心指导,曾数次来信,其中1996年5月27日的来信写道:“现在要拍的历史系列片又特别要求符合真实历史,对真实性要求更高,更不能任意杜撰。你所写的二稿脚本,我们都看过了,基本可以了。”“为了对这项工作负责,为了把《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这个系列片拍好,希望负责拍摄的部门将拍摄脚本事先送给你们(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由你看过后,再给我们(章、赵、我)几个人看一下。……这样,至少可以保证片子拍成后,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和出入,也就能达到省委用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

只可惜,陈耀民近年来脑萎缩加剧,记忆尽失。幸其夫人王建端和其子女十多年如一日地精心照料,他十多年来只能在轮椅上生活。我曾于2008年和2010年两次前往探望、慰问,见其病状,不禁唏嘘!

                                   2013年5月于上海

注释:

①陈耀民:《〈新语〉和〈“永安大狱”》(载《福建文史资料》1985年11月第11辑)。

②陈耀民(笔名:杨柳青):《过永安》(1962年3月11日《福建日报》副刊《海潮》)

③⑤陈耀民:《无声的爆炸—记在福州寄发“约法八章”的统一行动》(《战争年代》1997年第2期)

④陈耀民:《地下印刷所—福建城工部斗争点滴》(《风展红旗》第4辑,1984年5月)

⑥陈耀民:《策反福州警察记》(载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主办的《战争年代》1997年第3期)

⑦由12人签字的由董秋芳执笔的“申诉书”是根据国共“双十协定”关于“释放全国政治犯”的精神写的“快邮代电”,上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早日释放。签名者为:李达仁、曾列明、易湘文、赵伯衡、余敦、毕平非、叶康参、杨学修、李力行、王石林、陈耀民、董秋芳。

附:陈耀民发表的文章目录

标题                          发表时间              发表报刊名称          笔名

1、如此两家                   1943年7月29日        永安《中央日报》副刊    陈耀民

2、“无愧”与“不愧”          1943年8月13日        永安《中央日报》副刊    秋风

3、和坤告李逵                 1943年8月21日        永安《中央日报》副刊    秋风

4、空网                       1943年8月27日        永安《中央日报》副刊    陈耀民

5、聪明与傻瓜                 1943年10月30日       永安《中央日报》副刊    陈耀民

6、猎户星座                   1943年12月14日       永安《中央日报》副刊    陈耀民

7、写不出                     1944年4月7日         永安《中央日报》副刊     耀民

8、纸荒与竹书                 1944年4月18日        永安《中央日报》副刊     耀民

9、长夜漫漫                   1944年4月20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燕英

10、哭秦                      1944年5月12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燕英

11、太平天下                  1944年5月27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燕英

12、给“英雄主义”者          1944年6月1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雁荫

13、知音                      1944年6月7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燕英

14、孟尝君裁客(上)          1944年6月9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15、孟尝君裁客(中)          1944年6月10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16、孟尝君裁客(下)          1944年6月11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雁荫

17、贡献“我的朋友”们        1944年6月18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雁荫

18、“后会有期”               1944年6月19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19、见首不见尾                1944年6月22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20、动口与动手               1944年7月10日        南平南方日报《小天地》   夏侯

21、“流动阶级”               1944年7月11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22、牛皋抓赌                  1944年7月12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23、皆好人也                  1944年7月16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24、以毒气还毒气              1944年7月18日        南平南方日报《小天地》   马陵

25、鬼                        1944年7月21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26、孩子气                    1944年7月23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27、孤寂                      1944年8月3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28、漠北牧人                  1944年8月8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29、立刻毁掉!                1944年8月11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30、也谈“五月的风”末一段    1944年8月13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31、关于“秋水伊人”          1944年8月25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32、古庙的呜咽                1944年9月14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33、“红人”                   1944年9月16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34、香蕉                      1944年10月7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35、爱的扩大                  1944年10月15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36、写晏石的死                1944年10月18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37、高尚可以吃的              1944年10月19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38、天地                      1944年10月29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39、小姐的乐音                1944年10月14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梁楚

40、见牛未见羊                1944年11月12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41、强为欢笑                  1944年11月13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42、山中                      1944年11月16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43、忏悔                      1944年11月19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梁楚

44、逆子                      1944年11月21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梁楚

45、淮阴市上                  1944年11月25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46、由光头而戴帽子            1944年12月10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47、立地成佛                  1944年12月11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48、“但见肥羊宁父老”的时候  1944年12月20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梁楚

49、推与拉                    1944年12月30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50、看见行乞者之后            1944年12月31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梁楚

51、希望不要有人跪下          约在1944年献金热潮时  永安《中央日报》副刊     耀民

52、平安夜                    1945年1月15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53、郑朝宗的原形              1945年1月30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54、论“引车卖浆”者          1945年2月8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55、真正的春天                1945年2月23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56、大除夕                    1945年3月1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57、大除夕                    1945年3月2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58、月黑风高草                1945年3月10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59、静黙与绝食                1945年3月23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60、月白风清草                1945年3月28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夏侯

61、略论“海滩上种花”       1945年4月1日         永安《民主报》《新语》    杨柳青

62、人性                     1946年10月25日       福州《民主报》《新语》    李青

63、夹袄                     1946年11月5日        福州中央日报副刊         小咪

64、希特勒与艺术             1946年11月9日        福州中央日报副刊         秦笙

65、忘八论                   1947年1月8日         福州《民主报》《新语》    秦笙

66、西哈诺的一生             1947年1月14日        福州《民主报》《新语》    秦笙

67、从“审计”想起            1947年1月19日        福州《民主报》《新语》    秦阳

68、论“韩兰根作风”          1947年1月25日        福州《民主报》《新语》    秦笙

69、是什么被“一扫而空”     1957年7月17日        《福建日报》《海潮》      再生

70、十二年前后                1957年8月11日        《福建日报》             再生

71、业余与专业                农历已亥年四月十四日   《福建日报》             杨光

72、关于“愚公移山”          195712          《福建日报》             再生

73、“半斤八两”               1957                 《福建日报》《海潮》      再生

74、东风压倒西风             1958年1月5日         《福建日报》《海潮》      翟光

75、除根                     1958年5月14日         (未知报名)            再生

76、论“奇货可居”            19586             《福建日报》《海潮》      再生

77、过永安                   1962年7月11日        《福建日报》《海潮》      杨柳青

78、“千金不惜”和“一毛不拔”

(会计工作随谈)       1963111        《福建日报》《海潮》      秦笙

79、地下印刷所                1984                 《风展红旗》第4       陈耀民

80、《新语》和《永安大狱》     198511           《福建文史资料》第11   陈耀民

81、我所知道的曾列明         1988年1月15日       《永安党史资料》第74   陈耀民

82、评价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实际

           1988年《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               陈耀民

83、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988年《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

学术讨论会专辑》      陈耀民、王毅林

84、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是党领导的结果 

 1988 刊于《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

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               陈耀民

85、患难之交四十三年─怀念叶康参同志 

             1989年3月1日 《永安党史资料》第96   陈耀民

86、忆我良师董秋芳            19895             浙江绍兴《野草》双月刊  陈耀民

87、忠于革命文化事业的人--怀念叶康参同志

        19897      《福建党史月刊》第7   陈耀民(执笔)

88、“茶凉”底蕴              1989年8月25日       《福建日报》第4        秦笙

89、时髦小议                 1989年9月17日       《福建日报》《武夷山下》   夏侯

90、抗战时期的省卫生实验所      198910         《永安文史资料》第8    陈耀民

91、电视剧《羊枣之狱》的失实之处  19912        《福建党史月刊》第2    陈耀民

92、“永安大狱”五十年         1995年7月26日       《福州晚报》第7        陈耀民

93、“羊枣事件”追忆           19955            《战争年代》第4        陈耀民

94、对《福建革命史》的两点史实订正

        19968           《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   陈耀民

95、忆真树华烈士              1996          浦城县委《真树华烈士纪念文集》  陈耀民

96、策反福州警察记            1997                《战争年代》第3        陈耀民

97、无声的爆炸                1997                《战争年代》第2        陈耀民

98、羊枣生前友人撰文批评电视剧《羊枣之狱》严重失实”   《永安党史资料》117

(转载上海《文学报》文章)    陈耀民执笔

2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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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电视系列片脚本(文学本

林洪通编著: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  电视系列片脚本(文学本)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255页至279页《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 福建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文学本)》


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

[福建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文学本)]

林洪通

主持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可曾知道,五十多年前,就在福建中西部的一个小山城永安,有过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在当年的文化战线上,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了长达七年半的英勇斗争,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永安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城。

(画面):日机轰炸,日军进攻。我军反击,日军败退。

《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片名。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

    (画面):永安新貌。

(解说):永安,现在是福建省的一个新兴工业城市,改革开放以后,已成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之一。然而,50多年前,永安又是怎样的呢?

(画面):1939年的永安城特写(相片)。永安城区省直机关分布地图;省政府办公厅旧址(永安文庙实景);1939年浮桥、南塔、“龟山夕照”等(相片)。

(解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福建省会由福州迁到中西部的永安县。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相继从各地辗转来到永安。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活动,永安成为驰誉东南和海外的抗战文化城。

(画面):《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标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487页,永安党史办亦存)(内文特写)。

(解说):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样一支文化军队,在永安进行了轰轰烈烈、卓有成效的斗争。

(画面):各类图书封面、封底(相片)。

(解说):1938年5月至1945年10月七年半的时间,永安这座小小的山城曾先后出现过出版社39家,新闻通讯社4家,编辑单位20家,书刊发行机构15家,印刷所19家,文化学术团体和群众组织40余个,出版报纸12种,期刊129种,书籍800多种,丛书、丛刊近40套。参加抗战文化活动的专家、学者达100多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景象。

(画面):1939年高时良所撰介绍《老百姓》报短文。

(解说):1938年6月《老百姓》报最早在永安出版发行,拉开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序幕。

(画面):叶文烜、叶康参像(相片);叶文烜编辑《老百姓》报笔记(实物);高时良、徐君梅、徐君藩、卓克淦、林浩藩像(相片)。

(解说):《老百姓》报,是在中共福建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创办的宣传抗战的通俗报纸,由中共地下党员陈培光任主编,由叶文烜、叶康参负责编印,发行量达5000份。它观点鲜明,内容通俗,被誉为“在荒芜的本省民众读物中,是一株最早萌芽的茁壮青苗”。经常为该报撰稿的有高时良、徐君梅、徐君藩、卓克淦、林浩藩等。

(画面):黎烈文、沈炼之像(相片),《改进》等六种期刊封面(相片)。

(解说):1939年初,由著名进步作家、翻译家黎烈文组建并担任社长的改进出版社,先后编行了6种固定期刊,出版八大丛书和单行本共100余种,每年销行量高达37万余册。尤其以《改进》半月刊和《现代文艺》月刊最为突出,在东南各省和大后方都拥有大量的读者。

(画面):再现不同式样的《改进》封面;《改进》发刊词《我们的希望》(原刊复印件,下同);《改进》部分著名作家名篇;巴金:《和平主义者》(1卷6期);马寅初:《中国统制物价问题》(1卷3期);老舍:《归自西北》(2卷9期);郭沫若:《二年来敌国的社会状况与反战潮流》(1卷9、10期);孟秋江:《“皇军”溃退三百里》(2卷4期);范长江:《国际新形势与抗战前途》(2卷7、8期);千家驹:《如何对敌执行经济反封锁》(2卷7、8期;邵力子:《从苏联归来》(6卷11期);臧克家:《最后的讽刺》(5卷9期)。

(解说):《改进》由黎烈文、沈炼之先后主编,黎烈文在《改进》创刊号中阐明,办刊宗旨是:“配合长期抗战需要”,“推动内地文化据点”的建立,以鲁迅“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力求“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改进》期刊作者阵容宏大。他们之中有郭沫若、巴金、老舍、马寅初、孟秋江、范长江、邵力子、臧克家、谷斯范、郭大力、王亚南、羊枣、黎烈文、邵荃麟、王西彦等130多人。这一大批著名作家、学者在《改进》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大大繁荣了永安抗战文化。

(画面):改进出版社印刷厂旧址、印刷机(实景或相片)。邵荃麟、葛琴、王西彦、章靳以像(相片);邵荃麟、葛琴在永安虾蛤村的住所(相片);《现代文艺》封面、目录;刊内名著:邵荃麟:《英雄》(1卷1期);王西彦:《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1卷1期);何其芳:《为人类工作》(7卷1期);张天翼:《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7卷1期);巴金:《怀念》(4卷5期)、《伤害》(相片);章靳以:《别人的故事》(6卷1期)。

(解说):《现代文艺》先后由王西彦、章靳以主编。该刊是中共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委托王西彦到永安开辟的战斗文艺阵地。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创刊两年多,共出版33期,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80余篇和大量通讯、散文、诗歌、译作和文艺理论等作品。

(画面):《村野恋人》原书(永安龙岭新村曾树立存)。

(解说):1941年10月王西彦离开永安,建国后担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60多年来著述丰盛,已出版长篇小说《古屋》等8部,中短篇小说10余集,散文集与回忆录2部,《王西彦选集》5卷。

(画面):《现代青年》创刊号封面、目录(相片);几种不同样式的《现代青年》封面(相片);部分《现代青年》主编头像;卢茅居、赵家欣(40年代相片);《现代青年》上刊登的木刻画;《现代青年》上发表的部分作品:郑贞文(省教育厅长);《现代青年与抗战建国》(新1卷1期);卢茅居:《理想与奋斗》(新1卷1期)、《精神重于物质》(新1卷2期)、《时间、生命、年龄、事业》(新1卷4期);赵家欣:《地狱与天堂》(新1卷2期)。

(解说):《现代青年》原由省教育厅创办,1939年11月由改进出版社接办。先后由陈东帆、卢茅居、卓如、陈培光、赵家欣担任主编。该刊以中学生和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内容以宣传抗战为主,也介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该刊的“青年园地”曾先后刊登80多位青年作者的文艺作品。

(画面):《战时民众》封面(几种不同样式)。

(解说):《战时民众》旬刊原由省教育厅创办,姚勇来主编,有浓厚的民众口味。比较适合在农村发行。1940年4月编出《讨汪特辑》,鞭挞汪伪之流。

(画面):《战时木刻画报》主编之一萨一佛像(相片);《永安劫后画展》(相片);《萨一佛永安劫后素描画展》目录(原件,《永安党史参考资料》23期原底稿,永安党史办档案目录4,案卷4,页号85)。

(解说):《战时木刻画报》是一份颇具特色的通俗画刊,由萨一佛主编。作品有木刻、漫画、故事画、连环画等。每当日机轰炸永安后,萨一佛就冒着硝烟,在残垣断壁的瓦砾堆中现场写生,汇集了100多幅诗画,在建瓯、南平、福州、沙县、永安各地展出。曾选出40余幅画由诗人覃子豪配诗,美国新闻处拍成相片寄往国外发表。这是1944年在南平剑津公园展出的情形,左边站立者和端坐者为木刻画作者萨一佛。

(画面):《现代儿童》封面;几种不同的《现代儿童》封面;葛琴、柯咏仙像(相片)。

(解说):《现代儿童》先后由张文郁、葛琴、邓治馨、许粤华、柯咏仙和郭风主编。是少年儿童的通俗读物,内容广泛,趣味性强,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

(画面):改进出版社各类图书封面,封底(相片);《伟大的命运》、《苏联的建设》、《第三帝国的士兵》、《麒麟寨》、《科学与人生》、《何谓法西斯主义》、《生命之谜》、《生命》、《权力》、《达尔文》、《托尔斯泰》、《马志尼》、《卢骚》、《大战前夕》、《俄罗斯母亲》、《罗马哀歌》、《强者的力量》、《英国人》、《风尘》;期刊总汇。

(解说):改进出版社还编行了八套丛书和单行本100多种,远销全国各地。特别以《现代文艺丛刊》影响最大,多为唐弢、艾芜、邵荃麟、聂绀弩、黎烈文等名家作品。

(画面):《闽政与公余》旬刊封面,《闽政与公余》旬刊26、27、28号合刊目录,刊内文章:朱德:《八路军的抗战》,郁达夫:《全面抗战的线后》,郭沫若:《节约与抗战》,沈钧儒:《向青年提出四个要点——切实!伟大!坚强!宁静!》,金仲华:《第四期抗战形势的展望》,方秋苇:《战略论》。

(解说):《闽政与公余》旬刊,1938年5月由福州迁至永安出版。原由郁达夫主编。该刊先后刊登郭沫若、沈钧儒、巴金、郁达夫、孟秋江、范长江、曹聚仁、许涤新、金仲华等名家作品,同时也刊登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消息,还转载朱德、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战路线。

(画面):《剧教》月刊、《福建剧坛》半月刊、《剧讯》月刊封面和部分目录(相片);林舒谦、陈启肃像(相片),部分剧作封面;林舒谦:《喷火口》、《好汉子》;陈启肃:《徘徊着的女人》、《岭上梅》;朱一震:《青春曲》;果戈理:《狂欢之夜》;王沣泉:《芸花一现》;剑平:《工作的魔鬼》;萨兆琛:《县长太太》;谷剑尘:《逃兵》;吴慈:《后方一角》。

抗战宣传街头话剧历史影片资料。

(解说):永安的抗战戏剧活动十分活跃,尤其是话剧盛况空前。1940年4月,福建省教育厅成立由郑贞文、黎烈文、陈启肃、林舒谦、李澜平、石叔明等十一人组成的戏剧教育委员会,由陈启肃、林舒谦、石叔明创办《剧教》月刊、《福建剧坛》半月刊和《剧讯》月刊。戏剧团体有话剧团、评剧团、歌咏团、音乐团、施教团等十多个,不少剧团除在永安公演外,常深入乡村宣传演出,鼓舞民众抗战斗志。各剧团从1940年到1943年在永安和全省演出700多场,创作、改编和移植剧目200多种。

(画面):福建研究所《院务月报》第一期封面;《福建教育通讯》封面;《福建教育》封面;《中等教育》封面;《战教导报》封面;《新福建》封面(相片);《今日的师范学校》封面(相片);《音专通讯》封面(相片);《抗战歌曲选集》封面及目录;歌曲:《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省教育厅旧址(吉山);省立音专旧址(上吉山);《音专通讯》(相片);省立永安师范学生自治会会刊《永安师生》封面(相片),音专寒假旅行演奏团合影(相片)。

(解说):福建省研究院、教育厅、省政府编译室、省农学院和省立永安师范、省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等单位创办的刊物,也都围绕抗日救国这个主题,发表不少好作品。他们与改进出版社彼此呼应,相互支持。此外各大中专院校歌咏活动声势浩大。

主持人:随着全国抗战的深入,国民党顽固派却采取了“防共”、“溶共”的政策,于是,发生了皖南事变,“闽西事变”,“南委事件”。国统区政治局势日益恶化。国民党顽固派采取高压手段,限制和取缔各种抗日活动,摧残进步文化。1941年7月,福建省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处”。至1942年底,《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剧教》、《福建剧坛》、《剧讯》、《现代青年》、《现代文艺》等刊物被迫停刊。改进出版社只剩下《改进》和《现代儿童》支撑门面。虽然寒霜遍地,但是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并不为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压政策所吓倒。他们总结斗争经验,开展政治、军事评论和社会科学的宣传,把抗战文化活动同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融为一体。此时,中共地下党员、著名军事政治评论家杨潮(羊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和一批青年爱国志士相继来到永安,他们和先来的文化战士联合作战,很快又建立了一批具有战斗力的文化阵地。把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推向更高层次。

(画面):《建设导报》刊头;社论:《巩固抗战农村基础》;文章:谷斯范:《发扬急公好义的优良传统》;冯玉祥:《打回老家去》(1943年9月1日);王石林:《国际一年》(1944年元旦);谌震像(相片,1985年)。

(解说):《建设导报》创办于1943年5月,是刘建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后,为推行“地方自治”而建立的言论阵地。社长谌震,总编辑周左严,编辑为谢怀丹、林子力;李达仁和王石林分别担任主笔和采访部主任。该报基本上为进步文化人士和地下党员所掌控,发行量达3万份。报纸巧妙地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如1943年秋,当共产国际解散,全世界反共声浪叫嚣很凶的时候,该报在1944年元旦发表了王石林的《国际一年》的文章,引用斯大林答记者的谈话,反击了反共叫嚣,澄清了是非,消除了人们的误解和疑虑。由于该报的进步倾向,1944年2月被迫停刊。

(画面):《民主报》刊头;颜学回像(1951年相片);社论、评论:羊枣:《只有牺牲才有胜利》(1944年8月13日第二版)、《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1944年8月20日二版);《剧变中的欧洲战局》(1944年9月11日)、《统一——团结——粉碎敌人的攻势》(1944年9月24日);《我们还需要进步》(1945年2月2日)、《民主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1945年2月27日)、《伟大的胜利》(1945年5月5日)、《日本颤栗了!》(1945年6月27日)、《日寇往哪里走?》(1945年5月23日)。

(解说):《民主报》前身是《闽北日报》,1936年创刊于建瓯,1942年1月改名为《民主报》,1943年9月迁永安出版。《民主报》总编辑颜学回是国民党内坚持抗日进步的爱国人士,办报比较开明,并大量吸收进步文化人士和共产党员为其撰写社论,因而《民主报》成为进步人士进行抗日宣传的战斗阵地。《民主报》最大的特色是每天发一篇社论或评论,特别是杨潮(羊枣)担任主笔以后,社论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画面):李达仁(李品珍)、赵家欣1992年10月考证《民主报》社论作者的情形(相片)。

(解说):经当年参加撰写社论的当事人李品珍、赵家欣1992年考证,1944年6月至1945年7月的一年时间中,羊枣为《民主报》撰写的社论和评论就有76篇。李达仁撰写的社论有70篇,他在《我们需要进步》的社论中,揭露国民党统治区域和国民党当局所谓抗日“总动员”的虚伪性,指出“中国仍然没有总动员”,“没有全民抗战”,其原因就在于“政治不够民主”。

(画面):《民主报》副刊《新语》刊头画若干;董秋芳像(30年代相片);刘金像(近影);周璧像(40年代);张垣像(40年代);陈耀民像(40年代相片);《新语》文章:《漫谈人生》、《太阳神赞》、《伟大作品的产生问题》、《为女子鸣不平》、《改善囚犯生活》、《路、女人、社会》、《打“落水狗”原来不是痛快的事》、《苦难的春天》、《当心汉奸上岸》、《沉默之美》。

(解说):《民主报》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副刊《新语》办得有声有色。《新语》的主编是鲁迅的学生、左翼作家董秋芳。董秋芳利用《新语》园地,团结和吸收了一大批青年作者和老作家,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国家民主而呐喊。其中青年作者刘金一人就为《新语》写稿近200篇。更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至1945年间国民党《中央日报》(永安版)连续发表一批诽谤鲁迅、高尔基,大肆攻击进步文化界的文章,《新语》同它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针锋相对的“论战”。

此时,董秋芳任省政府图书馆馆长,利用业务上的方便,通过进步人士的私下传递,让一些进步青年能看到某些“禁书”,知道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和毛泽东的言论。因此省政府图书馆也成为传播进步文化的阵地。

       (画面):东南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天下一家》、《东京归来》封面、封底(相片),郭沫若:《先秦学说述林》、《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夏衍:《水乡吟》,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王亚南:《社会科学论纲》,茅盾、于潮(乔冠华):《方生末死之间》(均为封面),李达仁像(1953年相片),王石林像(1985年相片)。

       (解说):东南出版社创办于1943年秋,谌震为社长兼发行人;李达仁、李力行、王石林先后任经理,江子豪为董事长。建社之初,以谌震从重庆带回的《天下一家》、《东京归来》、《联合国概观》三本书的纸型开始办社,出版后得到好评。后印行郭沫若的《浮士德》、《先秦学说述林》,夏衍的《水乡吟》,王亚南的《社会科学论纲》,茅盾、于潮的《方生未死之间》等30多种书籍。又接办了《联合周报》,成为传播抗战文化的又一个重要阵地。

(画面):《十日谈》(原刊1—4辑)封面、目录,刊内作品:董秋芳:《向血的现实进军》(第1辑),许天虹:《狂人笔记》(第2辑),徐中玉:《高尔基论批判的现实主义》(第3辑),许杰:《再谈鲁迅的〈药〉》(第3辑),王西彦:《刀俎的人们》(第4辑)。

(解说):《十日谈》旬刊1944年5月创刊于永安,海岑为主编,朱侃、马云为编辑,以《民主报》副刊的名义出版,是一种纯文艺刊物。曾发表过著名作家、理论家、翻译家的作品。

(画面):《联合周报》2卷17期封面,作品:郭沫若:《秦楚之际的儒者》,羊枣:《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王亚南:《三论战争与社会进步》、《论社会科学的应用》。

(解说):《联合周报》1944年2月创刊于永安,原由蔡力行主编,后由东南出版社接办。每周一期,每期登稿3.5万字。该报稿件多为名家所撰,倾向进步,观点鲜明,公开抨击当时社会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前方浴血抗战,后方歌舞升平”的现实。

(画面):《民意》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封面、目录,作品选录:羊枣:《东线的伟大胜利》(1卷2期),史任远:《论生活态度与民主主义》(1卷4期),王亚南:《民主问题与经济问题》(1卷4期),赵家欣:《论自尊心与民主精神》(1卷5期)、《新闻自由与新闻政策》(2卷2期)。

(解说):《民意》月刊1944年7月创刊于永安,赵家欣、黄哲真主编。曾发表羊枣、王亚南、李达仁、赵家欣等人士的文章,起到了“导扬真正民意”的作用。

(画面):《社会科学》创刊号封面、目录,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同仁合影①②《1945年相片》,王亚南像(相片)、章振乾像(1985年相片)、谢怀丹像(30年代)、郑书祥像(1951年)、余志宏像(40年代)、汪德耀像(近影),作品:王亚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1卷1期)、《混合经济制度论批判》(1卷2、3期),章振乾:《租佃制度原论》(1卷1期),谢怀丹:《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简论》(1卷1期)。

(解说):《社会科学》季刊1944年底创刊于永安,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为主编。在王亚南的主持下,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所创办的《社会科学》季刊先后发表王亚南、郭大力、章振乾、余志宏、郑书祥、张来仪、李达仁、谢怀丹等人学术价值颇高的论文。王亚南在永安一年时间即在各种报刊发表论文近20篇和出版多种专著。

主持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永安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这支“文化军队”,不论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是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进步人士,他们都为争取抗战早日取得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时至今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只采访到他们中健在的几位老前辈。现在让我们以极其崇敬的心情向大家介绍他们的经历和事迹。

(画面):王西彦访谈录(上海)。

(解说):王西彦是浙江义乌人,1934年加入“左联”,曾任多所大学教授,1938年担任湖南《观察日报》编辑,1939年底受中共东南局文委邵荃麟的委托和改进出版社黎烈文的邀请,到永安创办《现代文艺》月刊,并在《改进》、《现代文艺》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和评论,创作了《村野恋人》、《暗淡的春天》等中长篇小说。

(画面):赵家欣访谈录(福州)。

(解说):赵家欣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作为厦门《星光日报》、香港《星岛日报》特派战地记者,到武汉访问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立大会,采访台儿庄战役和闽、浙、赣东战场战时新闻,写了大量战地通讯和文艺作品。1942年夏,受黎烈文之邀到永安主编《现代青年》,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曾主编《新福建》月刊、《民意》月刊,出版《沦陷区的故事》通讯集。1944年底在永安汇编出版羊枣的论著《太平洋战争新局势》,并为《改进》、《民主报》、《联合周报》、《东南日报》等报刊撰写大量文章。现为福建省政协常委、省新闻协会、新闻学会顾问、民盟福建省委会顾问、福州市委会名誉主委,“文革”后出版《风雨故人情》等散文集5部。

(画面):章振乾访谈录(福州)。

(解说):章振乾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后赴日本深造。曾担任《新福建日报》编辑、《国光日报》总编辑,1938年到永安,担任省银行董事会秘书,其间为《老百姓》报发行人。1942年至1944年夏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1944年下半年再到永安,担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后任研究所所长,在《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是王亚南的得力助手,同王亚南有深厚的情谊。解放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现为福建省政协常委、民盟福建省委名誉主委。

(画面):陈耀民访谈录(福州)。

(解说):陈耀民1942年到永安,1943年到省卫生试验所会计室当雇员。1943年至1945年间,常用夏侯、梁楚等笔名,在《新语》及其他报刊上发表进步文章60余篇,“羊枣事件”中被捕入狱,1946年2月出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福州地下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书记、总支书记、福州联合小组副书记等职,建国后任福建省卫生局秘书、福建省医科所书记等职。

(画面):李品珍访谈录(广州)。

(解说):李品珍,化名李达仁,笔名史任远,1938年曾任中共湖南宁乡县委书记,1943年10月到永安,担任《建设导报》主笔兼东南出版社首任经理。1944年7月进入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先后为《民主报》撰写社论近百篇,并协助羊枣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羊枣事件”中被捕入狱。1946年4月释放。出狱后到上海、南京,以“小雅出版社”的名义再版《方生未死之间》等。不久到湖南参加游击队,曾任湘中第一中队、湘中第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建国后先后在衡阳、韶关、广州等铁路部门从事教育工作。

(画面):谌震访谈录(长沙)。

    (解说):谌震1941年以前曾担任南京《早报》、湖南《观察日报》、《国民日报》、九战区《阵中日报》、桂林国际新闻社和湖南衡阳《开明日报》的编辑或总编辑。1941年到永安,任刘建绪的随从秘书、《建设导报》社长、东南出版社常务董事。1945年7月12日被捕。1946年3月获释。后在福州主编过《世界语双月刊》。1948年回长沙,担任《长沙晚报》“法报”主笔。解放前夕在醴陵等地参加起义活动,曾任湘东纵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曾任《湖南日报》编辑、《大众晚报》主笔等职。

    (画面);王一帆访谈录(汕头);《永安狱中记》(载《羊枣事件》126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解说):王一帆,又名王石林,四川中江人。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9月出川抗日,随国民党部队在东南前线抗战三年,因为从事抗日宣传,后以“共党”嫌疑被赶出部队。1940年6月到湖南担任《力报》记者、编辑,后到桂林从事教育工作。1943年10月应谌震之邀与李品珍同到永安,担任建设导报采访部主任等职,1944年3月到漳州担任闽南新报总编辑。1945年3月返回永安,担任东南出版社第三任经理。同年7月12日被捕。1946年4月获释,7月到粤东一中学任教。1948年进入粤东游击区,担任中共潮汕地委机关报团结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3年离休。

抗战文化活动的杰出代表--羊枣

主持人:在众多革命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60余名共产党员荟萃永安,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活动的激流中,羊枣是最杰出的代表。

(画面):羊枣侧面像(特写);羊枣192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时与同学的合影。

(解说):1923年羊枣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33年经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曾担任“左联”宣传部负责人。

(画面):《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及其篇目。

(解说):抗日战争爆发后,羊枣四处奔波,曾在上海、桂林、香港、衡阳等地从事文艺和新闻时事工作,为许多报刊撰写政治、军事评论,分析抗战形势,坚定而有效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画面):日军进攻历史影片资料。

    (解说):1944年春,日军进犯湘桂,衡阳告急,羊枣精辟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日寇打通粤汉线以后,必将顾此失彼,兵力分散,东南一隅可能出现偏安局面。6月,羊枣毅然决定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开辟新的抗日宣传阵地。

    (画面):战时永安省政府办公厅大门(永安文庙相片),刘建绪(相片)。

   (解说):羊枣到永安后,被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聘为福建省政府参事;福建省研究院聘羊枣为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研究组组长。1944年7月底,羊枣又被民主报总编辑颜学回聘为该报主笔,为该报撰写社论和专论。

    (画面):《民主报》刊头,羊枣论文《只有牺牲才有胜利》。

    (解说):1944年8月13日,羊枣为《民主报》“每周评论”栏撰写了第一篇社论《只有牺牲才有胜利》。一方面热情赞扬衡阳军民坚守孤城45天的爱国牺牲精神之外,一方面鞭挞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消极抵抗政策。8月20日发表了社论《普遍实现联合作战》。8月28日发表了社论《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该文讴歌了人民力量的伟大,提出了“重建我们的全民抗战问题”,他写道:“我们必须把全民抗战真正实现在全民的基础上,必须使每一个民众动员起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本身而战斗”。羊枣大胆地、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民抗战”路线,使《民主报》的论坛耳目一新。

    (画面):《民主报》社论若干。

    (解说);1944年9月起,羊枣邀集了在永安的李达仁、赵家欣、叶康参、余志宏、郑书祥、谌震、谢怀丹等人组成社论编写委员会,为《民主报》撰写社论。羊枣本人自1944年7月到1945年7月被捕以前,就为《民主报》撰写论文76篇,12万字。

    (画面):《国际时事研究》周刊l—39期封面及刊头标题。

    (解说);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宣传阵地,羊枣提出要办《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并担任主编。立即得到社科所的王亚南、章振乾和省政府编译室的李由农、赵家欣、谌震、叶康参、钱念文和省政府秘书长、爱国进步人士程星龄的支持,并通过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谌震请刘建绪题写了刊名,避免了图书杂志审查机关找麻烦。这是羊枣善于做统战工作的一个范例。由于羊枣的周密筹划和编辑李达仁、谢怀丹的积极配合,《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于1944年9月1日问世。第一期即刊登羊枣的两篇论文:《解放浪潮在欧洲》、《罗斯福访问夏威夷后的太平洋战场》。

    (画面):《暂缺)

    (解说):尽管当时永安的物质条件极差,生活十分艰苦,但羊枣经常从凌晨伏案写作到夜晚。

   (画面):1945年羊枣在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永安)时的合影,论文若干标题。

    (解说):1944年底,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从南平迁到永安,羊枣被美国友人聘为美国新闻处顾问,为国际新闻特辑撰稿。羊枣精通英文,在美新处阅读大量英文资料,为他撰写论文提供了优越条件。他以扎实而敏锐的理论修养,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与同盟国在欧、亚、非各个战场的战略战役态势,用犀利的文笔,作出精辟的论述。

    (画面):《国际时事研究》论文《战神降临敌帝国》、《返回菲律宾》、《决定意义的大海战》、《太平洋战争新局势》、《环绕世界战场》、《历史空前的攻势》、《人类命运在铸造中》标题,赵家欣主编的羊枣论文集《太平洋战争新局势》封面及羊枣自序。

    (解说):羊枣撰写的一系列国际军事评论,文思敏捷,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预见性强,对战争的全局和每一重大战役都能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判断。敌对双方征战的结果,往往和他的分析相吻合。读者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看清战争的现状,也可以看到战局的发展前途。

   (面画);苏军攻克柏林、美苏易北河会师的影片资料;《从柏林到东京》——《最后胜利的日期》(原文特写)。

(解说):羊枣1945年5月18日在《从柏林到东京》的论文中,作出了“至多三四个月,日本便可能完全崩溃”的预见。他写道:“如果苏联参战,如果美国空军对敌国本部的战略轰炸特别有效,如果我军反攻有力,在总攻发动后或甚至以前,日本都可能投降。”果如羊枣所料,这篇文章发表不到三个月,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人们无不佩服羊枣的准确预见。羊枣的老战友、文化界知名人士金仲华曾作这样的评价:“抗战八年,在出现于报章刊物上的极少数军事评论家中间,羊枣是特殊杰出的一个”, “我们应当把他的军事论文,和美国的麦克斯·威尔纳与伊利奥特少校、英国的佛勒少将与李特尔哈特上尉并列”。

(画面):羊枣的政论文章《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从莫斯科看欧洲》标题。

    (解说);羊枣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军事评论家,也是杰出的政论家。他在《国际时事研究》上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对当时各国所采取的政治策略的历史背景及现实需要,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教给人们“从两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对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这两个支配历史事件的基本因素,来分析欧洲和国际政治,引导读者穿过历史的迷雾,去寻求纷繁万端的世界政治军事演变的本质。指出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不可抗拒的,决定欧洲和世界的局势,主要不是哪一个强国的军事和外交行为,而是绝大多数的人民。

    (画面):《国际时事研究》最后一期,6月25日特写及其他报刊刊载的羊枣论文若干标题。

    (解说):《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于1945年6月25日被迫停刊,十个月时间共出39期,每期2万多字。其中羊枣论文54篇,40余万字。除此以外,羊枣还分别为《改进》、《新福建》、《联合周报》、《民意》、《东南日报》和《民主报》等多家报刊撰写论文。据不完全统计,羊枣在永安的13个月时间里,发表论文达140多篇,70多万字。羊枣的这枝如椽大笔,为反对国际法西斯,为争取中国抗战的早日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但也因此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

七月大逮捕

    主持人: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1945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制造了迫害羊枣等进步文化界人士的大逮捕事件——“羊枣事件”,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永安大狱”。顽固派特务从永安到全省各地实施大逮捕。永安城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这个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

    (画面):新四军抗日历史影片资料。

    (解说):1945年初,美国军队曾经打算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对日作战,希望得到有关沿海日军的情报。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谌震便将改进出版社的助理编辑周璧介绍给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处长兰德。2月下旬,周璧和未婚妻彭传玺,在省行政干部训练团的刘文铣的陪同下去浙江,找到新四军浙东纵队负责人,传达了美新处要与新四军联系的要求。浙东纵队请示党中央后答复,应由美国大使馆与延安联系。之后,刘文铣留在浙东参加了新四军。周璧、彭传玺则于5月在返回永安途中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画面):周璧访谈录(常州)

    (解说):周璧1943年到永安,先后在《中央日报》、《民主报》和《东南日报》副刊发表宣传抗战文章,还在其他进步报刊任记者、编辑。并协助董秋芳编《新语》。周璧于1946年3月出狱,解放初在苏州参加工作,1982年退休。

    周璧并不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在特务胁迫下交代了一些他认识的文化界人士,而国民党顽固派便把这些人作为逮捕的对象。妄图取缔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并企图从中挖出永安的地下共产党组织。所以,他们根本不管周璧是受美新处派遣,持的是美新处护照这一事实,也不与美新处联系,就悍然施行了大逮捕,一手制造了“永安大狱”。所以,周璧被捕成了“永安大狱”的导火线。   

    (画面):刘金访谈录(上海)

    (解说):刘金因浙江家乡沦陷,1942年流落到福建三元,第二年随省干训团迁到永安。1943年起在《民主报》副刊《新语》上发表进步文章近200篇。45年2月底随同周璧前往浙东后,留下参加新四军。此后一直在军师部队的报纸当记者、编辑,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转业到上海,历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文学报总编辑、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等职。著作有《前线的故事》、《马上随笔》、《愁死岗的黄昏》、《阿Q后传》等多部。

    《画面》;《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社论(2篇)。

    (解说):事实上,国民党顽固派早就把永安抗战文化活动视为洪水猛兽,伺机镇压。早在1945年3月13、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发表的《肃清危害党国的毒菌》和《强化本党革命的壁垒》两篇社论,就已经凶相毕露地道破了他们要进行镇压的罪恶阴谋。社论诬蔑进步文化界人士“深入文化机关团体,盗用公私报纸杂志发布谬论”,叫嚣要对“潜藏在福建境内的反革命及假革命分子”“实行大刀阔斧的手段彻底对付”,为镇压抗战文化制造舆论。 

    (画面):“闽省文化界”《通电》。

    (解说):1945年7月7日,《中央日报》以“闽省文化界”的名义泡制一份所谓130人的联名《通电》,污蔑,谩骂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化界,叫嚣要“立即赶而堵击”。目的是为他们即将施行的大逮捕又进一步制造舆论。

    (画面):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大门口照片,顾祝同照片。

    (解说):1945年5月,窜到福建活动的国民党少将特务俞嘉庸,秉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密旨, 于7月l1日在永安召集本省军统、中统特务头目制订抓人计划。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立即逮捕羊枣和谌震。

    (画面):刘建绪签发的“逮捕令”(相片);省政府主席公馆(永安上吉山)。

    (解说):1945年7月12日凌晨,特务头目俞嘉庸亲自窜到刘建绪官邸,胁迫刘建绪以“商谈公事”为由,通知羊枣、谌震到省政府开会,刘建绪迫于顾祝同的压力,只好照办。

    当天上午七点多钟,省政府打电话要羊枣马上来开会。羊枣赶到省政府办公厅,见情况异常,知道事态不妙,立即打定“走”的主意。他没有拿走进门时挂在衣架上的西装,装着去解手,神态自若地走出会议厅,又走出省政府大门,奔向郊外山上,在草莽、荆棘中边走、边爬、边躲,直到深夜,才到达美国新闻处。羊枣夫人沈强当天下午就到了美新处暂避。    (画面):(暂缺)

   7月12日这一天,特务搜查了羊枣和谌震的住处。一连几天搜查了东南出版社、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省政府编译室,省政府图书馆、省气象局,省行政干部训练团及东南“工合”永安事务所等单位有关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寻找共产党人的“罪证”,但一无所获。

    逮捕行动由特务头目俞嘉庸坐镇指挥,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中统特务赖文清和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带领特务抓人。军统特务头子、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主任易聘珍在外地闻讯,急忙赶回永安,参与逮捕行动。

    (画面):(暂缺)  

    (解说);当特务得知羊枣躲在美新处后,他们立即武装包围美新处,逼美新处交人。美新处负责人兰德以羊枣是美新处职员为由加以拒绝。相持几天之后,顾祝同电告重庆,由外交部向美驻华大使馆交涉。这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由支持国共联合抗日改变为“扶蒋反共”,美国大使馆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借口,命令永安美新处将羊枣“引渡”给第三战区。羊枣于7月15日被投入监狱。

    (画面):《羊枣事件被捕人员》表(载《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资料解说词》55页)。   

    (解说):从7月12日开始,特务先后在永安还逮捕了王石林、易湘文、李达仁、李力行、余敦、陈耀民、姚勇来、沈嫄璋,贵畹兰、李达中、赵伯衡、董秋芳、叶康参、曾列明;在连城逮捕了毕平非、杨学修;在福安逮捕了钟尚文(骆何民);在龙岩逮捕了陈学铨、潘超;在泉州逮捕了霍劲波;在南安逮捕了林子力、游淑德;在晋江逮捕了陈伟顺;在顺昌逮捕了陈文全;在南平逮捕了刘作周。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被软禁,省汽车运输公司董事长江子豪被拘留。连同周璧、彭传玺,在“永安大狱”中先后被捕、被扣、被禁达31人。其中有部分为中共地下党员,有的是进步文化人士和国民政府职员,有的是青年文学爱好者。永安城朝野上下为之震动,进步人士人人自危。国民党顽固派特务企图从被捕人员的审讯中破获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但一无所获;也没有查到羊枣、谌震同新四军有任何联系的证据,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画面):永安上吉山省保安司令部监牢(实景或相片);1985年9月叶康参、王一帆等重游当年囚禁羊枣、叶康参、王一帆等12人的省保安司令部监牢时的合影(相片)。

    (解说):羊枣被捕后,被单独关押在永安上吉山省保安司令部监牢的单房里。夜阑人静,不时传出羊枣低微而坚定的抗战歌声。

羊 枣 之 死

    (画面):(暂缺)

    (解说):1945年8月6日,羊枣、谌震等四人被押送到江西铅山,囚禁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直属联络站。

    (画面):羊枣翻译的《我的爸爸》手稿(《文萃》第16期,1946年1月23日);(其余暂缺)

    (解说):顾祝同曾以少将军衔引诱羊枣为国民党办报,要羊枣“写书悔过”,参加国民党,都被羊枣严辞拒绝。在监牢里,羊枣埋头翻译美国作家克拉伦斯·戴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

    (画面):庆祝抗战胜利影片资料。

(解说);1945年8月,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了,而为夺取抗战胜利而日夜呐喊的羊枣和他的战友们,却被羁押在杭州及永安地方法院看守所。人们日夜盼望的胜利到来了。然而,他们却不能为庆祝抗战胜利而欢呼,他们没有了自由,没有了欢笑。

(画面):羊枣弥留之际和夫人沈强的合影;(其余暂缺)

    在杭州监狱,特务对羊枣施行了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1945年底羊枣患了恶性疟疾,他几次要求出狱就医。从福建赶到杭州的羊枣夫人沈强,也苦求当局给羊枣治病,但都不被准许。直到1946年1月7日,羊枣舌头变大,说话困难,视力模糊,生命垂危,国民党当局才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送羊枣去医院就诊,但羊枣已病入膏盲,回天无术了。

    (画面):(暂缺)

    (解说):沈强陪了他四天,可是羊枣所讲的话不到20句。弥留之际,沈强问他:“是不是你翻译的书要设法出版?”他点点头; “是不是想念你的儿子朝汉?”他又点点头。朝汉是羊枣唯一的儿子,16岁时送去参加新四军。沈强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的稿子拿回来出版,我一定把朝汉找到!”这样他才放下心来。1946年1月11日晨,也就是蒋介石在政协会上宣布释放全国政治犯的第二天,羊枣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囚禁中,被迫害致死了。就这样,一个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代新闻巨子、党的好儿子、中华民族的优秀战士,离开了战场,离开了我们!年仅46岁。

    (画面):羊枣留给夫人沈强的遗言(记录手稿)。

    (解说):羊枣死后,沈强从谌震那里得到羊枣1月3日托谌震笔录的遗言,遗言说:“我真不想死,因为有好多工作需要我做,现在我只希望你坚强的活下去。希望六妹再接再厉,为中国学术文化多尽点力。我从事著译十余年,此刻回想起来,真觉得太少。我一向集中力量做当前工作,并不曾打算先替自己留点永久的业绩,更没有想到自己就这么死了。不过总计这些年,写的东西如搜集齐全,也有四五百万字,虽说算不了什么,总是我这一生留下的足迹,希望六妹为我集辑出版,那我也就不虚此生了。”羊枣的六妹杨刚也是中共党员,从事新闻工作。

    (画面);《解放日报》刊登的悼念羊枣文章剪集(相片);《解放日报》1946年1月23日特稿;《上海新闻记者为羊枣之死向国民党当局的抗议声明》(《羊枣和“永安大狱”》第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杨刚质问顾祝同公开信和顾祝同的复信(相片);《杨刚致全国新闻界同业电》(《羊枣和“永安大狱”》第5页);杨刚在羊枣墓前像(相片)。有关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要求民主自由和释放政治犯的历史影片资料。

    主持人:羊枣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大为震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时代》等报刊纷纷发表消息、评论,要求惩办非法下令逮捕羊枣的祸首,平反永安冤狱,释放同案一切人士。羊枣胞妹,《大公报》驻纽约特派记者杨刚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质问顾祝同的公开信。政协委员罗隆基等人当面质问蒋介石,要求释放“永安大狱”的全部政治犯。

   (画面):《文萃》周刊第16期封面,目录(1946年1月24日)和同一期19页“特稿”《羊枣(杨潮)之狱》;夏衍等人的悼念文章标题。

    (解说):羊枣的战友和全国知名人士夏衍、田汉、金仲华、柳亚子等纷纷发表文章痛悼羊枣,愤怒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永安大狱”,揭露了国民党政治制度和特务制度的反动本质。

    (画面):羊枣追悼会现场相片:郭沫若主持、参加追悼会的人士、马叙伦致悼词;杨潮烈士墓碑;陆定一挽联。

    (解说);1946年5月19日,上海文化界、新闻界一千多人举行羊枣追悼会,由郭沫若主持,马叙伦、粱漱溟、许广平,金仲华、田汉、熊佛西等讲了话。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陆定一送的挽联写道: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缧绁蒙冤,囹囵殒生,重重惨痛绝人寰。这个追悼会把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斗争延伸到全国规模的斗争中去。

结  束  语

    (画面):《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羊枣和“永安大狱” 》、《新闻巨子羊枣》(福建师大图书馆流通部藏书)、《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羊枣事件》、《新文化史料》等书刊封面;《羊枣生平事略》及《后记》;杨朝汉在羊枣墓前像(相片);羊枣烈士证书(民政部1989年核发)。

   (解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1989年颁发的羊枣(杨潮)烈士证书说:“杨潮同志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永安大狱过去了5O年,羊枣烈士牺牲已整整50周年。现在为了缅怀这位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代新闻巨子,纪念他的光辉业绩,发扬他的革命精神,羊枣唯一的儿子杨朝汉已将其父亲的部分文稿加以整理、出版。他在回忆起1937年底,在上海,父亲把他送去新四军时,他曾稚气地问父亲,说:“爸爸,许多人都到延安去了,你怎么不去延安?”父亲平静地回答:“党还需要人留在这里工作。”那年杨朝汉才16岁。自离别以后,再也没见过父亲的杨朝汉痛心地说:“万万没有料到,抗战初期在上海的分别,竟成了我和父亲的永诀! ”杨朝汉以崇敬的心情,在1982年补写的“后记”中说:“永别了,亲爱的父亲!您那从容赴义、义无返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全家子孙后代的心中,永远活在中国革命人民的心中”!

    主持人:亲爱的观众朋友,1945年发生在永安的大逮捕事件,国民党顽固派得意于一时,镇压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胜利了。但是历史的发展恰恰相反,永安大逮捕激发了一场超出省界、波及全国的斗争,使国民党反动派的面目更加暴露,激起了更多人们的反抗。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释放其他的被捕者。难友们一出狱,或参加新四军,或参加游击队,或参加地下党,或参加民主党派,或以笔代枪继续战斗。

   (画面):“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会场、全体与会人员合影,部分与会当事老同志合影(相片)。

    主持人;半个世纪过去了。杰出的文化战士、学者、作家卢茅居、黎烈文、王亚南、邵荃麟、董秋芳等都先后去世了,同他们一起战斗的战友们也大多离开了我们,健在的也已满头白发。但是,当我们回首这段历史时,我们不会忘记,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追求真理,伸张正义,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战斗,把自己全部的光和热,甚至生命,贡献给民族解放事业。

   (画面):永安新貌;《金山银水话永安》电视片资料选录。

   (解说);燕江溪水,滔滔东流。永安山城,已到处是高楼大厦,观今追昔,我们无限怀念曾在永安进行过艰苦卓绝斗争的文化战线的先驱们,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们的爱国热情、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精神,将激励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新的贡献。

                                         1996年6月  成稿

                                         2012年9月  修改

2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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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册:2011-11-4
来  自:永安
性  别:男
职  业:公司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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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我国东南独树一帜的永安《民主报》

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我国东南独树一帜的永安《民主报

 

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280页至289页《抗战时期我国东南独树一帜的永安民主报》


 


抗战时期我国东南独树一帜的永安《民主报》

林洪通

                         

     抗日战争时期,在福建战时省会所在地的永安山城,曾先后出版发行了12种报纸和129种期刊。其中《民主报》是一份有影响的、以力争民主、宣传抗战为宗旨的重要报纸。



《民主报.大成日报》刊头


《民主报》的前身是《闽北日报》,19361119日创刊于建瓯,194211日改名为《民主报》,均为对开四版日报。19421010日,《民主报》与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机关报《大成日报》合并,出《大成日报·民主报》联合版,仍为对开四版日报。194399日《大成日报·民主报》由建瓯迁到永安出版,是当时永安的大报之一。《大成日报》虽与《民主报》联合刊行,但实际编务均由《民主报》人员负责,《大成日报》既不出资,也不出人,只挂个空名。因此,194441日《民主报》即宣布单独编印,《大成日报》亦随即停刊。“联合版”只办一年半时间,其中在永安联合编印的时间只有七个月。就在改版后的194441日的2932号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从新干起》的社论。社论说:“本报于民国廿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创刊于建瓯,原称《闽北日报》,民国卅一年元旦改名,同年六月,日寇流窜浙赣铁路,闽北形势一度吃紧。本报为配合作战行动,自七月一日起,一面缩出四开型一张,一面准备迁移于游击区据点。到十月十日恢复原状。适大成日报由永安迁至建瓯,遂与本报合并,报社址周围落弹如雨,印刷房全部被毁,不得已自二日起再出四开版。月底印刷机房修复,始又恢复大张。”“……八月一日本报开始迁移永安,联合版暂停,至九月九日复版。今日起大成日报宣告停刊,本报亦恢复单独发行,联合版乃告结束。……在此报艰苦奋斗的七年半中,我们中华民族正与日寇及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党决战……因此,我们要推动四万万五千万人迎头赶上世界的潮流,在创造一个独立民主国家的基础工作中,尽我们微薄的力量。所以我们平日的言论主张,除对政府社会善意的提出意见外,消极方面,对于汉奸党固然视同敌人,对于贪污劣亦绝不稍有姑息,以往如此,今后尚如此……”

《民主报》的社长兼发行人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朱宛邻,而实际负责报务工作的副社长兼总编辑是国民党内坚持爱国抗日的左派人士颜学回。颜学回于19271月北伐军入浙江时在杭州参加国民党,曾任津浦路党务特派员,后肄业于北平大学法学系。“九一八”事变时在山东济南二中任国文教员,曾发动济南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由于国民党极少数顽固派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颜返济南后即遭捕并判死刑。幸得舆论界声援和得到顾孟余、经亨颐等知名人士的多方营救,才没有被杀。坐了四年监牢后于1936年保外就医,1937年来到福建任《闽北日报》、《民主报》总编辑。颜学回政治态度比较开明,旗帜鲜明,坚持抗战,勇于评论时弊,行文泼辣;同时敢于吸收和重用进步人士为其撰稿。因而《民主报》总的倾向是进步的。然而《民主报》是在国统区的国民党人办的民营报纸,社长是省党部执行委员,故报道、言论自然有其局限性。

(19)我国东南独树一帜的永安《民主报》刊头


民主报社址设在永安城西南的东坡,与上桥尾的中央日报社、东南出版社、美国新闻处毗邻。而营业部则设在城区新街。报社工作人员除总编辑颜学回外,还有编辑主任张乃容,编辑朱侃、何紫垣、陆清源,外勤记者陈阵和资料员谢怀丹,校对长董先治,还有工作人员顾志轩、徐少仪和吴孝桢等。他们均挤在一排极其简陋低矮的小木屋内,办公条件颇为艰苦。

《民主报》迁永安出版,是在当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爱国进步人士程星龄的积极支持下,通过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由省政府拨钱资助的。自19439月至194510月在永安出版发行整整两年时间。这一时期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正逐步从相持阶段进入反攻阶段,从而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民主报》几乎每天发一社论,每周发一评论。这些社论和评论的内容,主要是国际时事和战局的评论,也有对时局的批评建议和对社会黑暗的揭露。特别是19446月以后,名记者、著名国际政治军事评论家羊枣(地下党员)来到永安,在程星龄的推荐下,颜学回即聘请羊枣为该报主笔,主要是撰写社论、评论。羊枣到永安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1944820日的《民主报》《每周评论》《只有牺牲才有胜利》。19449月起,羊枣又邀请了在永安的进步文化人士李达仁(地下党员)、余志宏(地下党员)、李由农、赵家欣、郑书祥(地下党员)、叶康参(早期地下党员)、谢怀丹(早期地下党员)、谌震等人组成社论撰写委员会,分工撰写每天的社论。自19448月底至19457月“羊枣事件”发生前的一年时间中,该报就发表了360多篇很有战斗性的社论。若逢星期天的报纸,则以《每周评论》、《两周评论》或《星期专论》的栏目署名发表,其中羊枣9篇,王亚南1篇,章振乾1篇,赵家欣1篇,陈凝远1篇,李达仁2篇,计15篇。除星期天外,其余均作为不署名的社论。为了弄清撰写社论的实际作者,笔者在担任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曾邀请了当年“社论撰写委员会”成员中尚健在的李达仁(李品珍)、赵家欣以及王一帆等三位老同志进行考证、辨认,以确认社论出自谁的手笔。三老于19929月汇集永安,为时7天,阅读、回忆、研究、辨认我们所征集到的360多篇《民主报》社论。他们住在招待所,每天准时到党史办上班。他们根据当年撰稿人各自独特的写作风格,笔锋所向,加之细致的回忆,然后才审慎地确定每篇社论出自谁的手笔,并郑重地一一签名在案,以示负责。结果,只辨别出部分社论作者,其中羊枣67篇,李达仁70篇,赵家欣37篇,叶康参31篇,余志宏4篇,谌震2篇,郑书祥2篇。尽管三位老同志作了最大努力,仍有100多篇社论未能确认作者。这里还要一提的是,我们在征集这批社论的过程中,得到福建省图书馆刘大治同志和福建画报社吴宝光同志的大力支持,否则也无法完成这—考证、辨认工作。

当年这批社论和评论的发表,不但在国统区的报刊上独树一帜,而且刷新了《民主报》的论坛。特别是羊枣撰写的评论,消息快速,文笔犀利,分析精辟,立论正确,主旨是论抗战必胜,反法西斯战争必胜。在社论委员会未组织之前,羊枣即在1944813日的《每周评论》栏发表了《只有牺牲才有胜利》、820日发表了《普遍实现联合作战》和828日发表了《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三篇署名文章。在《只有牺牲才有胜利》一文中,除了热情赞扬衡阳军民力抗强敌、困守孤城45天的爱国牺牲精神之外,也鞭挞了国民党最高当局消极抗战、致使此役招致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该文以“每条河都有苏联人的血”为小标题,热情赞扬苏联军民的牺牲精神。在《普遍实现联合作战》一文中,作者阐述了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和东方战场的战局,指出必须普遍实现联合作战才能打败侵略军。在结论中写道:“我们仍有权利和理由要求除太平洋海上前线以外,联合作战在东方战场一切方面的实现”。在《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一文中,作者讴歌了人民力量的伟大,提出“重建我们的全民抗战”的问题,写道:“如所周知,我们的抗战是全民抗战。如果我们要克服我们一切物质的不利点,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本质的最大有利点彻底发挥与利用;换言之,即我们必须把全民抗战真正实现在全民的基础上,必须使每一个民众动员起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本身而战斗……一切善恶都是相对的,但人的行为却也有一个最后的衡量:它是否为了大多数人民,为了人类整个的利益。同时,也只有真正为人民的利益的行为,才必然得到最后的成功。”这些观点出现在《民主报》的报端,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的主张,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民主报》公然刊登支持中共主张的文章,大大提高了它在人民群众的声誉。此后,羊枣接连不断地撰写了《法国的内地军》、《太平洋新攻势》、《巴尔干解放战》、《莫斯科会议的任务》、《意大利的新生》、《论西欧集团》、《论苏军的胜利》、《伟大的胜利》、《最后决战前的欧洲战局》、《纵谈我国战局》、《日本颤栗了》、《今日之苏联》等60多篇社论达12万字以上。李达仁撰写了《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改善儿童教育》、《南斯拉夫的再生》、《戴高乐访苏》、《论黔桂战役》、《瞻望新生的世界》、《开展生活态度的改变运动》、《我们还需要进步》、《论革新社会风气》、《东线苏军即将总攻》、《增进中苏邦交》、《世界政治的坦途》等60余篇社论。赵家欣撰写了《惩贪奖廉改良政风》、《由敌寇登陆闽海说起》、《动员民众的先决条件》、《扩大新闻自由运动》、《结束战争的攻势》、《居官、做事、为学》、《日寇的最后赌本》、《围攻日本与华南战场》等30多篇社论。叶康参撰写了《世界战争新局势》、《为民族呼吁》、《民主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柏林之战》、《日寇往哪里走》等30多篇社论。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发表了《抗战新局面下的新经济问题》的星期专论,余志宏、郑书祥、谌震、章振乾等人均分别写了社论和评论。余志宏在《救救农村的危机》的社论中指出:“第一,农民负担过重……地方多数抱定了‘净到手’主义……例如战前的地租,上田大概为对分,中下田大概为四六或三七分,现在则改为上田四六分(地主得六,佃户得四),中下田对分,所以一切征借的负担实际上还是转嫁在农民头上。第二,是社会的剥削太重……如征兵人员的勒索,田赋人员的重秤,地籍人员的舞弊,使农民皆非供应贿求不可。其次则为高利贷者的吮吸,农民既须忍受上述种种的剥削,又不能不维持其生活所依的生产,而生产的资本则无着,所以明知饮鸩止渴,但不得不投入高利贷者之怀抱而听其吮吸。农民的收入有限,而剥削无穷,实情如此,农村的经济安得不日濒于破产之途!”社论指出农村已患了“贫血症”,对现实农村社会给以无情揭露。由此可见,《民主报》的论坛,打破了顽固派在福建报界的一统天下,宣传了民主和抗战,关注民生,影响广泛,报纸发行量也由此大增。


李品珍、赵家欣辨认《民主报》社论2


《民主报》的另一个特色是它的副刊《新语》办得有声有色。《民主报》迁永安后的第一张报纸上就有副刊《新语》问世。《新语》主编是该报总编辑颜学回的绍兴老乡董秋芳。董秋芳是鲁迅的学生、左翼作家,其译著《争自由的波浪》一书经鲁迅写了《小引》由北新书局出版。董曾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追捕。19374月应郁达夫之邀来到福建,七七事变后在福州组织成立福州文艺界救亡协会”,创办《抗战文艺》。1938年随省会内迁到永安,任省政府公报室(后改编译室)编译兼省政府图书馆馆长。董秋芳继承了鲁迅办《语丝》的传统,把《民主报》副刊定名为《新语》。《新语》自194299日创刊到1945719日董秋芳被捕前三天发表的《沉默之美》一文为止,出了602期(当然往后还有人接编)。《新语》发表了大量老作家和青年文学爱好者揭露和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讽刺社会的腐败和丑恶的文章。《新语》第一期就发表了许钦文、谒巽、庭方、扬骚的文章和郭沫若、吴秋山的诗。几乎每期不下5千字。董秋芳在《新语》第一期所写的创刊刊头语中说:

“我们努力的方向最主要的只有象下面所说的两点:第一,我们要象我们的报名所揭示的似的,努力表现出民主的精神来。民主精神主要的信条是:民治、民有、民享。我们要使这个副刊,给我们的广大读者群以自由批评的机会,成为我们共同耕耘的园地,并且做到那种能使他们共同享受的水准。第二,我们要象一般青年所有的似的,努力表现出青年的精神来。青年精神的主要特征是:新鲜、活泼和真实。新鲜是陈腐的反面,活泼是呆滞的对立,真实是虚伪的否定。世界上只有新鲜、活泼和真实,才能使存在生生不息,才能使存在说得上有生命的存在。而富有这种精神的,无疑是青年和精神上属于青年的人……”

《新语》创刊以后,董秋芳利用这块阵地,吸引了不少老作家为其写稿,同时更热情地鼓励和指导一批既爱好文学,又勇于探索人生道路的进步青年,努力掌握好文学这一武器,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因而吸引了一大批纯洁而热情的进步青年经常为其写稿,成为培养青年的园地。《新语》并不是纯文艺性副刊,凡是对文艺、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言论,只要文字较生动,有进步意义,均受到董秋芳的重视和欢迎。《新语》提倡学习鲁迅,倡导战斗性的文艺创作,反对“无病呻吟”,反对“汉奸文艺”。许多文章喜欢用鲁迅笔法,宣传抗日,针砭时弊。

194449,《新语》编者发表了《共同来灌溉这块园地——组织新语读者会小启》一文,写道:“我们认为,副刊决不是供人茶余酒后消遣的东西,报纸之所以要有副刊,是在补正刊新闻文字之不足,其重要性决不在新闻之下。相反的,因为副刊利用文艺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其效果可以大过新闻的报道。”提出了设立“新语读者会”的办法,参加者可以享受订报半价优待和投稿优先发表等。99,董秋芳以秋航笔名发表《弹指一年——本刊周年纪念辞》,在总结了办刊一周年的成绩之后说,我们的副刊是综合性的、趣味的,不单注意青年人,也应当注意老年人和中年人的阅读需要。说:“我们的国民在‘老年’路上走得太久了,以致有许多青年人都变成了不健康的老年人:因循,苟且,昏庸,自私!这是一种危机。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计,我们不但要叫出‘救救青年’的口号,而且还得叫出‘救救老人’的呼声……”。“新语读者会”曾发展会员100多人,新语稿源丰富。当时有一位热血青年刘金(笔名柳无垠、茅塞、梦旦等)一人就为《新语》写稿近200篇。董秋芳自己也写了大量文章在“新语”上发表。董秋芳一方面引导青年用笔向社会的黑暗、腐败作斗争,一方面十分爱护、保护青年作者,使他们免遭伤害。194422《新语》发表了刘燊曾(晏宴)《路·女人·社会》的杂文,中心思想是:妇女要解放,必须先改革社会。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妇女底不幸是社会的罪恶”。因而特务即找上门来,要董秋芳交出作者的真实姓名和地址。董秋芳说:“文章言论,如有出轨,责任在编辑,我要加以检点,文章是外面投来的,没有注明真实姓名和地址。”特务没有办法,最后给了一个警告:“今后如果再登这种混帐东西,对你不客气!”

194411月至19453月,国民党《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的《星期论文》,连续发表了《白话文的危机》、《从‘子曰’到‘鲁迅说’》、《威尔斯眼中的高尔基》、《邱吉尔可以休矣》、《我们的出路》、《阿波罗欤?阿修罗欤?》等文章,宣扬复古倒退,攻击谩骂鲁迅、高尔基,攻击报上评论时弊的论文和作者,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引起了许多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的愤慨。董秋芳利用《新语》阵地,发表了30多篇文章进行批驳,引发了《民主报》与《中央日报》的一场论战。国民党顽固派的喉舌《中央日报》岂能容忍这样的争论继续下去。他们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早就怀有忌恨,于194531314日连续发表了杀气腾腾的两篇社论:《肃清危害党国的毒菌》和《强化本党革命的壁垒》。社论说:“在福建境内”的“反革命和假革命”,“正打入上层政治组织,深入文化机关团体,盗用公私报纸杂志去发布谬论”,“淆惑国民听闻”等等。最后用威胁的口气说:“提醒地方各级领袖,先行肃清包围自己周遭的鬼祟人物”,要拿出“大刀阔斧的手段”“擒贼擒王”。董秋芳看到斗争情势严峻,于1945315发表最后一篇论战文章后即刻刹车。

1945712,果然在永安发生了一起大逮捕事件——“羊枣事件”。国民党顽固派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逮捕了进步文化人士29人。《民主报》社论撰写委员会的羊枣、李达仁、叶康参、谌震被捕。《新语》主编董秋芳在719的《新语》上发表《沉默之美》一文表示抗议,后亦遭逮捕。常在《新语》上发表文章而遭逮捕的有6人。

(117)①1992年10月,当事老同志李品珍(中)、赵家欣(左)、王一帆(右)参观“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展览。



在永安大逮捕的狂风暴雨之际,《民主报》被迫于1945717日发表一篇由顽固派硬塞进来的题为《中共怙恶不悛》的社论,对中共进行一番攻击。但此后《民主报》仍然按它的初衷继续出版,副刊《新语》亦照常编发,此时省政府各机构陆续回迁福州,《民主报》亦于1945111日迁往福州出版。

                                 20057月修改于永安

                                 20128月修改于上海

(原载《福建新闻史料》1993年11期、永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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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福建抗战省会永安美国新闻处的抗日宣传活动二三事

林洪通编著:福建抗战省会永安美国新闻处的抗日宣传活动二三事



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290页至294页《抗战时期,福建省会永安美国新闻处的抗日宣传活动二三事》


永安美国新闻处的抗日宣传活动二三事

林洪通




(118)②抗战时期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永安分处)处长克里斯托弗.兰德②



 1944年11月至12月间,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所属永安分处与设在南平的东南分处在永安合并为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机构设在抗战时期福建省政府所在地永安县。兰德任处长,高乐博任副处长。

国新闻处有先进的电讯设备,可获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量英文电讯,包括新闻、评论和资料。同时,美新处还有从重庆美新处通过美国空军飞机捎来的美国出版的主要报刊。 

然而,当年在永安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福建分社电讯稿毛病很多,以国际新闻为例,一是报道面窄,片面,如美英的新闻多,苏联的少,而苏德交战,东欧和苏联却是主要战场。窄的另一方面是外国权威专家的政治、军事评论几乎不选发。二是新闻零碎,不系统。三是不注意时间性,三天前的消息在外国已是‘明日黄花’,它还作为最新新闻。四是政治偏见,选稿主观片面。”①相比之下就突显了美国新闻处资讯的优势和价值。

羊枣在永安能创办驰誉中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能写出那么多既好且快的国际时事评论,除了他的学识造诣外,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永安美新处的资讯;因他受聘为美新处顾问,可迅速得到全世界最新的信息。

据当年在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任编译工作的叶康参回忆美新处每天给编译室送来一束英文新闻稿,其中主要是美国新闻媒介播发的战讯和一些政论简介。由担任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主任的李由农交给叶康参翻译成中文,后呈给省政府秘书长。可见美新处的新闻稿,能及时供官方参考和利用,也能及时供给叶康参、赵家欣、李品珍等进步文化人士。他们利用这些资料为报刊撰写文章。

永安美新处的兰德、乐博等人政治倾向比较进步,对羊枣、彭世桢、俞励挺、萨一佛、郑公盾等进步文化人士都比较友好。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省党部的执委兼宣传科长谢东闵也被美新处邀去监听每天台湾的日语广播。

在1944—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在职其间,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排斥中共,主张中国内部团结,共同抗日。当时美驻中印缅盟军主要负责人之一史迪威将军和罗斯福总统均对中共有好感,以至曾筹划美军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打击日军的计划。②于是,美新处处长兰德主动要求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秘书谌震帮忙,物色人选去浙东找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准备交换情报部署登陆等。汕头地区的中共组织也有在1944年秋准备盟军登陆的部署。

谌震物色的周璧浙江之行无果后,美军欲在东南沿海登陆之事仍在继续:当时担任美国陆军驻华总部高级顾问的吴大琨来到福建永安,找过谌震议此事。后吴大琨派永安新知书店③工作的王坚等人前往浙东,他自己则坐镇崇安静候佳音。王坚曾于1985年7月31日给永安市委党史办写来了长信,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他大约于1945年四五月间前往浙东联系新四军的经过。现将信件全文公诸于下

中共永安市委党史办负责同志:

7月18日来信收到。关于我跟吴大琨同志搞的那件工作,现简略地介绍如下:

当时我在新知书店(即李志国同志负责的东方出版社)工作。吴大琨同志当时任美国陆军驻华总部(头头好像是魏德迈将军)高级顾问。当时美军曾计划在浙东沿海登陆,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他们想与活动于浙东沿海的新四军部队—三五支队取得联系,以便美军登陆时配合行动。此事,国民党方面当然是极不愿意的,因此,美方委托吴大琨同志秘密进行(吴大琨同志当时佩有长短武器;来往重庆与东南各省之间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活动经费也是美方提供的)。具体计划是先取得联系,然后运一台收发报机进去,以便直接与美军联系,提供气象与有关日敌活动的情报;再后是准备空投武器进去,以便配合美军登陆。(这段时期美军在华的活动情况,你们可参看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一书)吴大琨同志邀我参加这件工作。我们当时认为这件工作搞成了,不仅有利于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对新四军所属的浙东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也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我在取得了书店领导的同意后,就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我们都在永安。参加这件工怍的人,除了吴大琨同志和我外,记得还有四个人:一是朱洁夫同志,他原来是赣州的,他的任务是留在后方,协助吴大琨同志工作;另一个是暨南大学的学生,他懂得收发报技术,准备派他帯收发报机进入游击区;还有两个青年(一个名何为,另一个姓徐)是从龙岩“台湾义勇队”(?)出来的。他们二人负责第一批进入游击区进行联系,他们好像是带有地下党的介绍的。我的具体任务是,在浙东靠近游击区的蒋管区天台县城,设立一个联络点(公开的身份是“兴华茶叶公司天台办事处”)。行前,我先到崇安“茶叶研究所”(属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长吴觉农与吴大琨个人关系较深,他是了解并支持我们这件工作的。解放初期他曾任农业部副部长),学习了几天有关茶叶的业务知识,并在那里接受了吴大琨同志的部署。第一批去到浙东天台的是我和龙岩来的那两位青年,我留在天台,那两位青年进入了游击区。但到了约定的日期他们没有回来(也有个意外情况,福州的日敌撤退时,曾路经天台,天台县城沦陷了一两天),福建那边也没有继续来人。按照约定,过了约定的日期,不见人来,可能是出事了,我是可以撤退的,但我考虑到我一走,那条线就断了,再要接上就麻烦了,因此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不久日敌就宣布投降了,那时我才离开天台回到崇安。回到崇安后才知道因羊枣案的影响,吴大琨同志早已乘美军飞机回重庆了。解放后我才知道那两位青年,当时已顺利地到达了游击区,大概是当地领导对此事不敢作主,需要请示,所以他们没有及时回来的。这两位青年解放后在上海工作。

关于这件工作的更全面更详细的情况,你们可向吴大琨同志了解。你们来信中提到吴大琨同志时,把“同志”两字涂掉了,是不是你们对他的情况不了解。他解放后曾任人民大学教授、财政部顾问、政协委员等职。不久前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他被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

此复

敬礼!                          

王坚

                                    1985.7.31


(118)③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回到延安前,在南京约見美国记者·。右一为兰德。③


然而,周璧的“浙东之行”,反成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借口,成为“永安大狱”事件的导火线。王坚的浙东之行也成半途而废。不过,美国朋友对中国的帮助是出于真心的。

羊枣被捕后,永安美新处的兰德、乐博等对营救羊枣是真诚尽力的。他们把羊枣之狱的内幕捅开,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应;羊枣被捕后,乐博非常气愤。他带着铺盖到省保安司令部,静坐、绝食了3天,表示抗议;美国机械师还驾车帮助上了特务黑名单的美新处工作人员彭世桢、萨一佛秘密离开永安前往广州;远离永安的费正清(美新处中央分处处长)、鲍威尔(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后来还发起募集纪念羊枣的基金。因而,我们不应忘记:美新处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所发挥的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兰德、乐博等美国朋友对羊枣等人的正义支持和深厚友谊,体现了正直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进步文化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这是难能可贵的。

                                       2013年7月于上海

注释:

①叶康参遗作:《燕江风暴》第一章第二节。

②美军准备在浙东沿海登陆,可从1945年1月14日下午3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尓利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得到印证。电报写道:“……在魏德迈将军不在司令部期间,其麾下的一些军官制订了一项在共产党控制区使用美国军队的计划。这项计划规定,在游击战争中使用由美国领导的共产党部队,计划以在美国和共产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为基础,避开中国的国民政府,直接向中共部队提供美国的给养。我们的任务理所当然是阻止国民政府垮台,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已为共产党所知的上述军事计划,向他们提出了他们正需要的东西:给予承认并提供租借物资,摧毁国民政府,作为一个武装政党的共产党如能成功地与美军实现这种安排,那么我们为挽救中国国民政府所作的努力就将付诸东流……”(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4年编辑的《党史通讯》第7期50页)。

③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原在江西赣州设有一个机构,招牌是章贡书局。日敌侵赣时迁到永安,故名为东方出版社。抗战胜利后迁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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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姚勇来、沈嫄璋政治身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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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勇来、沈嫄璋政治身份之谜

林洪通






(132)姚勇来先生

笔者曾于1990年撰写了《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一文。该文发表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5期。文中将姚勇来、沈嫄璋夫妻(均为莆田人,一说仙游人)也划入“中共党员”之列,这是不对的,应当予以纠正。

姚勇来、沈嫄璋夫妻俩来到战时省会永安后,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曾作出过可贵贡献。姚勇来曾担任过由中共地下党人创办的进步报纸《老百姓》报的编辑,后又担任过改进出版社的六大期刊之一《战时民众》主编,又任过《联合周报》编辑,常以“姚隼”为笔名在《现代文艺》、《联合周报》等报刊发表进步文章和文艺作品。沈嫄璋也曾任过《老百姓》报编辑,也在《改进》、《战时民众》、《现代青年》等刊物发表进步文章。同时,姚勇来、沈嫄璋都是抗战话剧运动的活跃分子,常是姚勇来当导演,沈嫄璋饰主角。抗敌剧社常在永安文庙大殿前和全省各地巡回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麒麟寨》等救亡话剧,受到各界好评。姚勇来、沈嫄璋都因“羊枣事件”牵连,于1945716日被捕。

抗战后期,姚勇来、沈嫄璋二人都在《中央日报》(福建版)任记者。姚勇来同时任《中央日报》(福建版)副刊编辑。并主编该报《星期文艺版》。而该报总编辑蒋海溶,是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永安区区长。

基于姚勇来、沈嫄璋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的进步表现,有人就认为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组织。然而,就在笔者19905月在《党史研究与教学》发表《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一文后不久,当年曾经担任过中统永安区副区长的黄缘炘,1990924日给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写了一信,信中说:

“关于我的认罪材料《羊枣同志当年遭受逮捕的经过》文中(指由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羊枣事件》一书第一版收入的该文─-笔者注)所写‘有些和中统特务组织有关的人也被捕了’,指的是姚勇来被捕。姚勇来当时是福建中央日报记者,和当时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是同事。蒋海溶自1943年起在福建中央日报社工作,先任总编辑,后任总经理,一直至抗战胜利离开永安。蒋在1945年初起,暗中兼中统永安区区长。我就是在他担任区长组织骨干时,才暗中兼任副区长兼组织股长的。他在‘羊枣事件’发生前,曾经告诉过我,姚勇来是共产党内的暗线。我们当时称这样的人为“特情人”。他是和蒋单线联系的,有否办理什么手续不知。不过我没有听到姚勇来有供给过有关共产党什么情报(假使姚有供蒋什么有价值情报,我相信蒋一定会告诉我的)。后当蒋海溶知道姚勇来被军统逮捕时,蒋心中很有气的对我说:‘姚也被他们抓去了!’关于姚勇来是特情人情况,在解放初期我的认罪材料中,曾经提过。”

由此,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姚勇来、沈嫄璋是在“羊枣事件”发生以前加入了中统永安区的特务组织的。1945年年初,姚勇来就同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开始单线联系,“羊枣事件”发生,姚、沈于716日被军统特务逮捕,应当说是国民党内部两股特务组织间的一场误会。因为“羊枣事件”是由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军统特务组织一手策划,永安的中统特务组织处于被动应付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姚勇来和沈嫄璋被捕不到三个月即被释放。姚勇来是以汉奸嫌疑,被押解到铅山“第四联络站”,不久后,转送到法院释放的;沈嫄璋是在永安以“保外分娩”名义释放的。如果他们早先参加过共产党组织,那么,到1945年初,他们也已背叛了中共。所以,笔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一文中将姚勇来、沈嫄璋划入“中共党员”之列是不对的,应予以纠正。

根据姚勇来在狱中的情绪和表现,曾经引起当时被关押在一起的李品珍的怀疑。李怀疑姚是作为“苦肉计”而入狱暗中监视他人的特务。而李出狱以后,又曾在福州、上海二次巧遇姚,更使李生疑,以为自己走到哪里,姚跟到哪里。此疑团至今未解。故笔者曾在2006725日写信给李品珍,询问他在永安狱中曾怀疑姚勇来的情况。李品珍老人于200682日回信说:

“关于姚勇来夫妇事,我知之不多。他们当时在中央日报工作,对于这种人,我们是不轻易相信的。四五年七月十五日下午,我被捕了,一到监房,即看到姚勇来,他说他也被捕了,但若无其事,我即提高了警惕,认为:可能是特务安排的圈套。后来他被解到上饶,不久,放回永安,说是汉奸嫌疑。后来我到福州,他也到福州;我到上海,他也到上海。我在上海摆脱了他。经过只是如此,其他说不上。他们后去台湾,情况我不知道。这类问题,恐怕只宜向公安机关了解。”这时李老虽已96岁,但记忆十分清晰。

1946年秋,姚勇来、沈嫄璋前往台湾。姚勇来任台湾的一家大报《新生报》编辑,沈嫄璋任该报记者。他们在台湾成为大红人。特别是沈嫄璋,被称为“叱咤风云的名记者”、“资深记者”、“大牌记者”,尤以采访蒋夫人宋美龄和妇联会新闻出名。新闻界人士均称她为“沈大姐”。

(133)沈嫄璋任台湾省政記者時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国民党台湾中统特务组织“调查局”在局长沈之岳的掌控下,对原在永安《中央日报》》(福建版)工作过的人员和在福建新闻界文艺界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人员,怀疑他们与羊枣有联系,认作“共产党分子”。故将台湾调查局一处处长蒋海溶、副处长李世杰和姚勇来、路世坤、沈嫄璋等打为“匪谍”下狱。他们关在台湾警总军法看守所,称为“城固专案”,对他们施以残酷的逼供。沈嫄璋被捕后,台湾调查局勒迫她自诬并供他人。她在狱中不堪蒙受百般凌辱,说有很多事情,我实在没有做,我只好以死来表明心迹。她终因熬不过酷刑而给三个女儿写下绝笔信,说我离开你们西去是不得已的。后上吊自杀。死时刚满50岁。据说死时连衣服都没有穿。而姚勇来则被判12年徒刑(在此之前姚勇来的胞妹和在空军服役的妹夫,也双双因案被枪决)。姚出狱后颠沛流离,只得在顶好市场后巷的香江大厦当管理员,并兼卖香烟赚些小钱糊口,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风去世。

                                   20118月初稿

                                   20126月修改

参考资料:

①《新闻界的悲情女特务》。

②《调查局黑牢345天》(李敖出版社1990年)。

③《羊枣事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3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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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中国现代文学馆中的永安抗战文化,其中有邹韬奋

林洪通编著:中国现代文学馆中的永安抗战文化,其中有邹韬奋

      


00、《图说长征》丛书由曲青山任主编(管其乾  摄影)副本



2、《图说长征序曲卷》封面及封底(管其乾  摄影)



3、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纪念馆正门(管其乾  摄影)


4、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左)通过石峰村籍记者管其乾将他为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村题字转交石峰村两委(赖晓斌 摄影)



5、永安小陶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公园主题墙(管其乾  摄影)




6、邹韬奋故里福建永安下渡村村部门前有关介绍邹韬奋的宣传栏(管梓任 摄影)



1、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管其乾  摄影)


【按:福建永安是一座浓缩了全国民族抗战文化历史的文化名城。据央视《永远的长征·坚忍不拔》、中共党史出版社《图说长征(丛书)序曲卷》等权威资料介绍: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九军团在永安小陶镇石峰村及洪砂一线集结,举起北上抗日的大旗,并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三个宣言书,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正式开始,从此拉开了长征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生于永安下渡村的永安人邹韬奋,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1月,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国人民,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邹韬奋出狱后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1943年因患耳癌秘密返沪就医。1944年7月24日不幸逝世于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终年48岁。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正式党员,1944年11月1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邹韬奋同志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从福州内迁至福建中部山城永安,作为战时省会长达七年半(1938年5月—1945年10月)之久。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爱国进步人士、热血青年和一些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云集永安,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文化大军。他们以笔墨作刀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舆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使得永安成为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由原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共37万字,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1200册,多数已赠送与林老师有联系的各界人士,受林洪通老师的委托,现将其中的书稿及相关书评逐一在网上发布,以供各方人士了解永安抗战文化。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299页至303页《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人们可以看到杰出的抗日民主战士邹韬奋,在永安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村野恋人》的王西彦。曾在永安改进出版社的《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等期刊上发表文章和在永安出版书籍。如茅盾、郭沫若、张天翼、曹禺、邹韬奋、聂绀弩、骆宾基、唐弢、施蛰存、陈白尘、郑振铎、许杰、许钦文、冯雪峰、杨骚、章靳以、王西彦、宋之的、邹荻帆、彭燕郊等等。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搜索“林洪通编著”或本网页中的相关标题或关键字句,可找到本网页。搜索本文标题,在其他网站,多数有照片。受托网上发布者管其乾欢迎各界人士到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永安市吉山村等地参观国家级永安抗战遗址群。】




1、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299页至303页《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人们可以看到杰出的抗日民主战士邹韬奋,在永安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村野恋人》的王西彦


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记

林洪通



(119)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前矗立的采自山东莱州的樱花巨石,它的前后两面刻有原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的名言,精辟地阐明中国新文学的使命。


我曾于20074月和7月两次前往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文学馆位于北京朝阳区芍药居文学馆路45号。该馆是在巴金提议,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建造的,1998年兴建,2000年开展的新馆。共花去1.8亿元人民币。它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及重要作家、文学流派的文学成就,以助益于民族文化品位的提升”;并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书信等文学档案,“以助益于先进文化的薪传”。它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宝库,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文学馆。目前世界上除了美、俄等少数几个国家设有文学馆外,大多数国家均没有。现在开放的文学馆新馆只是总体规划中的一期工程,现在正在进行二、三期工程建设,使之完善配套。

在文学馆的正门前,矗立着一座长八米、高两米半、重达五十吨的巨石影壁,巨石为樱花石,采自于山东省莱州市。它的前后两面刻有巴金的一段话,精辟地阐明了中国新文学的使命。正面的一段话說:

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另一面又说:

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

80年代初,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他,“把心交给读者”。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初说:巴金有一个“建造一座文学资料馆”的梦想。这梦想现已成真,“这梦想属于巴金,属于千千万万愿用文学温暖人心、纯净心灵、为民族的精神宝库添加砖石的人们。”不错,馆中就有巴金文集2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

中国现代文学馆分AB座,高只四层,另加一地下层。一进A座大门就是大堂,一般人要买票再进入展厅参观,60岁以上老人免票。

A座一层大堂内,有以“受难者”和“反抗者”形象为主题的,各长十八米、高二点八米的两幅大型壁画。有长十四米、高三点六米的六幅组画,艺术地表现了鲁迅的《祝福》、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白杨礼赞》、巴金的《家》、老舍的《茶馆》、曹禺的《原野》中的情景。大堂中心竖立着两个由景德镇烧制的蓝花大瓷瓶,上面有五千多位作家手书签名,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参观者可以找到自己所喜爱的作家的姓名。

A座一层展厅展出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七位文学大师的风采和写作、生活环境模拟实景。

A座二层展览的内容较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展示了作家群体和经典作品的风貌。这里展出的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三十年代到抗战时期直至解放后的主要作家的生平和他们的代表作。不少作家的名字和作品都比较熟悉。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已去世。介绍了胡适、陈独秀、蔡元培、刘半农、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瞿秋白、周扬、周而复、茅盾、郭沫若、张天翼、田汉、阳翰笙、夏衍、老舍、巴金、曹禺、邹韬奋、聂绀弩、骆宾基、唐弢、施蛰存、陈白尘、叶圣陶、冰心、姚雪垠、朱自清、郑振铎、许杰、许钦文、冯雪峰、杨骚、章靳以、胡也频、柔石、王西彦、钱钟书、艾芜、艾青、宋之的、邹荻帆、彭燕郊、何其芳、丁玲、赵树理、周立波、郭小川、刘白羽、袁水拍、贺敬之、李季、魏巍、邓拓、杨沫、臧克家、曲波、萧红、萧军、王蒙、徐怀中等等主要作家的生平和代表作。

展馆介绍了193127日,‘左联’盟员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和十八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鲁迅先生在得悉噩耗的当时,愤而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躯的血》的悼念文章。鲁迅文章结尾写道:“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展馆介绍说:“19383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在武汉成立,它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与福建战时省会永安抗战文化城的形成的史实有一定的联系。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骨干人物之一赵家欣,当年就参加了这次文艺界协会成立大会。展馆所介绍的主要作家中,当年曾在永安改进出版社的《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等期刊上发表文章和在永安出版书籍。如茅盾、郭沫若、张天翼、曹禺、邹韬奋、聂绀弩、骆宾基、唐弢、施蛰存、陈白尘、郑振铎、许杰、许钦文、冯雪峰、杨骚、章靳以、王西彦、宋之的、邹荻帆、彭燕郊等等。

展馆在国统区文化栏目中,介绍了当年曾经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王西彦在永安创作出版的小说《村野恋人》(但没有注明是在永安出版的),说“王西彦创作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村野恋人》(1943)是作者少年时期家中雇佣的长工与一个寡妇的恋情为生活原型,描述了闭塞落后的山村中农民的悲惨遭遇。”其他作家在永安创作的作品没有展出。而当年著名的桂林文化城、重庆文化城的作品也没有展出。工作人员解释说地方太小,容纳不下,无法展出。

展馆在介绍邹韬奋的生平时,说他“原名邹恩润,祖籍江西余□,生于福建永安,现代作家、出版家。”这与我们永安方面所披露的资料基本一致。


(120)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品中,介绍了出生于福建永安的现代著名作家、出版家邹韬奋的生平事迹。图为邹韬奋像(林洪通提供)





1、永安市民间党史研究爱好者安孝义从邹韬奋女儿邹嘉骊整理的《韬奋年谱》中找到确切记载永安下渡村为邹韬奋出生地(管梓任 等 摄影)





5、毛泽东为邹韬奋题字



在介绍茅盾的生平时有这样一段文字“19813月,茅盾在临终前分别致信党中央和中国作协,请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捐出自己的稿费设立一个文学奖。在他去世后,党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中国作协用他的积蓄设立了茅盾文学奖……”因为茅盾20年代初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

展馆在介绍夏衍生平时写道:“1978年以后,夏衍写了大量文章。他在《懒寻旧梦录》中说‘十年浩劫伤残了我的躯体,但这不仅没有改变我的性格和信念,从恶梦中醒来,相反的似乎还增添了我的勇气。’”

A座三楼展厅是“作家文库展”。这是作家个人捐赠整批的藏书等文学资料,建立了以其姓名命名的文库。目前已建立的有巴金、冰心、唐弢、张天翼、周扬、俞平伯、丁玲、夏衍、阿英、萧军、姚雪垠、萧乾、臧克家、周而复、张光年、刘白羽、邓拓、郭小川、胡风、沙汀、唐达成、王辛笛、卜少夫、李辉英、梁凤仪、梁羽生、林海音、周仲静、朱秀娟等一百余座。文库藏品中有许多是孤本、新善本,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据介绍,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收藏面很广,凡二十世纪以来的新文学资料都在征集收藏之列,包括港、澳和台湾以及海外华文作品和资料。现代文学馆现有藏品30余万件,其中书籍19万册,杂志2100种(9万余册),报纸142种,手稿10970件,照片8282件,书信7887件,录音带453盘,录像带773盘,文物2959件。

总之,整个文学馆展览“凝聚了作家的爱与恨,苦与乐,浸透了他们的汗水与泪水,呈现出作家创作中艰苦的思想历程。”给人以深深的沉思,给人以无穷的力量。

A座地下层常常举办各种临时的文学艺术展览。我第一次去参观时看到的是“中国作家风采”摄影展览。是一位叫徐福生的《文学报》记者拍摄的文学家的头像作品,大多是当代作家的标准像,照片很大张,约有一张对开报纸大,大约有二三百号人头像。拍得极为清晰,很有特色,展现了不同作家性格特征。据介绍,展出的像片是从拍摄的一万多张照片中选出来的,主要是在“文代会”上拍到的。其中有一张余秋雨的头像,看起来,人长得帅。余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我翻过,看不大懂。据说这本书曾引起轰动,所以我记得其名。

我第二次去参观时,在B座看到的是左翼老作家萧军生平事迹展览──“一个倔犟的灵魂──纪念萧军诞辰一百周年展”。萧军说得好哇!他说:“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会苦恼,处处会碰到死角!一个人为社会而活,前仆后继是自然规律,就会乐观。”又说:“人,应当有一颗坚硬的、水晶石般的灵魂,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必须要这样去争取!”正如他自己的一首诗所言:

秋风秋夜雨潇潇,

碧海青天已不潮;

丝尽蚕心哀未死,

还从一笔写离骚。

                                

                                  2007年 5月28日于北京)

3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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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论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论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
 

1、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管其乾  摄影)


【按: 本次网页楼层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04页至313页《论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搜索“林洪通编著”或本网页中的相关标题或关键字句,可找到本网页。搜索本文标题,在其他网站,多数有照片。受托网上发布者管其乾欢迎各界人士到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永安市吉山村等地参观国家级永安抗战遗址群。】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04页至313页《论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


             论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

                              
林洪通 李万成

                    

    抗日战争时期,永安作为福建的战时省会达七年余。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爱国民主文化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以及许多热血知识青年聚集永安,他们用笔作武器,以新闻机构、出版机关或报刊等为阵地,宣传抗日救亡,使山城永安成为我国东南抗日文化十分活跃的地方。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共产党员、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共同奋斗,进行思想文化斗争的丰硕成果。本文拟就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党的领导形式及其特点作一粗浅探讨。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发表了团结御侮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国共两党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过。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一整套办法。国民党在大后方强化特务统治,继续大肆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间,福建的国民党顽固派也进一步明目张胆地向各地的共产党机关和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加紧军事进攻和破坏活动。福建的局势仍处于紧张之中。
    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为了防范国民党顽固派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避免革命力量的不必要损失,党中央对党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和工作方式作出了新的部署。中央指示大后方党的组织应“善于隐蔽自己的力量,要以埋头苦干的精神去进行持久的工作”。对于国统区,中央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党的组织求精不求多,不应大量发展。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巩固党的组织决定中指出:“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再次明确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则应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
    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中共福建省委对城市工作方针也相应作了新的调整。1940年4月,省委在《关于新形势与抗日战线的新任务》中,指出城市秘密工作的任务应当“是顾及整个的、是合法的、是群众的”。福建党的工作开始侧重于以公开职业的掩护,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此外,福建省委还陆续将城市中的“红干部”撤退转移到农村隐蔽。在这特殊的斗争形势下,中共福建省委没有在永安建立一级党的组织机构。虽然省委范式人1940年12月28日给中央的《福建组织报告》提纲中有永安“已成立工委”的记载,但实际上是没有成立的。
    1942年6月,“南委事件”发生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党员要“三勤”,即党员转移出去,自己找职业掩护,要勤学、勤业、勤交友。党员转移一个地方,不转党的组织关系,也不与当地组织发生联系,不建立组织,也不过组织生活。对于隐蔽在国统区的共产党员,组织上要求他们不暴露身份,不互相联系,自己好好工作,起模范带头作用,以此来影响群众,带动群众。因此,这一期间虽然陆续有一些共产党员转移来到永安,但根据上述原则,永安也就不成立党的组织机构。这说明,永安在抗战期间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机构,是当年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中共福建省委贯彻执行中央有关隐蔽精干方针的必然结果。
    纵观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全过程,可以发现,当时永安没有建立共产党的一级组织机构,不存在党的组织指挥系统,既有利于共产党员的隐蔽,又有利于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是符合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和永安当时的客观实际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以半公开的党的形式出现,也不同于十年内战时期非常孤立的秘密的党。这一时期共产党一方面是完全秘密的党,同时又有空前广大的社会政治基础。这就是为全国人民大众包括国民党中的抗日爱国志士所拥护和接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共产党员在各个工作部门内有着相当广泛的合法性可以利用。但由于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共产党还是一个秘密的党。因此,党的活动显然有一定的严格限度,这种限度表现在共产党还不能以党及党员的面目去进行公开活动。当时,永安是各种人才聚集之地,要进一步激励各界人士的抗日热情,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中的积极作用,关键是共产党员如何根据个人的可能,去参加各种公开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去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与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保持联系;去联络各种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机关和报刊出版单位,使这些团体、这些报刊成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支点和堡垒。先后来到永安的地下党员如王毅林、叶康参、卢茅居、刘子崧、羊枣、李达仁、邵荃麟、余志宏、郑书祥、钟尚文、谢怀丹等等同志,正确而成功地实践了党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
    当时,永安客观上具备了一定的有利于共产党员的隐蔽条件。首先,永安作为福建省的省会所在地,各种职能机构名目繁多,很容易在其中任职,找到隐蔽身份的所在。由于是省会所在地,各方面活动,包括文化方面的活动比较多,因此,七年半时间内,先后创办120多种报刊和编辑出版了800多种书籍,为各种人才施展才智提供了机会。其次,陈仪、刘建绪担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期间,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的表现与国民党顽固派不同,曾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明。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言论阵地,除了自己办有报刊外,还支持部署创办各种刊物,客观上容纳了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在这一环境下,共产党没有在永安建立组织机构,显然有利于陈仪、刘建绪开明度的发挥,有利于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因此,在国统区没有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历史条件下,永安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机构,而是依靠共产党员的埋头苦干和先锋模范作用去影响和推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开展的做法,是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领导的卓有成效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在永安建立所属的组织机构,但党的领导作用始终贯穿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全过程。
    福建省会由福州迁入永安后,中共福建省委随即派出干部前往永安开展工作。共产党员陈培光到永安后,利用在教育厅工作的合法身份,团结有识之士,于1938年秋创办《老百姓》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各界人士抗日救国的热情。《老百姓》的创刊,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树起旗帜。对于吸引更多进步人士汇集永安,广泛开展抗战文化活动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永安当时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机构,没有国共两党合作的合法形式可以利用,要团结永安的工农商学兵、爱国民主人士抗日,必须依靠和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福建省委派人在永安创办《老百姓》报,实质上是在这一闭塞的山城,竖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可以说《老百姓》报是信号弹,它为广大进步爱国文化人士发布了抗战文化活动的号召书,召唤着更多的知识分子前来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施展才智。所以,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
    1939年,中共福建省委又一次派出共产党员、原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宣传部副部长卢茅居到永安工作。卢到永安后,在改进出版社主办的《现代青年》月刊担任主编。此外,卢还以多个笔名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许多刊物上撰写文章,对改进出版社各个刊物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并出谋划策,用以对付国民党当局的图书审查。改进出版社作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支持下组建的出版机构,能够团结一批进步作家,出版许多进步书籍,是与中共福建省委在永安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分不开的。这也是利用他人的刊物,出版自己文章,宣传自己主张的范例。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福建省委还多次派出干部到永安,向所辖的党员传达国内抗战形势的有关指示。1940年4月,省委派当时担任闽江特委青年部长的黄扆禹到永安向高辑光等共产党员传达有关党的指示,同时通过高辑光与卢茅居联系,敦促他们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
    随着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党组织对永安的工作也更加关注。1940年4月间,中共东南局文委邵荃麟委派进步作家王西彦到永安开辟抗日文化宣传阵地,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在王西彦来永安之前,邵荃麟详细向他传达了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王西彦来永安时,邵荃麟还交给他一批现成的稿子,为王在永安办刊打下基础。王西彦在他主编的《现代文艺》创刊号上,突出力求回答“谁在抗战”这一主题,发表了邵荃麟的《英雄》、王西彦的《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等作品。后来,邵荃麟还亲自为《现代文艺》组稿,有力地支持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1940年6月间,邵荃麟受党组织委派转移来到永安,直接领导并亲自投入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直至1941年1月初,才奉组织的安排离开永安。
    1941年2月,东南局曾派蒋柏铭(陈明)到永安,组织关系直接同刘子崧联系,经刘子崧介绍安排在经济委员会工作,以作掩护。这充分体现了东南局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重视和支持。
    中共福建省委和东南局对永安这一阵地的重视,为永安的抗战文化赢得了活动空间。也充分说明,党对开展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进行过具体领导的。
    先后到永安的60多位地下党员虽然多数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但他们身体力行,在各自的岗位上带头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目标一致,心领神会,有共同的语言,因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核心。共产党员的核心作用,也是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领导的具体表现。如共产党员、著名的新闻时事和军事评论家杨潮(羊枣)到永安后,创办了《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并在其他刊物上撰写文章,成为改进出版社衰落以后,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又一支坚强力量。杨潮日夜操劳、不辞艰辛、忘我工作,在敌人的心脏坚持斗争的精神,影响和带动广大文化工作者,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历时七年多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聚集在永安的共产党员基本占领和掌握了永安的十多种主要报刊阵地。其余的报刊,也有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志在那里活动。他们利用小说、诗歌、戏剧、漫画、杂文、评论、译文、通讯报道、出版印刷丛书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政治主张,促使永安各界和各阶层人士以极大热情投入抗日救亡斗争,抗战文化呈现一派繁荣的新局面。正如1940年9月《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对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支几万军队还重要。”在永安的共产党员,正是遵循着党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而努力工作的。
    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对永安整个抗日救亡活动的政治领导。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各阶层、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以及海外侨胞联合组成的抗日大军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政治领导。这一政治领导,是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途径来实现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和激励下掀起的抗日救亡活动,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工作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
    当时,参加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除了共产党员以外,还有进步的非党文化人士,包括作家、学者、专家、教授、新闻工作者,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的国民党人士,革命知识青年等等。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认真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制定的一整套坚持抗战、推动抗战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永安的进步爱国文化人士的欢迎和拥护。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所取得的。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成为召唤、激励、率领永安的进步文化人士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团结抗日的光辉旗帜。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不仅仅限于几十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单一色的文化活动,而是包括各方面进步、爱国人士参加的广泛的抗战文化活动。如当时任改进出版社社长兼发行人的黎烈文、担任省政府编译室编译兼省政府图书馆馆长的董秋芳、翻译《资本论》的经济学家、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王亚南等等。他们都是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学者,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自觉地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团结各方面的抗日爱国人士,共同抗日。黎烈文在《改进》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的希望》一文,鲜明地阐述他创办《改进》的目的是为了“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他和改进社的同仁发扬“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出版了许多激励人们抗日的书刊,使《改进》等出版物成为风行东南各县的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读物。董秋芳则利用省图书馆这一阵地,采购许多进步书刊,这样,永安打开了一扇透进清新空气的窗户,使他所在的图书馆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此外,如著名学者王亚南、沈炼之、郑庭椿、章振乾,进步青年谌震,及以程星龄为代表的爱国人士,以颜学回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等等,也都接受和确信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纲领,都在他们主持的学术机构和创办刊物中宣传抗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反对投降卖国。
    由此可见,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来实现党的抗日主张的。他们所起的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政治环境中,是共产党员本身所不能代替的,也是做不到的。这就真正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广泛性和重要性。
    显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在永安当时的情况下,这一些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们,是很难形成一个目标一致,共同为着繁荣永安的抗战文化而努力的政治局面的。正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就难于开展,也不可能屡经风险,在逆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探索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问题,必须充分肯定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能够渗透到永安的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等,深入各阶层、各团体,是与当时在永安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除了民族的共同利益这一前提外,共产党员的作用,是党实现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政治领导的关键。
    当时,在永安的共产党员,无论是组织派遣来开展工作的,或者是由于所在的组织机构遭受破坏撤到永安的,都能够自觉地把发动民众抗日、为抗战努力工作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利用各自的合法身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造成有形和无形的影响,激励永安各界人士的抗日热情,从而加强了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
    共产党员李达仁,1938年曾担任过中共湖南宁乡县工委书记。因组织被破坏转移来永安,1943年被聘为《建设导报》主笔。他利用这一阵地,以多种形式和不同的手段撰写和登载进步文章。用进步的观点阐述国内一些重要政治时事,单为《民主报》撰写社论就近百篇。东南出版社成立后,李达仁担任经理,他除了为《建设导报》、《民主报》撰写社论外,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出版工作上。东南出版社坚持进步,先后出版了于潮的《方生未死之间》和郭沫若等的进步著作三十多种,鼓舞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李达仁勤奋工作、艰苦创业的精神,为东南社的同仁树立了榜样,后来他成为羊枣的得力助手。还有其他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也进一步促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各单位、团体、阶层得到更好贯彻。
    1944年6月,共产党员杨潮来到永安后不久,除创办《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兼任《民主报》主笔外,还在永安举办讲座。他一面广交各界进步人士,热情帮助青年,夜以继日工作,一面搞翻译,写评论,不顾个人安危,投身抗战文化事业。他在永安13个月,共撰写论文120多篇,70多万字。由于杨潮的影响和带动,当时在东南出版社和《民主报》等单位的地下党员和其他革命同志,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却自然形成了一个身处各个方面,彼此互相协同配合的无形的战斗集体。杨潮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共产党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进一步深入和加强。
    在历时七年半的时间内,共产党员在永安的以文化工作为主的各个岗位上,以合法的身份从事各项工作,他们身体力行,宣传和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有关抗日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这就证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是普遍存在的,成为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也正是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够卓有成效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在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来,从而使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在永安的文化战线上展示的更具体、更深入。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在“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下,中国共产党没有在福建的战时省会永安建立党的一级组织机构。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集中表现在中共福建省委和中共东南局等党组织及时部署和派出人员前往永安开展的。此外,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这也是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领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还有,没有暴露身份,单兵作战的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是党实现对永安抗战文化政治领导的关键。总而言之,党的领导,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加强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1985年8月初稿

                                    2012年4月修改

3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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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



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14页至33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

 

【按: 本次网页楼层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14页至33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搜索“林洪通编著”或本网页中的相关标题或关键字句,可找到本网页。搜索本文标题,在其他网站,多数有照片。 】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

林洪通  肖传坤


            抗日战争时期,在福建省战时省会永安开展的长达七半年之久的抗战文化活动中,先后到永安工作的有60多位中共党员。他们当中,部分同志是党组织派来的,与党组织有联系。如王毅林、卢茅居、刘子崧、陈培光、高力夫等十多人;部分同志到永安后开始与党组织有联系,以后中断联系,如张立、郑贞篯、萨一佛等少数人;大部分同志是暂时中断组织联系或失掉组织联系,如杨潮、李达仁、谢怀丹、陈矩孙、陈宗谷等40多人。为了防范国民党顽固派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党中央对国统区党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向、工作方式作了新的部署。特别是1942年“南委事件”以后,中央规定,在国统区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党员“转人不转党、不发生关系、不过组织生活”,并实行“三勤、三化”,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因而当时党员的活动处于隐蔽、分散状态。尽管如此,他们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积极主动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也没有停止对民主与科学真理的追求,均心照不宣,人自为战,为永安抗战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现将他们在永安的组织关系简

述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子谷(马式材):

马子谷,湖南新化人。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永安,任省政府顾问、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5年“羊枣事件”后回湖南。

(121)④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员王毅林④


王毅林:

王毅林,1941年在南安入党,19449月到永安,在东南出版社门市部工作。他与南安党组织保持联系。“羊枣事件”后,他协助李志国把东南出版社发行部的进步书刊采用批发赊购的形式,转移到永安东方出版社出售。19459月,王离开永安到厦门。


(27)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卢茅居(30年代)


卢茅居(又名卢懋矩):

卢茅居,福州市人,1938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闽江工委组织部长等职。1939年底,由党组织派来永安改进出版社工作,主编《现代青年》。时省委地下交通员郑挺在沙县,每月来永安一次,与卢茅居联系。19404月,省委调卢茅居赴闽北崇安山区,任中共福建省委武夷干校教育长。19413月,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围剿中,卢为掩护同志突围不幸被捕。同年秋被国民党杀害于三元(今三明)梅列集中营,时年33岁。



(34)中共地下党员叶康参(40年代)


叶康参(康生、章敏):

  叶康参,福建建瓯人。1934年在建瓯由中共建瓯县委负责人张冬普介绍入党。曾介绍庄征入党,并在建瓯、沙县、南平、金华等地做抗日宣传和党的地下工作。193810月到1939年初,在南平编辑由中共地下党人创办的报纸《老百姓》。后到长汀做文化工作,1943年秋到永安,任省政府编译室编译。在“羊枣事件”中于1945723被捕。19464月出狱后回福州主编《民主报》副刊“新语”。


孙道华(又名朱老):

孙道华,福州市人,19398月在顺昌洋口英华中学由简印泉介绍入党,后任英华特支书记。1943年到永安,入下渡省卫生试验所工作。1945年到福州邮电局工作。1946年初任中共福州第一市委书记。194710月任新组建的中共福州市委书记。19484月在“城工部冤案”中被错杀。时年26岁。


毕平非(毕扶华、毕朋非):

毕平非,浙江海盐人。19391月在浙江金华入党,党组织关系属中共浙西特委。19439月到永安,任福建省“工合”视导兼连城事务所主任。毕到福建后党的组织关系在粤北省委。1944年曲江沦陷,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5717在“羊枣事件”中被捕。19464月出狱后奔赴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


(43)中共地下党员江士骙(江艾)


江士癸:

江士癸,1939年在广东开平入党。1943年夏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6年离开永安。

华国谟:

华国漠,中共地下党员,入党时间与组织关系不详,1941年到永安,在省农业改进处工作。

吕仲恺:

吕仲恺,1938年入党,1939年到永安,任福建省建设厅工商指导员。1940年春以后,他每月都与高力夫、陈荩民、杨昌辉联系。194010月离开永安。



(122)①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刘子崧①(1985)


刘子崧(笔名刘重远):

刘子崧,193811月在福州由王助(原新四军驻闽办事处主任)、林大棋介绍入党。19405月王助派刘到永安开展党的工作。刘到永安后被聘为省政府参事兼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0月,王助派孙竹云(曾镜冰的妻子)到永安与刘联系一次。11月、12月各派一人联系二次,提供地图一张。19412月王助派蒋柏铭(即陈明)到永安工作 ,经刘推荐入省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工作。19429月,刘子崧离开永安到三元,进江苏学院任教。




(28)①中共地下党员许文辛(许文新)①


许文辛(原名许乃东,在永安时名许文新):

许文辛,19388月在漳州入党,属漳州中心县委漳厦工委领导。19403月他组织关系转到泉州中心县委。19432月至19457月他在永安吉山国立福建音专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19446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保释。


(36)中共地下党员王戈(李力行夫人)


李力行(李敦蕾)、王戈(王洪岑):

李力行、王戈,他们俩为夫妻,分别于19405月在湖南邵阳和19392月在湖南湘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联系。他们19445月到永安,先在永安工合工作。6月,李任东南出版社第二任经理兼门市部主任,王在东南出版社门市部工作。1945年春,李与王一起到改进出版社工作,李任襄理。李力行于1945714因“羊枣事件”被捕,19462月保外就医。1946年夏离开福州到上海并进入苏北参加新四军。


(37)①中共地下党员李达仁(李品珍)(40年代)①


李达仁(李品珍,史任远):

李达仁,湖南宁乡人。193711月在湖南长沙入党。1938年任宁乡县工委书记。194310月由谌震介绍到永安,任《建设导报》主笔兼东南出版首任经理。19447月到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并协助羊枣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1945715“羊枣事件”中被捕。19464月出狱后回湖南,参加游击队投入解放战争。

李志国:

李志国,19394月在湖南武岗塘田战时讲学院入党,后到桂林新知书店,为负责人之一。“皖南事变”后,到赣南主持章贡书店。后搬到永安,任东南出版社营业部主任。在永安时,他与省外的党组织保持联系。“羊枣事件”未受牵连,为东南出版社做了大量善后工作。他与王毅林一起把东南出版社发行部的进步书刊采用批发赊购的形式,转移到永安东方出版社。

  健(李盛乐):

  健,19399月在顺昌洋口英华中学由邱文凯介绍入党,1940年任福州市工委委员,11月任闽江特委政治交通,19411月在崇安被捕,1942年初保释后到永安黄历福建农学院读书,与党失去联系。

陈伟顺:

陈伟顺,中共地下党员,入党时间和组织关系不详,曾任《建设导报》校对。19443月《建设导报》停刊后,由谌震介绍到永安师范任教,后任永春敏斌中学教员。19458月因“羊枣事件”在晋江被捕。


陈宗谷


陈宗谷(陈功):

陈宗谷,19388月在浙江参加“民先”,1940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入福建音专读书,目的是找党的组织。因在音专开展抗日进步活动,于194463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解送崇安“上饶集中营”关押。194510月获释后奔赴山东解放区入华东野战军。

陈矩孙(陈絜):

陈矩孙,福州市人,193512月在北平燕京大学由姚依林介绍入党(1987年姚证明当时为中共党员,但不记得是他介绍的),后失去组织关系。194410月到永安,任省政府参事(后为顾问)。19455月与杨潮、程星龄、谌震等人策动刘建绪脱离蒋介石,搞第三势力,未果。随即离开永安。年底在福州与中共福建省委接上组织关系。

陈荩民:

陈荩民,1939年冬从广东到永安,在电报局工作,由卢茅居介绍入党,与杨昌辉联系。1940年冬他接党组织通知,到崇安山区参加省委办的学习班。1941年下山到南平,党组织安排在铁工厂工作。皖南事变后,形势恶化,他离闽回广东。

陈培光:

陈培光,福建建瓯人。1937年以前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入党。1938年到永安,在福建省教育厅任科员,为中共福建省委联络员。1940年春调往闽北武夷山省委机关任秘书长。1941三四月间下山向国民党当局自首。1945年赴美,后在联合国某机构任职。


(29)③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邵荃鳞、葛琴夫妇1959年在杭州③


邵荃麟、葛琴:

邵、葛夫妻均为1926年入党。抗战初期,他们在浙江金华。邵荃鳞、葛琴在中共东南局文委工作。1940年五六月间,邵、葛在浙江遭国民党通缉,党组织命令他们撤离。时葛琴身孕,北上困难,决定南下福建永安。在浦城受林涧青接应,后组织关系由闽江特委代理书记黄贤才(余光)经手办理。邵、葛在永安时,福建省委派卢茅居等与他们联系。194012月底,中共南方局安排他们离开永安赴桂林。


(124)①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张立①


张立(魏然):

张立,1926年在武昌由从允中(曾任大冶地委书记)介绍入党,1940年到永安,在省银行工作,党组织关系与卢茅居联系,不久,到沙县图书馆工作。卢茅居调走后组织关系中断。

张新民:

张新民,建瓯县人,1937年由詹楚材介绍入党,193910月到永安,在省银行总管理处工作,为闽江工委系统的党员。19404月离开永安,1941年底调回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工作。

杨学修(杨蕴仁):

杨学修,福建仙游人。19383月参加新四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1月“皖南事变”中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19426月“赤石暴动”中逃脱。19434月加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台湾义勇队”。后任“工合”连城事务所永安办事处主任。19457月“羊枣事件”时被捕,在狱中供出地下党员潘超、陈学铨,致潘、陈在龙岩被捕。

杨昌辉:

杨昌辉,1938年入党,1939年到永安,任改进出版社编辑。党组织关系与卢茅居联系。1940年春开始,每月都与高力夫、陈荩民、吕仲恺联系。1940年秋接中共福建省委通知撤入崇安山区。1941年初夏到桂林。


(42)中共地下党员杨桦(杨衍咏)


杨   桦(杨衍咏):

   1939年或1940年在广东入党。19428月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6年离开永安。



(35)①中共地下党员羊枣(杨潮)(1940年)①


杨   潮(羊枣):

   潮,湖北沔阳人,1933年在上海由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7月,由谌震向刘建绪推荐到永安,被聘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省政府参事。同时为《民主报》主笔,并主编《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撰写论文达140多篇,宣传抗战。1945715日,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1946111日被国民党特务虐死于杭州狱中。史称“羊枣事件”。

苏   节:

   节,地下党员,入党时间和组织关系不详。1942年春来永安,任省政府专员。

何柏华(女):


(123)①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何柏华①


何桕华,又名何正生、何阿英,福建福清人,1926年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由陈昭礼、潘贞美介绍入党。1927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永定暴动”,1930年为福建省委候补委员(后转为正式委员)、妇委书记。1941年秋到永安,在吉山永安中学教国文。19429月到永安师范任历史教员。19437月,何柏华与其夫赵天问及学生陈文治同时被省保安司令部通缉,逃离永安,到闽南山区任教。


(38)①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何雪瑜(何芸)①


何雪瑜(女,又名何芸):

何雪瑜,1940年在广东入党,1942年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510月离开永安。



(39)①中共地下党员何雪飘①


何雪飘(女,又名阮琪):

何雪飘,1938年在广东入党。1942年春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5年春离开永安。

余禄熙:

余禄熙,1939年春在广东开平入党,1943年夏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5年春病故。


(40)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余志宏


余志宏:

余志宏,湖南醴陵人。19385月在桂阳由熊邵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联系。1943年由程星龄介绍到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为《民主报》、《国际时事研究》、《社会科学》撰写专论、社论,并参加以章振乾为首的闽西土地改革区的调查组,收集整理土地革命时期闽西土改情况。后与孟起接上组织关系,抗战胜利后回湖南。

卓   如:

   如,1938年秋在福州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与卢茅居联系。19405月到永安,经刘子崧介绍给黎烈文,入改进出版社任编辑,负责编辑《改进文库》丛书及《改进》月刊,卢茅居离永安去崇安时,委托卓如主编《现代青年》。1941年辞去改进社编辑,转省干训团任教。后赴暨南大学、英士大学、沪江大学任教。

林汝楠:

林汝楠,1939年或1940年入党,1940年到永安师范读书,1943年离开永安。


(31)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林鸿图


林鸿图:

林鸿图,福建大田县人,1935年在河北省立农学院读书时入党。1941年春到永安,任省农业改进处造林事务所技师,党的组织关系与陈培光联系。同年9月被捕,50天后由农业改进处保释,194210月再度被捕,于19441月保释,19448月第三次被捕。1949年在厦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37岁。


(48)②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郑书祥②


郑书祥(1912—1978):

郑书祥,福建省永定县人,1935年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5月,厦门沦陷时他按照党组织指示转移到香港。194112月,香港沦陷后他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撤退至永安。他先在国立福建音专任教,后入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抗战胜利后到福州,1946年六七月间与中共闽浙赣省委候补委员、城工部副部长孟起取得联系,19477月任星闽日报总编辑。

郑贞篯:

郑贞篯,地下党员,在改进出版社工作,与卢茅居单线联系。卢离开永安后,组织关系不详。


(49)①中共地下党员金希树(金村田)①


金希树(金苕,现名金村田):

金希树,1939年在浙西天目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属浙西特委)。19434月到永安国立福建音专读书,和陈宗谷、许文辛等在校内开展党的抗日宣传工作。19445月被捕,关押在崇安“上饶集中营”,194510月“双十协定”后被释放。后入上海音专就读,1947年接上组织关系。

周左严(周佐年):

周左严,19381月在浙江丽水入党,1940年浙江金衢特委遭破坏而撤离,失去联系。1940年到永安,任省统计处股长,19435月任《建设导报》总编辑,19442月任省银行专员。

胡允恭(胡邦宪、胡萍舟):

胡允恭,安徽寿县人。1923年在上海由瞿秋白介绍入党。他参加过北伐,1931年脱党。1937年到福建,曾任明溪、泰宁、同安、福安等县县长。19432月至10月在永安,任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兼设计组组长。与中共闽江特委沙县支部书记孟起取得了联系。1946年经福建省委批准,恢复党籍。


(50)中共地下党员柯咏仙


柯咏仙(女,嘉平、戈音):

柯咏仙,1938年在江西南昌入党。19405月在福建被捕,出狱后失去组织联系。19408月到永安,任改进出版社期刊现代儿童主编。1942年初到长汀进厦门大学读书。


(51)中共地下党员赵方幸(赵芳杏)


赵芳杏(女,又名赵方幸):

赵芳杏,19395月在广东开平入党。19428月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51月离开永安。

赵伯衡(赵伯恒):

赵伯衡,江苏常州人。1924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经赵虎臣介绍入党。19275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判刑后,与党失去联系。他抗战初期到永安,在省干训团任科员。他与刘文铣(刘金)同住一室,关系密切。刘赴浙东找新四军前,赵曾在小饭馆饯行,周璧在座,故19457月“羊枣事件”中被捕。19464月获释。

骆何民(钟尚文):

骆何民,江苏扬州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湖南《开明日报》总编辑,19411月特务搜查《开明日报》,逮捕骆等12人。骆越狱逃来福建,化名钟尚文。1942年由刘岳厚通过谌震推荐,任福建省物价管制委员会秘书,并帮助筹办《建设导报》和东南出版社。1944年任福安县田粮处副处长。19458月“羊枣事件”中在福安被捕。获释后往上海,参加了中共上海工委领导的《文萃》周刊的编辑工作,1947721日被捕,19481227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为“文萃三烈士”之一。

贵畹兰(女,又名宛蓝、胡瑜):

贵碗兰,浙江吴兴人,周左严之妻。19381月在浙江丽水入党。1941年秋由金华到南平,后到永安,先后任福建省统计处科员、建设厅秘书、省设计考核委员会专员、“工合”永安办事处指导员等职。19457月“羊枣事件”时被捕。19464月获释。



(125)②高力夫(1941年)


高力夫(高缉光、高天宇):

高力夫,1938年入党,1940年到永安。途经南平时通过王一平见到王助。王助告诉他,永安尚无党组织,要高力夫到永安后和杨昌辉、陈荩民、吕仲恺联系,成立党小组。高在永安下渡吕仲恺家开会,传达王助的指示,后每月都开一、二次会。同年4月,福建省委派黄扆禹到永安向高力夫传达国内的抗战形势,并通过高力夫传达给陈培光,并由高缉光通知卢茅居准备离开永安到崇安山上。王助派黄禹到永安找高力夫联系过一次。5月,高调回福州。


(33)②中共地下党员萨一佛(80年代)


萨一佛:

萨一佛,福州市人,1939年入党,在改进出版社主编《战时木刻画报》,与卢茅居单线联系。卢茅居离开永安后关系中断。1941年萨曾被捕,出狱后到生活促进会工作。1945年春到美国新闻处永安分处工作。抗战胜利后,因国民党又在逮捕他,与彭世桢乘坐军车逃离永安,南下广州。

黄卫世:

黄卫世,1939年初在沙县入党,后到永安,在省政府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厦门市委委员。

曾列明(笔名戈扬):

曾列明,广东揭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疏散到永安,为省气象局职员,常以“戈扬”的笔名为《民主报》副刊“新语”写稿。在“羊枣事件”中于1945731被捕。出狱后去台湾工作,1947年回广东参加地方武装斗争。

蒋柏铭(陈明):

蒋柏铭,入党时间不详。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194010月,东南局决定成立政治交通队,负责与各省委、特委联系,派蒋柏铭为驻福建省委的政治交通。19412月由省委派到永安,党的组织关系与刘子崧联系。后由刘子崧介绍,入省经济建设委员会工作。19427月离开永安赴上海。

傅孙焕(马一峰、老马):

傅孙焕,长乐县人,1941年在顺昌洋口英华中学由孙道华介绍入党,抗战时到永安,为福建农学院学生,组织关系属闽江工委。抗战胜利后他随校迁回福州,历任福州第一市委委员、城工部闽北特派员、沙县中心县委书记,19484月,“城工部冤案”中被错杀。


(52)①中共地下党员谢怀丹①


谢怀丹(女,原名裘东莞,又名谢亿):

谢怀丹,19259月在山东济南女子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转党,1940年失去组织联系。1942年夏到永安,先后在《建设导报》编辑部、《民主报》资料室工作。19448月,进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后升为副研究员),协助羊枣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194510月离开永安前往福州。1946年与城工部取得联系。


(127)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裘振纲(1949年7月)


裘振纲:

裘振纲,浙江杭州人。1936年9月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时,由中共北方局东京特别支部吸收入党。后与董必武单线联系。1943年12月经董必武委派到福建永安做统战工作,被聘为省政府参议兼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员。曾以“伯纪、伯骥、沙场斗士”等笔名在《民主报》副刊“新语”等栏目发表文章37篇,抨击时弊,入木三分。1945年10月离开永安随陈仪赴台湾任“接收委员”、人民导报主笔、基隆区代理区长三个月。1946年5月回浙江杭州与董必武联系,和皖南地委胡明等策动陈仪起义,失败后领导浙西起义,解放宁国墩、宁国、昌化、於潜成功。

简印泉:

简印泉,广东番禺县人,1939年初在顺昌洋口英华中学由李盛乐(现名李健)介绍入党,抗战时到永安,为永安黄历省立福建农学院学生。仍为中共闽江特委系统的党员。抗战胜利后到福州,历任农学院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福州第一市委委员,宁化、明溪、石城、瑞金、清流五县特派员。

(53)②中共地下党员谭庆逢②


谭庆逢(女):

谭庆逢,1939年在广东四会县入党。1942年,广东地下省委遭破坏,经粤北特委批准,谭庆逢、余禄熙、江士癸、黎绍吉、赵芳杏5人到国立福建音专读书隐蔽。因找不到当地党组织,便由谭负责组成5人党小组,定期过组织生活。1946年随校迁福州,由王毅林介绍重新入党,后任音专支部书记。19485月在“城工部冤案”中被杀于闽侯一山头。时年28岁。

蔡翔云(女):

蔡翔云,1916年生,江苏无锡人。1938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任南平工委委员、妇女部长。1939年至1940年间在永安教育厅所属话剧团为演员,往来于南平、永安之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福建省委所在地闽北连续发动军事“围剿”,她奉命分散隐蔽,19431月饿死于邵武大山中。

黎绍吉(黎民):

黎绍吉,1939年在广东入党。他1943年夏到永安就读于国立福建音专。1946年离开永安。


(32)②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霍劲波(1985年)②

霍胤光(霍劲波、霍振梦、涤川、郭巴):

霍胤光,湖南湘阴(今汨罗市)人。19394月在湖南武岗塘田战时讲学院入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经组织决定分散隐蔽来福建,先在南安任《南光日报》编辑。1944年到永安,任“工合”联社经理,后任省政府助理秘书,省行政干部训练团科长。与外地党组织有联系。因“羊枣事件”案于1945811日在泉州被捕。1947年冬与泉州党组织联系上。19486月地下党劫狱成功,参加了解放战争。

通过上述探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永安没有建立统一的党的地下组织。由于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福建省委贯彻中央有关隐蔽精干的方针,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是通过党的政治路线和党员个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的。广大地下党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团结一切进步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利用国民党统治区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政府创办的各种报纸、期刊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为推动抗日文化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的和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进步人士来实现的。

198812月初稿,2012 4月修改)

(本文曾发表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五期)

3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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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1、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管其乾  摄影)

 

【按: 本次网页楼层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搜索“林洪通编著”或本网页中的相关标题或关键字句,可找到本网页 】



1、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林洪通、张和陆、赖承光



2、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战时省会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开展得轰轰烈烈,在很大程度上,是云集而至的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特定条件下,同仇敌忾,努力奋斗,为抗日救国,繁荣文化所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影响遍及我国东南各地乃至海外。

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国民党内坚持爱国抗日的进步人士)在省政府所属各部门、各单位中,不少人担任着重要职务,掌握了许多重要文化阵地。他们利用这些阵地为抗战呐喊呼号。当时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样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繁荣抗日文化、坚持团结的典范作用。他们和身份隐蔽的中共党员一道,成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建立了以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共同实现抗日救亡的神圣使命。当时,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在永安所起的作用是共产党员本身所不能替代的。这就真正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广泛性和正确性。

抗战胜利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他们中有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人加入了同共产党荣辱与共的各个民主党派,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他们仍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批人士中的很多人,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无端审查和政治上的冲击,遭受极不公正的对待,经历了政治上的磨难,甚至被判刑劳改,后大多得到改正、平反。他们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各自的工作,为建设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努力奋斗。他们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永远为我们所怀念。本文对部分从事永安抗日文化活动的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平事迹,作一简略介绍(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一帆(1916—    ):

王一帆,笔名王石林、于帆、海丁、一帆,四川中江县人。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春在清党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入狱40天,后由家人保释出狱,逃往成都,被介绍入川军当文书。七七事变后,随川军到河南,后转京杭、皖南、江西前线,组建剧团宣传抗日。19399月,被指控为思想“左倾”而遭囚禁,19405月又被疑有“异党”行为被逐出军队。6月,经友人介绍到湖南衡阳力报社任记者、编辑,遂与地下党员孟月秋(即孟树德)、余志宏相识,建立联系。194111月到桂林,先后在两所中学任教。194310月应福建省建设导报社长谌震之邀,他与李品珍同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任建设导报采访部主任兼国际版编辑。19443月到漳州,任闽南新报总编辑。在两报工作期间,在报刊上发表国际时事评述文章,参与永安及漳州的抗战文化活动。19453月返回永安,任东南出版社第三任经理。同年7月在“羊枣事件”中被捕,19464月获释,7月绕道香港转入粤东一所中学任教,1948年春进入游击区,担任潮汕地委机关报团结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在肃反、反右、“文革”中均受审查,19793月得到平反。1981年调潮汕地委党史办工作,任中共潮汕地委党史领导小组领导成员,任编审组副组长,1983年离休后仍负责编研工作。

王亚南(1901—1969):

王亚南,原名际主,号渔村,笔名王真、碧辉,湖北黄冈人,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早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19278月在北伐学生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1928年初在杭州与郭大力合作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1933年参加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下半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1934年赴英国、德国深造,1936年回国后与郭大力从事《资本论》翻译工作。1938年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中文版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完整出版的《资本论》中译本。抗战期间,他先在中山大学任教,1944年应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之邀来到战时省会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从而使该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气氛迅速活跃起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王还同时兼任长汀厦门大学、建阳暨南大学教授。在永安还创办了经济科学出版社,发行了《社会科学》季刊和《研究汇报》学刊。在永安完成了其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社会科学论纲》等,并首次在永安出版。他先后还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和专著,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羊枣事件”发生不久后愤然辞职,并离开永安。后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全力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解放后历任厦门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当选为第一、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1957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19691113在上海病逝。

王西彦(1914—1999):

王西彦,浙江义乌人,原名王希曾,著名进步作家。1933年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由“左联”扩大而成的北平作家协作候补执委,曾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和旧学联。抗战初期在武汉参加中共长江局领导的战地服务团。19381939年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观察日报》编辑,并参加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塘田讲学院的教学工作。1939年底至194110月,受中共东南局文委邵荃麟的委托和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的邀约,来到山城永安,主编《现代文艺》月刊。这时期,他在《现代文艺》和《改进》上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和评论文章,著有《村野的爱情》、《暗淡的春天》、《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眷恋土地的人》等支持抗战、揭露社会黑暗的长、短篇小说多种,为繁荣东南文化和福建的抗日文学活动作出了卓越贡献。194110月离开永安,先后担任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45年任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1947年后历任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主任。解放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政协委员、文联委员、作协理事、副主席、《文艺月刊》编委等职。1955年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六十年来,著述颇丰,已出版的计有长篇小说《古屋》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夜宿集》等10余集、散文集《炼狱中的圣火》等5集、评论集《第一块基石》等4集、回忆录《乡土·岁月·追寻》等2部。已出版《王西彦选集》5卷,早期作品多以家乡生活为题材,为深受苦难的农民诉说悲苦。后期作品则多以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幻灭为题材,描写陷入苦闷的知识分子的多样面貌。晚年撰写了一系列回忆的散文著作,刻划“十年浩劫”期间知识分子的艰辛历程。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饱含情感,而又不失冷峻的剖析力量。晚年著作显示了对社会和人生理解的不断深化。一生勤于写作,作品累计逾八百万字。曾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顾问。

刘  金(1922— 2008):

  金,原名刘文铣,笔名柳无垠、茅塞、刘青阳、张扬、梦旦等。浙江嵊县人。1940年在清波中学读书时,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开掘社”,参与创办油印刊物《学生阵地》。在此其间,他阅读了《大众哲学》、《新经济学读本》、《社会科学二十讲》以及秘密流传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籍,思想倾向进步。1942年日寇发动浙赣战役后家乡沦陷,遂流落到福建省三元县(现三明市),在“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文书,翌年随训练团迁往福建战时省会永安。1943年开始在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上发表进步文章近200篇。19453月陪同周璧前往浙东寻找新四军,到达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后,即留下参加了游击队。此后一直在师和军一级的部队报纸当记者和编辑。解放战争中,亲历华东战场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重大战役。1950年,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身份,随所在部队入朝参战。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在华东人民出版社工作。1954年调往新文艺出版社工作,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1978年至1986年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学报总编辑等职。他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文联委员、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著有诗集《笨拙的颂歌》、《前线的故事》;评论集《感情问题及其他》;散文杂文集《马上随笔》、《吹沙居杂文》、《吹沙居随笔》、《上海杂文家自选丛书立此存照》;民间故事集《九斤姑娘》、《神仇》、《长乐宫惊梦》;专著《〈红日〉试析》;中篇小说《阿Q后传》等。1988年获编审职称,同年底离休。

3、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刘独峰(1908.6—1996.3)

刘独峰,广州市人,幼年丧父,1925年曾参加学生反帝罢课,中山大学法科政治系毕业后留学日本,获日本大学法学士学位,在学期间就喜欢阅读进步书刊。1933年入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广州办事处,任残废军人教养院教育队长、军官宣传队长;1937年入国民党集团军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六师李良荣部供职;1939年任军政部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少校教官。后弃戎从文,1940年10月到永安,任改进出版社编辑,擅长翻译,常撰国际评论,在永安与蔡力行、蔡振扬二人一起,被称为“国际时事评论三把笔”。1941年9月任福建省农学院生活指导主任。1942年10月起与蔡力行、蔡振扬合编《敌伪研究通讯》,1943年2月任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军训总队中校教官。3月,编辑《国际现势》、《物价管理方案》、《国民兵组训法规》和《国家总动员》等教材。1943年9月,与林天兰、王藏修编辑《英语锁钥》和《当代名著选详集》等教材,颇受读者欢迎。1944年受蔡力行之邀编辑《联合周报》。1946年2月任国立泉州海疆大学教授,讲授国际公法。1948年9月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李良荣秘书。1949年泉州解放后,参与筹建民革泉州市委员会,后任副主委31年。曾任政协泉州市第一至第五届常委、泉州市第八届人大代表、民革福建省委第六、七届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在永安期间的论著有:假如独裁者胜利》、《论国际新形势》、《美国——洋海战略(特稿)》、《美国空军的“命中力”》、《梦魔在近东》、《地中海的争霸战》、《帝国主义争夺下的近东》、《美国太平洋战略》、《论国际新形势、《日本在东亚的孤注》、《日本与法西斯主义》、《美国在南海的赌注》、《卷头言:欧战第三年》、《苏联之谜》、《论日寇的南进》、《〈欧洲堡垒〉的鸟瞰》、《论缅北战局》、《战后国际经济问题等50余篇,著作和译著有:《近中东各国论》、《英帝国论》、《国际学大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名著选详集》、《远东与日本》等多部。

许钦文(1897—1984):

许钦文,学名世梭,笔名绳尧、钦文、蜀宾、高阳、田耳、柳丝、方之夫、湖山客等,浙江绍兴人。1917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五师范,任该校附小教员。1922年在北京大学旁听。1925年任浙江台洲第六中学教师。1926年后陆续出版《故乡》、《国家》等小说集。1927年春,任浙江省立高级中学教员。1928年出版《蝴蝶》、《仿佛如此》、《幻象的残余》、《若有其事》等小说集,为鲁迅先生所器重,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杭州军人监狱,幸得鲁迅营救出狱。1936年到福建师范学校任教。抗战爆发,1938年随福建省会内迁到永安,任永安师范教师足足八年半。在国难当头,家难严重的艰苦岁月里,辛勤从教,提倡“三杆主义”,即锄头、枪杆、笔杆一起抓。他身体力行,鼓励学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除教学外,他积极参与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民主报》副刊“新语”的重要撰稿人。抗战胜利后,任厦门集美中学教员,后回福州任协和大学文科教授。1948年出版小说集《风筝》。1949年回浙江师范学院任教授。1950年底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2年起历任浙江省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代表、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民进中央执行委员兼浙江省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1956年加入华东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作协浙江省分会副主席。同年出版《许钦文小说选集》、《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鲁迅小说助读》、《〈呐喊〉分析》等,1958年出版《〈彷徨〉分析》,之后继续出版《学习鲁迅先生》、《鲁迅杂文选释》等,198111月为鲁迅研究学会顾问,同年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晚年左眼失明,仍孜孜不倦写鲁迅在北京时期的回忆录,如《鲁迅日记中的我》等,此外还写了不少文艺作品,犹如妍葩吐艳,可谓“老树春来更著花”。1984年《许钦文小说集》出版,还著有《文学概论》、《国语文法讲话》、《许钦文散文集》等。同年1110在杭州病逝,终年87岁。

张  垣(1923—2000):

  垣,原名张汉城,曾用名张特亘,笔名有金斗节仔、张菁、金枣等。福建龙岩人,大学文化。1923年在印度尼西亚出生,1933年回龙岩定居。1940年在香港由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任助理编辑,1941年在沙县向《东南日报》副刊《哨兵》投稿。同年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1944年一起常以金斗节仔的笔名在《民主报》副刊“新语”上发表进步文章70余篇。1945年“羊枣事件”后离开永安避居泉州、莆田一带。在此期间,曾向《闽南新报》副刊“海防”、《江声报》副刊“人间”、《闽中日报》副刊“弯弓”等发表文章40余篇,引起了特务注意。1948年再度避走香港,从事职业性创作。在《大公报》、《文汇报》、《华商报》担任特约撰稿员,发表过作品100余篇。不久,加入茅盾、叶以群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1948年进入粤东游击队,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随团回到福建,先后在《闽西日报》、《福建日报》担任记者或编辑。解放初曾与郭风、姚鼎生等人一起编辑过《福建文艺》及其副刊及《福建日报》副刊《海潮》等。曾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辑,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龙岩地区副主编,并继续为一些报刊撰稿。1944年以来主要作品有《国文教师大肚黄》、《二等兵》、《题外一题》、《羊博士》等小说、《打落水狗原来不是痛快事》、《举起投枪》、《伟大的挣扎》等杂文多篇,还写了散文《福建我们的家乡》等,颇获好评,又与张惟合写《闽西文艺史志》等。1983年离休后,曾担任《长汀诗词》顾问,龙岩大专学校教授等。

张文郁(1915—1990):

张文郁,笔名郁怀云、朱力等。1915年生于浙江平湖,1931年秋入上海中法工学院机电系读书,因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而被迫退学。1932年转入私立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高等师范科就学。19346月与同学创办《诗与散文》月刊。1935年大学毕业,任暨南大学教育学院助教、实验学校教员。其间,曾参加中华儿童教育社、国难教育社。抗战爆发,随暨南大学迁到福建建阳县,后在福州、永安等地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19392月,任生活教育社福建分社筹备员,同年秋来到永安,任改进出版社编辑,主编《现代儿童》半月刊,专给孩子们写小文章。同时在《改进》半月刊上,用“朱力”笔名,发表从《莫斯科新闻》中选译高尔基的《哲人》、马尔沙克的《为什么我写给孩子们》等译作。1940年秋,应朋友之约,到长汀中学和厦门大学任教。1941年初,在长汀被捕,押送至三元梅列“福建省青年训导营”囚禁。翌年春,获释回长汀,任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教员。1943年到江西泰和,任国立幼稚教育师资专修科讲师。1946年,该校迁至上海,正式成立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历任副教授、教授和科主任等职。此间,曾任《生活教育》月刊编委、总编辑,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副理事长,并加入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上海教育界同仁团体联合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主办的《文汇报》、《教育阵地》周刊的主编之一。1948年在菲律宾大学等学院考察研究,任菲律宾华侨学校教员。半年后回国,创办《现代教学丛刊》,为主编之一。并当选为中国幼稚教育社理事。19495月上海解放后,任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代理主任委员,9月任上海复旦大学教育系教授,兼任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教授。19518月调任华东师大教育系教授、教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校务委员等。1951年秋到1954年夏,任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上海市教育学会理事、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委员会、上海市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长。于1990429在深圳逝世,享年74岁。著有《小学特殊儿童的教育》、《小学历史教学法》、《小学地理教学法》、《教育学一般原理五讲》、《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等。

汪德耀(1903—2000)

汪德耀,江苏省灌云县人,著名生物学家。1921年考取法国公费生,在里昂大学学习。1925年获该校生物学硕士学位。1925年转到巴黎大学,研究细胞学,193110月获法国巴黎大学国家博士。1932年初回国,历任国立北平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系主任,国立北平研究院兼任研究员。1939年至1941年任国立师范学院教授、系主任、教务长。19414月到永安,创办我国首次地方研究院——福建省研究院,任院长兼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在永安期间,致力于科研攻关,为解决抗战所急需的交通运输能源的研制——松树根炼油代汽油获得重大成果,从而为福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贡献。他1943年离开永安,任厦门大学教授、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19449月至1949年任国立厦门大学代理校长、校长。解放后历任厦门大学校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细胞生物学研究室主任(国家级)、抗癌研究所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曾任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常委。

沈炼之(1904—1992):

沈炼之,笔名味荔、炼之,浙江温州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后赴法国留学,1933年获里昂大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地政学院研究员、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38年到永安,任《改进》半月刊编辑,兼福建省研究院教授。这期间,翻译了10余部进步论著。还撰写了大量论文,大多在永安改进出版社出版。他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历任温州市立中学校长、浙江师范学院及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民盟副主委、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民盟中央顾问,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杭州大学历史系名誉主任。他在杭州大学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法国史研究室。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专著、译著16部,撰写论文、译文100余篇,约160万字,代表著作主要有《法国革命史讲话》、《简明世界近代史》、《法国通史简编》,主要译著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法国史》、《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盖得派》等。

李由农(1903--1974)

李由农,湖南醴陵人,19419月随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入闽,到战时省会永安,任省政府编译室(其前身是郁达夫任主任的省政府公报室)主任,有湖南才子之称。政治倾向比较开明,重用进步文化人士董秋芳、赵家欣、叶康参、钱念文(叶、钱由赵家欣介绍引进),担任编译室大部分工作。19449月,在李由农的支持下,以编译室的名义,与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名创办由羊枣(杨潮)主编的进步刊物《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永安大狱”发生时,谢怀丹曾多次到李家向李夫人打听消息。李对董秋芳、叶康参相继被捕十分关切。抗战胜利,省会迁回福州,1946年李由农任省政府机关报福建时报社长。19489月,刘建绪离职,李由农也转到福建师专任教,深受学生欢迎。1949年,在台湾儿子的催促下,举家迁台,任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讲师,国民党国民大会资料组长兼讲座。1974312日病逝台北。

严家显(1906—1952)

严家显,江苏吴县人。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昆虫系,后赴美国敏尼苏达大学留学,获昆虫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他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祖国,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办学。1938年福建省会内迁永安后,福建省政府于1940年初在永安黄历筹办省立农学院,严家显应邀到永安任第一任院长。当时在山城办大学环境非常困难,他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云:“溯余来主院务,四更寒暑,受命于战时肇创之秋,着手维艰,用心良苦,谬以先觉自期,窃抱乐育之志,敢辞劳怨,但矢精诚……”。足见其办学的思想境界。在创办教育事业的艰苦过程中,他面对荒山僻壤,过问一瓦一椽之营建,同时多方物色人才延聘知名专家学者来院任教。不久,在其堂兄、省财政厅长严家淦的帮助下,终于建成一所设有农艺、园艺、森林、农业经济、植物病虫害五个系的农业高等学院。严家显治学严谨,扎扎实实抓教学实验,在学生中提倡勤学苦练、艰苦创业、团结进取的学习风气,亲自帮助学生补习英语、拉丁文,从各方面提高学生素质。1943年,教育部在重庆举行全国农业院校毕业班学生几门学科会试,永安农学院派三名学生参加会试,成绩名列前茅。有一名英国学者曾到黄历访问该院,赞扬说:“在战时能办成这样规模和拥有这样的环境,是值得赞许的。”至抗战胜利前夕,他赴重庆复旦大学农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继续任教。1952年除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外,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科学院昆虫系主任。他响应祖国号召,积极从事反对细菌战的研究工作,当他带病欲赴朝参战时,不幸癌病突发,医治无效与世长辞。1988年秋,永安黄历农学院部分师生,为纪念严家显院长的功绩,由海内外和港台校友捐建一尊严家显半身铜像,置于福州金山农学院,也寄意海峡两岸校友,加强联系,同心协力,为振兴中华农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启肃(1911—1975):

陈启肃,福州市人。抗战时期,是福建剧坛上的一员骁勇战士,一生为话剧创作和推动话剧运动,整理、改编地方传统戏曲作出了显著成绩,是一位较有名望的戏剧活动家、剧作家。193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后进入福建省教育厅工作。1938年随教育厅内迁到永安,即参加地下共产党人领导的进步报纸《老百姓》的编辑工作。1939年省教育厅戏剧教育委员会组成“战时国民教育巡回教育团”,任团长。不久,调任省教育厅戏剧教育委员会为委员兼总干事,领导该委员会下辖三个“民众教育施教团”,巡回闽北各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协助建立“闽北剧人协会”,扩展戏剧活动阵地。19401月,《剧教》、《福建剧坛》相继创刊,他承担两刊主编,怀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志向,充分利用合法的戏剧宣传阵地,发表抗战戏剧剧本,指导、评论戏剧创作,推动进步的戏剧活动。这期间他创作有《好汉子》、《第二号汉奸》、《徘徊着的女人》等十余种话剧本,在福建剧坛上颇有影响。1944年,他转入福建师专任教。解放后,继任福建师范学院教师。1953年辞去副教授职务,进入福建省戏曲改革委员会任干事。重返剧坛后,专门研究传统戏曲,积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改革方针。不久转入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任创作组长。1957年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成立,他任剧目室主任,全力抢救、挖掘地方传统戏曲遗产。其个人所创作、移植、整理的剧目有《南海女儿》、《焚衣传》、《紫玉钗》等十余种剧本,均为盛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国庆十周年大典,剧团赴京献演《紫玉钗》,周总理亲点此剧观赏,受到好评。19603月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成立,他任戏曲文学研究室主任,以长者风度,诲人不倦,一方面深入各地培养专业戏剧作者,一方面自己动笔整理、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六国相》相继搬上舞台,为福建戏曲的推陈出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曾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福建分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当选为第三届福建省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于19755月逝世。

陈耀民(1927—      ):

陈耀民,福州市人,进步青年。1942年到战时省会永安,1943年在省卫生试验所会计室当雇员。1943年至1945年间,常用“夏侯”、“梁楚”等笔名,在《民主报》副刊“新语”及其他报刊上发表进步文章60余篇。19457月在“羊枣事件”中被捕,19462月获释后离开永安,同年11月在福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福州地下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任支委、支书和总支书记,19495月在福州联合小组任副书记。解放后他在福建省卫生防疫站、卫生宣教所、省卫生厅、省医学科学研究所等单位任职,主持过《福建卫生报》、《福建医学杂志》的编辑工作。80年代后任福建省医学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书记。1989年离休。

周  璧(1923—      ):

  璧,原名吕祖渭,江苏无锡人。1941年参加新四军六师,后转入溧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文教科工作。1943年到永安,先后在《中央日报》副刊、《民主报》副刊“新语”、《东南日报》“笔垒”等报副刊以周璧、李风等17个笔名发表宣传抗日等方面的文章。曾任《建设导报》校对兼记者,改进出版社校对和助理编辑,《现代儿童》代理编辑,并用业余时间协助董秋芳编辑过《民主报》副刊“新语”。19455月在“羊枣事件”中被捕。1946年出狱后在上海当家庭教师,后到无锡、武进等地中小学任教,曾二度入狱。解放初在苏州参加工作。曾在常州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地委宣传部编辑过《常州青年》。1982年退休。

郑庭椿(1910-2003)

郑庭椿,福州市永泰县石圳村人,笔名安甫。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9年燕京大学研究院二年肄业,兼任助教。1939年在桂林任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南区办事处英文秘书及编辑。19402月到永安,历任福建省政府咨议、编辑室编译、福建省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改进出版社编辑等职,为《改进》月刊翻译了大量介绍国际关系及政治、军事方面的译文。19449月离开永安到南平福建师专任教。19453月至19469月任省立福州高级中学及省福中校长。译著有《天下一家》、《印度内幕》、《英国与美国》、《叔本华评传》、《卢梭》、《军事心理学》(上下册)等。《军事心理学》当时曾分发给十万从军青年,人手一册,起到积极影响;又曾为改进出版社所出版的各种月刊撰写过大量文章。解放后,于1950年任私立福建协和大学讲师,1952年任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兼系副主任。1964年转任外语系副教授。“文革”中曾受到冲击,被关进“牛棚”,后下放劳动。1976年回到福建师范大学,任教育系副教授和研究生导师。1988年晋升译审(教授),1980年参加了《英汉辞海》的编纂工作,是该书编委和主要编译审校人员之一,又是十几位定稿人之一。曾获多种荣誉证书。著作还有《马科夫斯基诗歌的特色》、《终身教育与师资训练》;参与《英汉大辞海》、《比较教育的发展及其写作技术》、《英汉教育词典》等书的编译。晚年,遨游祖国名山大川,行吟呼啸。1991年获全国健康老人,起舞鸡鸣风并雨,坚持冬泳老犹青;磨针伏枥勤劳动,潇洒人生乐晚晴。

郑贞文(1891-1969):

郑贞文,福建长乐人。他早年考中秀才。1906年赴日本求学,1918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回国后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著化学及其他理科书籍及高、初中化学课本,所编课本在全国学校用达30余年,并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大词书》特约编辑。1929年为中国化学会理事,1932年任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委。同年,出任福建省教育厅长。1938年随省政府内迁永安。十分重视发展内地教育,一方面将部分中小学内迁永安,在永安吉山设立永安中学,内迁省实验小学在永安下吉山办实验班,内迁福州师范到永安(后改为永安师范);另方面在闽北、闽西设立省、县立中学,并在建阳、龙岩、德化、南安等县设立师范学校,分区设立简易师范学校。职业教育方面,合并资源,升格办起省立高级农业、工业、护士职业学校;在南平增设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社会教育方面,则在各县普遍设立民众教育馆。为适应抗战需要,对本省教育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动员大、中学学生下基层参加战时民教工作,提倡“笠剑学风”(“笠”指学农,下农村参加劳动;“剑”指学军,上前线抗日)。创作《保卫中华》、《保卫福建》、《笠剑学风》等歌词十多首。在厅内成立戏剧教育委员会,组建剧团,演出抗日话剧,将曹禺的《日出》搬上舞台。在11年教育厅长任内设立的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福建教育》、《福建教育通讯》、《现代青年》、《现代儿童》、《战时民教》等刊物及国文、历史、地理、音乐等战时补充教材。这些出版物,为抗战救亡开辟了途径,也激发了教师及青少年的爱国热情。郑贞文爱才育才,危难之际乐于助人。如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郭沫若遭迫害,东躲西避,郑对郭热情照顾;又如商务印书馆同事黎烈文,1938年也由郑推荐来闽任视导员,后任改进出版社社长。他在教育厅长任内,曾容纳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支持他们进行抗日文化活动。解放后,郑贞文先后担任福建省自然科学协会筹备委员会常委兼出版组长、省文史馆馆员、省政协委员、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成员、省历史学会理事。“文革”中受迫害,仍不改其爱国初衷。

林舒谦(1911—1983):

林舒谦,福州市人。自大学时起,即参加并组织抗日救亡话剧团体,从事宣传抗战的戏剧活动。30年代在《青白评论》上编辑《康巴斯》副刊,鼓吹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了大量宣传新文艺的作品,在多种报刊上发表。1938年随省会内迁到永安,任福建省教育厅戏剧委员会“战时国民巡回教育团”干事,“战教团”改为“民众教育施教团”,任第一团团长,巡回于闽西北的大田、尤溪等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11月起,相继任《剧教》、《福建剧坛》编辑。创作、发表的作品有《喷火口》、《毒》等剧本,为省内外戏剧团体采用演出,颇受欢迎。福建剧坛上毕生从事编、导、演的戏剧作家、活动家。解放后,他先在福建省戏曲改革委员会工作,后任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艺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专职编剧,为闽剧的“推陈出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创作、改编、移植、整理演出的剧本达二十五种,其中《炼印》、《六离门》曾轰动省内外剧坛;《炼印》拍成电影;《六离门》在国庆十周年赴京献演,为周恩来总理亲点观赏剧目,颇受赞赏。“文革”中受到冲击,但从事戏曲创作之志不衰。“文革”结束,剧团恢复元气后,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戏曲的创作、改编、移植工作,并为剧团培养了不少创作人才。曾任福州市政协委员、民盟福州市闽剧支部主委。党的三中全会后他积极为闽剧艺人落实政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1983年病故。

林浩藩(1910--1994):

林浩藩,字孟屏,19103月生,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人,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他青年时代即热忱支持民主革命,曾掩护中共地下党人脱险。在大学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杜星垣(建国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结为密友,经杜引见参加沈钧儒、史良等“七君子”组织的抗日民主秘密会议。抗战爆发后,林被派往福建省教育厅任职。此时,林积极支持他的挚友、中共地下党人孟起从事地下活动。19385月随福建省教育厅内迁到永安。10月,共产党员陈培光邀集林浩藩、卓克淦、高时良等在永安创办通俗报纸《老百姓》,揭开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序幕。1939年,经陈培光介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参加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生活教育社等进步组织。因《老百姓》报宣传中共主张,发表社论《拥护三大政策》等而被勒令停刊,林浩藩等人也受到当局监视和审查,并强迫他们参加国民党。1940年至1944年,他任省立龙岩师范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他任省立福州中学(现福州一中)校长,并创办了福商中学(现福州第四中学),任校长。通过孟起介绍,林浩藩认识了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化名郑守铭),以及王一平和城工部部长庄征(化名老赵)等中共地下党员。为了掩护地下党的活动,他专门为曾镜冰等人发放福商中学教员聘书,作为“身份证明”。曾镜冰和孟起等常在林家议事、食宿。1947年林加入民革前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福建“民联”创始人之一,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迎接福州解放。解放后,曾任福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局长、福建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福建省人大常委、福建省民革秘书长、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常委等职。199457逝世,终年85岁。

卓克淦(1914—      ):

    卓克淦,笔名小泓、刻干,福州市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担任福建同学抗日救国会总干事、教育学会会长、“猛进社”三人领导小组之一、榕声学社社长。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上海大学生积极响应,卓与中共地下党员田馨田作为大夏大学学生代表,与上海各大学联系,组织同学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后,乘火车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一致抗日。请愿队伍历尽艰难险阻,车行三天三夜,始到达无锡,被国民党宪兵堵截,围困无锡戏院,各校代表在与宪兵司令谷正伦谈判中,因语言激烈冲突,代表均被扣押,后被押送回上海,交由各校处理。卓回校后,被警告威胁,并禁止一切社会活动。他1937年毕业回福建,任福建省教育厅股长、视导员,后调任省立莆田中学校长。1938年卓随福建省会内迁到永安,在教育厅工作,这时在中共地下党人领导下,与林浩藩、高时良等自费创办《老百姓》通俗报,宣传抗日,后《老百姓》报因宣传中共主张,发表社论“拥护三大政策”等而被勒令停刊,卓克淦等人均受监视和审查。抗战胜利后,卓转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管委员会委员,先后在台东厅及淡水郡进行接管工作,并担任淡水区区长。1947年,中共闽浙赣区委城工部副部长孟起潜往台湾开展工作,经林浩藩介绍,孟与卓联系,卓掩护孟,并让孟住其家中。1948年他任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专门委员、代主任秘书,同年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前身)地下组织,进行反蒋斗争。解放后曾任民革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期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福建省委顾问。

赵家欣(1915—      ):

赵家欣,笔名赵璧、诸葛朱,福建厦门人。30年代初从事新闻和文艺工作,历任厦门《星光日报》、香港《星岛日报》、上饶前线通讯社等报社记者、编辑等职。结集出版了《今日的厦门》一书。1938年至1940年曾到武汉、台儿庄和东战场各地采访,撰写了大量通讯、特写、散文、杂文、时事评论,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3月,23岁的赵家欣在武汉采访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他铭记叶的“真理在哪一方,青年就奔向哪一方”的教导,参加在武汉举行的首届“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会上,聆听了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的讲话。他成为福建参加这两会的作家兼记者唯一代表。同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2年夏,他应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之邀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任《现代青年》月刊主编,积极投身于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后任福建省政府编译室编译,主编《新福建》月刊,并为《改进》、《民主报》、《联合周报》、《东南日报》等报刊撰写社论、评论等。1943年编辑出版《沦陷区的故事》通讯集。1945年汇编出版杨潮(羊枣)的《太平洋战争新局势》等书。同年他主编立达书店《立达青年》丛书。19457月“羊枣事件”发生后,他积极营救被捕同志。同年,随福建省会迁回福州。1946年他担任福建时报总编辑、社长。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历任福州新闽日报总编辑、福建省文教厅文化科长、福建省中苏友协副总干事、民盟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副主委、民盟福州市委主委、名誉主委、福建省政协一至七届委员、常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理事、福建省新闻学会副会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因“胡风案”、“反右”、“文革”受到的长期迫害得到平反昭雪。此后20多年来“枯木逢春犹再发”,写了500多篇文章,选编出版7本书。即《风雨故人情》、《雨丝集》、《历史的情思》、《永久的思念》、《走笔写人生》、《无尽情思逐逝波》及与夫人谢怀丹合著的《金婚岁月》。1995年和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和60周年之际均获国家级荣誉奖。

君梅(1911—1966):

徐君梅,福州市人。他在厦门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现代文化社”。1936年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而进入福建省教育厅任编审工作。1938年随省会内迁到永安,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人创办的《老百姓》报初期编辑活动。在永安创作和编辑的战时国民读物有:《抗战诗歌十九首》、《抗战歌谣选》、《抗战声律启蒙》、《黑旗将军刘永福》、《中华好儿女》、《我们的家乡——福建》、《怎样认识你自己》等十余种,又创作、翻译了多种文艺作品在各报刊上发表,以不同的文艺体裁宣传抗日救亡。这些均由省教育厅出版发行或赠送小学和各地民众教育馆,影响颇大,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还主编过《中等教育》、《教育与文化》等月刊,为《现代青年》和《现代儿童》撰写了大量稿件。解放后曾任厦门大学校友中学教务主任、厦门师专和福建第二师院讲师。1966年逝世。

君藩(1914—1998):

徐君藩,笔名均凡,福州市人。在厦门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现代文化社。1937年厦门大学毕业后,曾在福建省教育厅工作。1938年随福建省会内迁到永安,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人创办的《老百姓》报编写活动。除从事新文艺的创作和教育论著外,还主编《民教指导》半月刊,并在《改进》、《现代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进步作品。19437月至12月,《现代青年》月刊由改进出版社移交福建省教育厅编辑出版时,曾任该刊主编。1941年起在福建省立师专和国立海疆学校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建国后历任福建师范学院、福州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系主任,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并曾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福建分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当选为福建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福州市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协委员。196012月在福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退休。晚年还牵头编辑出版了《榕城老人文学三部曲》[即《福州诗与散文选》(1930--1949)、《福州文坛回忆录》(1930--1949)、《两岸故人情》。

高时良(1912—      ):

高时良,曾用名子遂,福州市人。1933年在厦门大学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现代文化社。1937年厦门大学毕业后到福建省教育厅,先后任编辑股长和编辑委员会主任。1938年随福建省会内迁到永安,参加由中共地下党人主办的《老百姓》报编辑工作。曾任《福建教育》等刊物主编。所著以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大战中的近东与远东》(作为《现代青年》丛书出版)、《亚洲风云》、《欧洲风云》等,均在永安出版,并为永安的报刊撰写了许多进步文章。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福建省教育厅研究室主任、福建师专副教授。1949年初加入“民联”(后与民革合并)地下组织。解放后历任福建新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福建省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民革福建省委顾问、民革福建师范大学支部主委、福建师大研究生导师、北京时代学人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华民族振兴基金会副会长。专著有《学记评注》、《中国教育史纲》、《学记研究》、《中国古典教育理论体系》、《中国教育史论丛》。主编《明代教育论著选》、《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教会学校史》。参加编写的有《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先秦教育论著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论文数十篇先后发表于《人民教育》、《文汇报》、《福建师范大学报》以及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7年离休,2001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章振乾(1907—2005):

章振乾,又名姜雨平,笔名辰乞,福建连江县人。早年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院深造。曾任《新福建日报》编辑、《国光日报》总编辑。1938年随福建省会内迁到永安,任福建省银行董事会秘书,并与福建地下党人陈培光等共同自费创办《老百姓》报,任发行人,积极宣传抗日。1942年至1944年任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1944年下半年再到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嗣后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又兼任经济研究组组长。曾在《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有关中国土地问题及租佃制度等论文多篇。在永安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期间,受老所长王亚南委托,组团前往闽西龙岩、永定、上杭、武平、连城五县实地调查红军分田情况、农村经济状况及存在问题,在省研究院《研究汇报》学刊上发表了《闽西土地改革区公田经营方式研究》等文,阐述对老苏区土地改革的看法。19457月《羊枣事件》发生后他积极营救被捕同志。194510月随省会迁返福州。1947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历任厦门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校长助理、厦大经济研究所指导教授、福建省博物馆馆长、福建学院、福建农学院、福建师范专科学校教授、福建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委、民盟福建省委副主委、名誉主委、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及民盟参议委员会常委等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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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2)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2)



1、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章靳以(1909—1959):


   章靳以,原名章方叙,笔名靳以、方序、苏麟、陈涓、章依等。天津人,著名作家、编辑家、教授。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入上海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就读。在大学时就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从1931年至1937年曾与郑振铎、巴金、卞之琳等合编过刊物。曾与鲁迅等76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810月任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国文系教授,并创办主编重庆《国民公报》文学副刊《文群》。1939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届理事。1941年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任福建师范专科学校教授、文史地科主任。194110月接手主编《现代文艺》。本着《现代文艺》一贯编辑方针,曾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战斗性强的作品,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作出重要贡献。1944年回到重庆,仍任复旦大学教授。1946年随该校迁返上海,继续执教;同时主编《中国作家》季刊、《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解放后,1950年接手主编《小说月刊》。195310月后任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19577月在上海创办《收获》,并与巴金共同主编。任全国人大代表。1959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7日在上海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时年50岁。他早在1928年起就从事文学创作,一生著作甚丰,创作了40部优秀小说和散文。先后出版过《红烛》、《圣型》、《群鸦》、《众神》、《秋花》、《春草》、《人世百图》、《前夕》、《心的歌》、《江山万里》、《幸福的日子》、《热情的赞歌》等。同时又主编过十多种大型文学刊物,如《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收获》等。他为培养文学新军作出卓越贡献。

谌  震(1919—      ):

  震,又名谌先模、谌绍禹,笔名张铁、宁原、凝远,湖南长沙人。他早年肄业于南京五卅中学。1937年至1940年先后任南京《早报》、湖南《观察日报》、《国民日报》、国民党九战区《阵中日报》、衡阳《开明日报》、桂林国际新闻社的编辑或总编辑。1941年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建设导报社长、东南出版社常务董事,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7月在“羊枣事件”中与羊枣同时被捕。19463月获释。后在福州曾主编过《世界语双月刊》。1948年回长沙,任长沙《晚晚报》“法报”主笔。解放前夕在湖南醴陵等地参加起义活动,任湘东纵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曾任《湖南日报》编辑、《大众晚报》主笔、《大众报》编委、《湖南新闻志》主编等职。1957年被划右派,后被判13年劳改,1979年平反改正,于1983年离休,但笔耕不辍,7年写书7部,并有其他大量论著。

程星龄(1900—1988):

程星龄,湖南醴陵人,著名进步民主人士,抗战时曾赴敌后考察,会见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及其他八路军高级将领。1941年到永安,任福建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1942年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任职期间,积极拥护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福建延用王亚南、傅柏翠、胡邦宪等人。他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积极支持者。支持《民主报》从建瓯迁永安出版和支持创办东南出版社,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被蒋介石疑为“共党分子”。19457月“羊枣事件”发生后被撤职,随即被软禁。1948年解除软禁后回到湖南,积极协助中共湖南省委策划程潜、陈明仁起义,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解放后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民革湖南省委主委、民革中委、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主席等职。1988年在长沙病逝。

董秋芳(1898—1977):

董秋芳,笔名秋航、冬芬、冬奋等,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同乡和朋友,30年代左翼作家。1919年毕业于浙江第五师范学校。1920年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就读,1923年在该校组织青年文学团体“春光社”,邀请了鲁迅、郁达夫等作指导老师。1926年翻译《争自由的波浪》一书,鲁迅曾为之介绍出版并写了“小引”。1927年任杭州第一中学教务主任。192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因撰文揭露国民党叛变革命罪行而被通缉。后在济南、天津、杭州等地中学任教。19374月应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郁达夫之邀到福州,任省政府编译室编译、省政府图书馆副馆长。19385月随福建省会内迁到永安,任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译兼省政府图书馆馆长。他致力于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利用工作之便,购进了大量进步书刊公开出借。还秘密出借当时的禁书、禁报给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439月任《民主报》副刊“新语”主编,《新语》出刊602期,大量刊登进步青年和文化界人士抨击时弊的杂文和文学作品。他自己也曾在副刊上发表大量揭露社会黑暗和抨击时弊的文章。19457月“羊枣事件”发生后,他出于对国民党特务的愤慨,发表了《沉默之美》一文,对国民党顽固派摧残进步文化人士的暴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强烈抗议。同年722日被捕入狱,19462月被保释。4月到福州任《改进》月刊编辑,因发表《新世界观与新审美观》一文,被迫于8月离闽回绍兴从事教学工作。解放后历任杭州高级中学语文教员、宁波市立中学校长,并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部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室等处任职。“文革”中遭受迫害,被疏散回绍兴闲居,在闲居期间撰写了不少回忆和纪念鲁迅的文稿。1977211日病逝。

蔡力行(1917-1999)

蔡力竹,19176月生于广东澄海,原名蔡侠兰笔名蔡求生、江子扬等。曾在汕、宁、粤、浙报社任职。1934年进入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工作。抗战时期,曾创办广州《民族革命》、南雄《民生日报》19428月到永安,任《中央日报》福建版社论委员、南平《东南日报》记者、驻永安特派员兼办事处主任,9月创办联合新闻社、联合书屋出版社和《敌伪研究通讯》。同年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主编左倾刊物”开除其党籍。次年12月创办《联合新闻通讯》。19442月创办联合新闻社和《联合周报》,3月举办永安劫后诗画展览19451月,《联合周报》由东南出版社接办,蔡任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兼联合周报主编。同月,国民党省执委以未据申请变更登记而禁止该报发行。6月省图书杂志审查处以《联合周报》思想左倾为由勒令停刊。蔡思想活跃,善于交际,在永安与蔡振扬、刘独峰2人一起曾被称为国际时事评论“三把笔”。同年秋联合编译社迁福州,次年初又迁上海。蔡在上海先后出版《现代文摘》、《现代经济文摘》、《现代新闻》(与章伯钧、覃子豪合编)、《新诗歌》等。1947经章伯钧介绍,加入民盟,任上海市支部宣传干事。是年秋自称因“文萃案”被军统中统以诋毁党国罪逮捕,两个月后出狱。19481月因介绍和推销书刊,再度被捕。出狱后,主编上海《群言》周刊和《内幕新闻》丛刊。他自1936年至1949年在各报刊发表时评300余篇。上海解放前夕,联合编译社秘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文,在上海解放第一天公开发行。1950年主持上海实用出版社和人人出版社。19518月和195711月分别因“欺诈罪”和“牟取暴利罪”被判刑,19689月又加刑,共坐牢26年。1978刑满释放后开办“蔡大丰针织店”。1999受聘于上海商业建设装潢工程公司,99遭车祸身亡。

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5、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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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8、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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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扬(1917--2011):

蔡振扬,广东澄海人,1917年生于泰国,原名喜生,学名华振,改名振扬,笔名华五、瘦子、忆凤、柳望月、蔡金声等10余个。著名翻译家,识五种语言,精通英、俄、日文。九三学社社员。1929年回国,就读于澄海县立中学。1933年至1940年分别在汕头、南京、上海、广州、南雄各报刊任校对、版面设计员、记者、编辑、总编辑等职,发表国际论文和译述。1937年翻译了石丸藤太的《地中海的军事形势》,发表于南京《国际政治》月刊上。1941年到永安,任永安《福建民报》编辑、《中央日报》福建版国际版编辑兼资料室主任。19429月由蔡力行介绍入《东南日报》南平版任国际新闻版编辑兼评论委员会委员,负责撰写国际评论。1944年任永安联合周报总编辑。因撰写大量国际评论,被人称为“国际评论三把笔”之一。1946年随《东南日报》社迁上海,任国际版编辑。194911月由陈向平介绍任上海市教育局研究室科员,后入上海苏联商学院俄文专修科学习,并自学英、法、德、日文等。参加编辑《新教育》、《汉语拼音小报》,并先后加入上海市世界语协会和翻译工作者协会。1961年任和田中学英语、俄语教师。1978年借调宝山钢铁厂技术培训班任日语教师。1980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副译审,从事英、日、俄文译校工作,并加入市外文学会。1987年退休。一生发表评论千余篇、译著约50余种,译作涉及政治、社会、哲学、历史、文化、教育、经济、管理等诸多领域。还译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信息传播知识辞典》、《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哲学百科辞典》、《论基础与上层建筑》、《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英汉经济管理词典》等辞典类著作。他的小传列入《中国翻译家辞典》。晚年研究、撰写、介绍保健、养生方面知识,颇有成就。20097月移居北京,一直坚持日本健康方面的翻译研究。201148日,因肺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蔡继琨(1914—2004)

蔡继琨,福建晋江县人。20世纪30年代赴日本东京帝国音乐学院留学,19374在福州创办音乐师资训练班,蔡兼班主任。1938年音乐师资训练班随省府内迁永安,1940年4月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正式成立,蔡为创校校长。在任上,蔡对于来自国内外的躲避法西斯迫害的音乐专家和流亡的进步文化人士,乃至中共地下党人都广为接纳,安排入校、任教和学习,支持进步师生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学校学风优良。蔡于1943年离开永安。抗战胜利后,蔡赴台创办交响乐团,任团长兼指挥,并兼任台大等院校教授。1949年赴菲律宾,任马尼拉交响乐团指挥、中大教授。改革开放后回国讲学,先后被聘为厦门大学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福建省歌舞剧院等单位乐团客座指挥或音乐指导。20世纪90年代初,变卖在国外所有财产,回国创办福建社会音乐学院,1994年又创办私立福建音乐学院。是一位著名指挥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被评为“感动福建十大人物”之一,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颜学回(1908—1980):

颜学回,又名颜子安,笔名天乐、乐天,浙江绍兴人。他参加过第二期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在济南发动5000名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后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判处死刑,经顾孟馀、经亨颐等营救,关押4年后出狱。1936年夏到福州,在福建省反省院任图书管理员。1937年到建瓯创办《闽北日报》,后改《民主报》,1943年民主报社搬迁永安出版,他随到永安任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提出三条办报宗旨:一是鼓动抗战民气;二是开发闽省文化;三是力争政治民主。他聘请了进步作家董秋芳为《民主报》副刊《新语》主编,聘请政治军事评论家羊枣为《民主报》主笔,因而使《民主报》成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194510月《民主报》随福建省政府迁返福州后,他继任该报社社长。1947年春民主报社被国民党警察局捣毁,他只身避往苏州。在苏、沪两地参加苏纶纺织印染公司及公益实业公司从事实业生产。1947年至1949年任苏州江东日报副社长、全国工业总会代秘书长、公益实业公司办事处董事。解放后,他作为公益实业公司私方代理人之一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试点,随同企业并入长江航运局。他在该局教育科任职。又由丁超五介绍参加民革,曾任民革上海黄浦区委员兼民革长航支部主委。1958年被逮捕,判处有期徒15年。1975年列为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予以特赦,后回到苏州闲居。1980年在苏州逝世。19812月,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其冤案得以平反。

黎烈文(1904—1972):

黎烈文,小名六曾,笔名亦曾、维克、尊寒、林取等,湖南湘潭人,著名作家、翻译家。他少小好学,中学毕业后于1919到上海求学,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22年任该馆助理编辑,曾参加文学研究会。1925年留学日本,1927留学法国,193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1932年春回国,先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法文编辑,后应《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之邀,任该报副刊“自由谈”主编,经常发表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陈望道、叶圣陶、巴金等进步作家的文章,他在鲁迅等帮助下,先后与他人合办《呐喊》、《译文》、《海燕》、《中流》等抗战刊物并参与左翼作家的诸多活动,30年代被誉为上海“文坛一勇士”。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后,1938年春,应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之邀到福州,他任郁达夫主办的福建省公报室编辑。后随福建省会内迁到永安,组建改进出版社,任社长。在当时的国民党开明将领、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大力支持下,以“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先后创办、接办了《改进》、《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现代文艺》六大进步期刊。力主“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改进出版社还出版了大量的丛书、丛刊和单行本,出版物行销全国。他还创作和翻译了大量进步文学作品。他在永安长达七年半之久,对省会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1946年春去台湾,初任新生报副社长,同年秋,改任台湾省训练团高级班国文讲师。1947年应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许寿裳之邀到该院任外国文学教授。19721031日病逝于台湾。一生著作有《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巡礼》、《台湾岛之历史与标志》;散文集《崇高的女性》;译著有《法军侵台始末》、《第三帝国的士兵》;小说《红与黑》、《河童》、《乡下医生》、《两兄弟》、《冰岛渔夫》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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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12、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13、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1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15、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31页至360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19939月初稿

 20129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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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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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之《邵荃麟与永安<现代文艺>》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之《邵荃麟与永安》

 

 

1、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管其乾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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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荃麟与永安《现代文艺》

林洪通、杜元会





邵荃麟3


正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妄图进一步蹂躏中国大地,中华民族处在严重危难之时,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夜,在这关键时刻,我党在东南国统区担任抗战文化领导工作的邵荃麟同志突然来到永安。

邵荃麟,1906出生于浙江慈溪(现宁波市江北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0周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起先后担任江苏省团委常委,在江苏、上海、杭州等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4年参加上海反战反帝大同盟,任宣传部长,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1938年9月,受党的派遣,到金华参加浙江省文化小组的工作。1938年11月设立东南局,邵荃麟为东南局文委成员。这次邵荃麟夫妇是奉党组织之命,撤离浙江到永安的。

改进出版社旧址之一虾蛤黄家祠




邵荃麟在永安虾蛤的住房1(林洪通摄于1985年)



(29)⑥邵荃麟、葛琴在永安虾蛤村的住房侧面⑥


虾蛤村邵荃麟住址


(29)⑤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邵荃鳞、葛琴在永安改进出版社工作和隐蔽半年。虾蛤村老船工黄仕钦(举手者)介绍邵、葛夫妇当年在虾蛤村居住的木板房,他们的女儿邵小琴就在这里出生。这是他们的住房正面。⑤


   永安是福建的战时省会。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与国民党“中央嫡系”有矛盾。在国民党内的一些官员中,他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开明,接受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到福建来工作,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当时陈仪要创办一个出版社(即改进出版社),委任著名的翻译家、作家黎烈文为社长。他对黎烈文很信任,一切社务均由黎作主。黎先后创办或接办了《改进》、《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等五种期刊,很想再创办一种文艺刊物,便写信给邵荃麟和葛琴夫妇,邀他们来永安工作。由于东南文委的工作脱不开身,邵荃麟没有来。1939年冬,邵荃麟向黎烈文推荐了王西彦。三十年代黎在上海主编进步刊物《中流》时,王西彦是《中流》的撰稿者之一,和黎烈文有通信联系。黎烈文马上电邀王西彦。王西彦来之前,邵荃麟具体分析了福建的形势,指明了党的方针政策是广泛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时,要尽可能地利用国民党的刊物来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考虑到新办的刊物稿源不足,邵荃麟还特地拿了一部分稿件让王西彦随身带到永安。因此,王西彦是带着党的指示和委托到永安的。


   当时的永安县是一个落后的山区,群山连绵,交通闭塞。随着省政府机关的迁来和沿海各城市的陷落,各方人士聚集于此。不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也相继到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活动。因此,这一偏僻的山城顿时成为东南半壁的文化名城。




(29)③抗战时中共地下党员邵荃鳞、葛琴夫妇1959年在杭州③


    1939年底,王西彦来到了永安,与黎烈文商量之后,决定创办《现代文艺》,由王西彦任主编。最初几期稿件主要是邵荃麟从浙江金华征集后寄来的。王西彦向邵荃麟请示之后,决定第1卷第1期的《现代文艺》要尽可能通过作品回答“究竟谁在抗战?”因为从“1938年冬,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方针从军事打击改变为对国民党的诱降。国际上也有一股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在欧洲签订慕尼黑协定的同时,企图在东方牺牲中国,扼杀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就这样,即使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招牌还没有公开收起……‘究竟谁在抗战’的问题就摆到全国人民面前,要求作出解答。”①


   《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一期于1940年4月出版了。这一期以邵荃麟的中篇小说《英雄》作为重点作品,在目录上印成黑体字。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写了《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艺术不但是民族生活最正确、最具体的活历史,且也是人类精神最伟大的鼓励者与创造者”。在扉页上发表了一幅邵荃麟特意从金华寄来的万湜思的木刻画《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这是邵荃麟的巧安排。其时,王西彦对决定发表这幅木刻画曾提出疑问。邵指示:“刊出好了,要战斗,首先要求得生存。”②

邵荃麟的《英雄》,描写一个从抗战前线回乡的伤兵。他原是给保长家干杂活的,却胡里胡涂地被送上战场,受了伤,又被锯掉了一条膀子,回乡后竟胡里胡涂地被当作“民族英雄”,重新送往战场。在作者笔下,这个伤兵的悲剧是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伤残,而且在灵魂上处于麻木状态。这里面既有揭露,更有控诉,作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回答了“谁在抗战”的问题,把读者引入深思。③

《现代文艺》创刊号从表面上看,好象颇为“尊重”蒋委员长关怀抗战受伤的士兵。实际上,却从作品的形象描绘中,揭露了国民党的所谓“英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果然,刊物出版后,麻烦也就跟着来了。国民党省保安处长黄珍吾马上嗅出了《英雄》的问题,定个罪名叫“妨碍役政”,并由此推断改进出版社编辑部内潜伏着共产党,决定要查封《现代文艺》,要把这个初生的婴儿扼杀在摇篮中。事情闹到省主席陈仪那里。陈仪把黎烈文找了去。黎烈文竭力向陈仪作了解释,才把这件事了结。后来,黎烈文严肃地告诉王西彦:“《英雄》这篇小说确实写得不错,应该发表,不过要多加小心!好在这一期登了幅木刻画(指万湜思的木刻画《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我指给主席看了,他点点头,就不再说话,不然,出了创刊号,怕就出不成第二期了。”④由此,凸显出邵荃麟这一位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的深谋远虑和纯熟的斗争艺术。

由《英雄》引起的风波平息了,《现代文艺》坚强地活了下来。此后一些进步作品的发表就比较顺利了。在第一卷第三期的《现代文艺》(1940年6月出版)上,又发表了邵荃麟同志的短篇小说《吉甫公》。周吉甫是乡间一个财主。自从日本人打进来以后,他的景况越来越不妙,在苏州的布庄收盘了,怕挨日本鬼子的轰炸;手头有两三万的现金,要买田产又怕日本鬼子打过来,要存银行盘利息,又怕靠不住。最使他头痛的是“说什么通货膨胀了。”因此,他拼命地节省,也很吝啬。与此同时,周吉甫的弟弟周廷甫却在八一三战事期间,发了横财,并且对人说:“只要生意好做,管他打仗不打仗。”不用说,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小说中的周吉甫将每况愈下,以至破产。周廷甫这个冒险家也许将越来越抖,大发国难财。作者从芸芸众生中选取了这么两个人物加以描绘,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有力地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现实:日本人打进来了,对汉奸和投机者有利。财主老爷尚且朝不保夕,一般平民百姓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怎样一个世道呵!作品引人深思,促人猛醒。

1939年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虽然被击退了,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攻势下,蒋介石集团对抗战动摇了,积极准备再次掀起反共高潮。1940年5月至6月间,浙江金衢特委被破坏,党组织命令邵荃麟、葛琴立即撤离浙江。时葛琴正怀身孕,北上有困难,便决定南下福建永安,同行的还有杜麦青。这时的形势已很紧张,浙江国民党当局已经通缉邵荃麟。因此,他们三人只好改名换姓,分别化装成医生、司药、护士(邵荃麟化名邵梦白,装成医生;葛琴化名何桂贞,装成护士;杜麦青化名杜阴林,装成司药),坐长途汽车,一段一段地走。沿途多次遭到特务搜查。“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搜查在江山,他们住在江山一家地下党员毛鹏仙(毛鹏仙在皖南事变后被送进上饶集中营,至今下落不明)开设的小旅店里,半夜时分,小店突然闯进一个班的宪兵,翻箱倒笼,突然搜出一本英文书,里面有列宁的大照片,这显然是犯禁的书,单凭这本书就可坐班房。宪兵头子厉声责问:“这是什么人?”在场的杜麦青和葛琴十分紧张。为了掩饰这种紧张,葛琴转过身去,抓起一个桃子往嘴里送。而邵荃麟却若无其事地望了望书皮,沉着地回答,这个人你一定知道,是美国有名的诗人。接着说了一个很长的英文名字。宪兵队长象认出了什么似的恍然大悟地说:“知道,知道。”便放下书。⑤这充分体现了邵荃麟的沉着、机智,也暴露了敌人的愚蠢、虚伪。

邵荃麟一行3人,历尽艰辛到达浦城,在地下党员林涧清接应下,于1940年夏末到了永安,住进了中南旅运社。葛琴立刻打电话给黎烈文,说要找王西彦。黎烈文立即写了纸条差人送往永安城西八华里远的虾蛤村改进社编辑部给王西彦,通知王西彦立即进城。当王西彦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走进黎烈文的办公室时,黎神色严肃地说:“邵荃麟来了,住在中南旅运社!”王西彦的一颗紧悬着的心一下松落下来了。因为王西彦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中断了与邵荃麟的联系,心里很不安。于是,立刻奔向中南旅运社。见面时,邵荃麟还是象平时那样的冷静、沉着,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从浙江逃出来的,其他地区一时去不了,需在永安住下来,请你设法安排。”⑥王西彦马上赶回出版社去和黎烈文商量。王西彦按照邵荃麟的嘱咐,告诉了他,并提出怎样安置的方案。黎烈文答应第二天到上吉山官邸去向陈仪请示。

第二天一大早,黎烈文赶到离永安县城十华里的上吉山省政府主席公馆找陈仪,把邵、葛等3人的情况告诉陈仪。其时,陈仪已知邵、葛的到来,因为已有人向他报告过。经过黎烈文的劝说,陈仪表态说,邵在永安如不搞政治活动是安全的,但离开永安不负责。而且,约法三章:只能留下邵、葛两人,杜麦青不能留;留下后不能搞政治活动;邵、葛两人在福建范围内是安全的,一出闽境就责任自负。

黎烈文去上吉山后,王西彦在城里焦急地等待着。直到黎烈文中午时分回到城里,他的心才放下。黎烈文决定安排邵荃麟为《改进》月刊编译。不久,又聘请葛琴担任《现代儿童》的主编。并且,黎烈文预支小说《生命》稿费给葛琴,转给杜麦青作路费,让他前往安徽找新四军。

此后,邵、葛夫妇同王西彦一起,住在永安城西的一个贫穷、荒凉的小村子——虾蛤村。据曾经为改进出版社撑船的黄仕钦老农说:“邵、葛夫妇刚到虾蛤村时,是住在离河边较近的横厢旧屋子里。不久,搬进一座单独的原作‘肥寮’(即农家堆放草木灰、猪、牛粪之类农家肥的房子)的破旧房子里去住,房子周围都是茅草,下去一点就是祠堂。葛琴的第一个女孩子(即是1940年9月10日出生的邵小琴)就是在这里生的。当时邵荃麟同志才40多岁(按:应是30多岁)葛琴还很年轻,他们做人很好,很和气,对我很信任。我每天下午撑船进城,第二天上午回虾蛤,主要是运送书报和改进出版社工作人员进城,运回的是纸张。邵荃麟整天写文章……”⑦

邵荃麟和葛琴夫妇就在这一片荒凉的茅草丛淹没的简陋的破屋中,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紧握手中笔,从事创作和翻译,不知疲倦地顽强战斗。

邵荃麟在永安期间主要是为《改进》月刊编译来自英、美、法等国报刊上的文章,并且抽出时间写作和帮助王西彦编辑《现代文艺》。

在邵荃麟、王西彦的辛勤耕耘下,《现代文艺》成为永安改进出版社6种期刊中革命色彩最浓、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刊物,不仅在福建,而且在桂林、重庆等地也都有很大影响,对当时抗战文化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编辑《现代文艺》的同时,王西彦在邵荃麟的支持和帮助下,编辑了一套《现代文艺丛刊》,6册为1辑,第一辑里有短篇小说3册,剧本1册、杂文2册,这就是聂绀弩的《夜戏》、葛琴的《生命》、王西彦的《报复》、邵荃麟的《麒麟寨》、艾芜的《杂草集》、唐弢的《劳新集》。这些既有揭露又有控诉的文艺作品有如匕首投枪,成为战斗的武器。

四幕话剧《麒麟寨》写的是改造绿林好汉,肃清汉奸、团结抗日的故事。寨主邓志九是一个快60岁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交结豪侠,仇恨日本鬼子。萧子青是某抗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人员,来到麒麟寨引导他们走向抗日正道,在寨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特别是邓志九的女儿邓秀姑对他十分崇敬。麒麟寨中另一个人物胡二太爷在山寨中充当邓的参谋。他与汉奸合谋投敌,制造萧子青与邓志九之间的矛盾,私设刑堂,将萧子青活活打死。然后拉了一批人马下山投敌……但他们的阴谋破产了。最后,胡二与汉奸被枪毙,得到应有的下场。作品结尾时描写在枪毙了两个汉奸之后,邓秀姑当众悲痛地说:“……萧大哥死了,给汉奸们活活的杀死了,兄弟们,这是麒麟寨最大的悲痛!咱们枪毙了汉奸,萧大哥已经看不到了,可是——弟兄们,咱们有更大的仇人在面前!我们要把那些汉奸的祖宗——日本鬼子赶出去,这才真正的报了仇!”⑧

四幕剧《麒麟寨》于1940年8月在永安第一次出版,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当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夜,他们诬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是“游而不击”。作品用它所描绘的生动形象雄辨地说明了: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光明磊落,不畏艰险,积极团结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共同抗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能够拯救中华民族!邓秀姑等一批年轻人的成长,更说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这一政治主张的深入人心,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无耻谰言。

除上述介绍过的中篇小说《英雄》、短篇小说《吉甫公》及四幕话剧《麒麟寨》外,邵荃麟到永安后创作、发表的作品尚有:《纪念鲁迅先生60诞辰》(1940年8月《现代文艺》第1卷第5期);《游击队员范思加》(苏·弗兰欧门著。《现代青年》第2卷第3期起连载);《从“××风”谈起》(1940年8月《现代文艺》第1卷第5期);《文章检讨会》(《现代青年》第3卷第1期、第2期)等等。

邵荃麟同志是在被国民党顽固派通缉的情况下来到永安,与其说是隐蔽,不如说是投入了更加紧张的战斗,居然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下创作和发表文章。对此,国民党顽固派恨得咬牙切齿。邵荃麟一到永安,省保安处长黄珍吾马上知道了。开始,由于黎烈文对陈仪的劝说,陈仪没让黄珍吾下手。但黄珍吾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再次向陈仪请求,要逮捕“共党首要分子邵荃麟和葛琴。”⑨黎烈文知道此事后,和王西彦商量对策,决定还是由黎烈文去找陈仪。因为只要陈仪不点头,保安处就不敢下手。陈仪还是说,邵荃麟、葛琴在永安如不搞政治活动是安全的。这一方面体现了黎烈文的致力相助,说明他不愧是一个坚强的左翼文艺战士;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陈仪的仗义和团结抗战的决心。也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

1940年底,党领导的桂林国际新闻社发来电报,要邵荃麟去桂林参加国新社年会,并电汇路费200元。黎烈文大约预感到邵这一去将不会再来了,便与邵商量,希望他们留下,并将在编辑部里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邵说,不用安排了,我们迟早要走的。这时,葛琴分娩满月已过,恢复了体力,他们决定马上就走。黎烈文将此事征求了陈仪的意见,得到了他的允许。陈说:“在福建境内他们不会发生麻烦,出了省界我可就管不着了。”⑩黎烈文在城南一家菜馆为邵荃麟夫妇饯了行。1941年1月初,邵荃麟夫妇携带着邵小琴从永安动身,长途辗转,经长汀、吉安、南雄到衡阳,一月下旬到达桂林。这实际上是党组织安排邵荃麟撤离福建的,开会一事只不过是借口而己。他和战友们又开始踏上新的征程。

全国解放后,邵荃麟继续从事文艺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在“文革”浩劫中,于1971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邵荃麟无论是来永安前,对永安抗战文化的指导和关心,还是来永安后,虽仅半年时间,在险境中亲自参与《现代文艺》创作出版,都充分证明了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优秀的文艺战士。我们永远怀念他!

                                      1987年7月完稿

                                      2012年9月略改

(原载文化部《新文化史料》1988年第1期)

注释:

①王西彦:《回忆荃麟同志》,《收获》1980年1期。

②王西彦:《现代文艺》与邵荃麟》,1983年11月13日。

③王西彦:《山丛里的篝火》,《新文学史资料》1986年第1期。

④王西彦:《回忆荃麟同志》,《收获》1980年1期。

⑤邵小琴:《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新文学史资料》1983年2期。

⑥王西彦:《现代文艺》与邵荃麟》,1983年11月13日。

⑦黄仕钦:《在为改进社撑船的日子里》,(访问记,永安市委党史办1984年7月存)。

⑧《现代文艺丛刊》(4)《麒麟寨》112页,1940年8月,永安改进出版社出版。

⑨⑩王西彦:《回忆荃麟同志》,《收获》1980年1期。

3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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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之《羊枣事件始末》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之《羊枣事件始末》



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70页至394页《羊枣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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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管其乾  摄影)



羊枣事件始末

林洪通卢汝镇



(35)①中共地下党员羊枣(杨潮)(1940年)①


正当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即将迎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刻,1945年7月,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逮捕事件。一个月中,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和福建各地逮捕27人,连同5月初在浙江龙泉被捕的2人,共29人。另外,拘留和软禁各1人。此案被称为“永安大狱”。其中,优秀共产党员、著名记者、杰出的政治军事评论家杨潮(羊枣)遭捕半年后,被虐死狱中,故又称为“羊枣事件”。
羊枣烈士是“在敌人的镣铐和铁锁链下自强不息地向前进"⑴的革命者。他给后人留下的就是“在敌人心脏里坚持斗争,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⑵。而羊枣事件的发生,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迫害革命知识分子和摧残进步文化的罪恶行径。

为时七年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

    羊枣事件发生之前,福建战时省会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盛极一时,因而永安被称为抗战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的“文化据点”或“文化城”,和陪都重庆、西南边陲之城桂林、昆明齐名于国内外。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爱国文化人士、热血青年同一些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先后聚集到永安,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文化大军,以笔为武器,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顽强的战斗。除了1938年创办的《老百姓》报是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的之外,其余多利用国民党政府官方或半官方创办的文化出版机构和出版物,团结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社会民主人士和进步作家,共同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战文化活动。
抗战

    初期,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聘请了郁达夫、黎烈文等著名进步作家到福建工作。黎烈文在永安组建了改进出版社,创办、接办了《改进》、《现代文艺》、《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6种期刊。郭沫若等许多名作家都曾为《改进》撰稿,一批出版物深为东南各省广大读者所喜爱,形成了以直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化活动的第一次高潮,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41年9月,刘建绪接任省主席。年底聘请进步青年谌震为随从秘书。1942年任命进步人士程星龄为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深知刘建绪与蒋介石的矛盾,力劝刘“今后应当一反以前所作所为,为国家民族积蓄一点力量,爱护青年,爱护革命人士,犯不着再与共产党为敌,为蒋介石效劳”,⑶要刘建绪在福建办点好事,取得地方舆论支持,以求“安定和自保”。在战火不断蔓延,福建有可能和大后方隔绝的情况下,刘建绪也想拉拢进步力量,因而反共态度有所收敛。在永安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则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以及同盟国舆论反对蒋介石反共独裁的有利形势,以1943年5月创办的《建设导报》和同年9月从建瓯迁永安的《民主报》为阵地进行活动。同年10月,创办了由谌震任社长的东南出版社。1944年夏,新闻巨子羊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后应聘到永安,9月,羊枣创办了《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次年,王亚南创办了经济科学出版社。这样,从1943年下半年至羊枣事件发生,永安出现了抗战文化活动的第二次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永安共有出版社39家、新闻通讯机构4家、发行机构15家、印刷所19家。先后出版各类报纸12种、期刊129种。除极少数报刊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喉舌,较为反动外,其余绝大部分报刊和书籍都是进步的。以影响较大的改进出版社和东南出版社为例,先后编辑出版了丛刊、丛书和各类书籍达数百种之多。总之,人才荟萃,出版发行事业十分兴旺,形成了长达七年、形式多样、波浪发展、影响深远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

羊枣在永安的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潮坚守在沦陷的上海“孤岛”租界,为报刊撰写社论、专论,分析抗战形势,鼓舞民众斗志。1939年底,到香港,在金仲华主编的《星岛日报》任军事记者,所写文章开始用“羊枣”署名。至1941年的两年间,他在《星岛日报》、《世界知识》、《华商报》共发表近百万字的军事评论及译文。他的评论文章,内容翔实,笔调明快,立论有据,见解独到,判断准确,切中要害,给南方诸省和海外广大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初香港沦陷。羊枣和一批进步作家撤回内地,辗转到达桂林。1943年4月,经国际新闻社介绍,羊枣到湖南衡阳主编《大刚报》,使本来奄奄一息的《大刚报》面目一新,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日销万份。6月,因《大刚报》拒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充斥反共叫器的电讯,羊枣受到特务袭击和迫害,后被解聘。此后,他作为自由撰稿人仍在各报刊继续发表军事评论。

     1944年春,日军进犯湘桂,在衡阳的多数进步文化工作者准备撤退到川、黔、滇一带。羊枣对形势作了精辟分析,认为日军打通湘桂和粤汉两条铁路线之后,将顾此失彼,兵力分散,东南一隅可能出现偏安局面。他建议大家,不必都往西南撤退,可以分散些,对开展工作有利。于是由金仲华出面,通过谌震向刘建绪推荐,聘请羊枣来闽工作。
据当时在《大刚报》编辑部工作的欧阳柏回忆道:“杨潮决定撤到福建永安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身着蓝布长袍,一如往昔那样从容不迫,长长的脸上微露笑意。他问:‘敌人进攻了,你害怕不害怕?'接着他象自己答复自己似的说:‘这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敌人终究要完蛋的。坚持下去,胜利总要到来。'说完,他竟出声大笑起来。我当时是多少带点悲戚和惜别的心情的,他这一笑,竟把我的种种忧虑都笑跑了,也不由得笑了起来。”⑷。

    1944年6月,羊枣偕夫人沈强到永安后,刘建绪优礼相待,聘为福建省政府参事、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研究组组长。民主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颜学回(国民党内坚持抗日的进步爱国人士)请他兼任《民主报》主笔,为该报撰写社论和专论。8月中,羊枣即在该报发表了到永安后的第一篇军事论文《只有牺牲才有胜利》。文章热情地赞扬衡阳军民坚守孤城40余天的英勇牺牲的爱国精神,鞭挞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造成军队全线崩溃,使日军直趋桂滇的误国政策。8月底,又发表了《统一团结─粉碎敌人的攻势》和《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两篇文章,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在《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一文中呼吁:“我们的抗战是全民战争,如果我们要克服一切物质的不利点,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本质的最大有利点彻底发挥与利用;换言之,即我们必须把全民抗战真正实现在全民的基础上,必须使每一个民众动员起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本身而战斗。”日军攻陷独山后,羊枣又在12月撰写的《环绕世界战场》一文中,提出了调“西北的劲旅”(指驻在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准备打内战的胡宗南数十万大军)以抗顽敌的主张。《民主报》是国民党人办的民营报纸,新闻和言论有其局限性,但羊枣重视《民主报》这个阵地,善于做统战工作,在该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巧妙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刷新了《民主报》的论坛,在国统区的报刊上独树一帜。

   与此同时,羊枣还同省政府编译室主任李由农及赵家欣、谌震、叶康参、董秋芳等商定出一种周刊,定名为《国际时事研究》,并通过谌震请刘建绪题写了刊名,由羊枣任主编,李达仁、谢怀丹为编辑。

    由于羊枣的周密筹划和辛勤写作,1944年9月1日,《国际时事研究》(16开,每期近3万字)便与读者见面了。协助羊枣编辑的任远(即李达仁,现名李品珍)回忆道:“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政治组连羊枣共有5位同志,但要写出与羊枣水平相近的文章来,大家都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不敢贸然把自己不成熟的作品给刊物发表,只帮着羊枣翻译一些短文,做点事务工作,主要的写作任务完全落在羊枣一个人身上,连那些精心绘制的战地形势图,也无不出自羊枣一人手笔。他写作态度十分认真,原稿总是用毛笔写得清清楚楚,笔意刚劲,书写流利,真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他还亲自去省政府印刷所校对清样。”⑸

    《国际时事研究》从1944年9月1日出刊,到1945年6月26日停刊,共出了39期,刊登了羊枣54篇文章,40余万字。虽然当时永安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清苦,可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秉灯达旦,日出万言。文章主旨论抗日必胜,德、意、日法西斯必败,分析精辟,文笔犀利,立论正确,令人叹服。程星龄回忆,刘建绪读了羊枣的这些军事论文,也“大为赞赏”。
1944年底,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由南平迁到永安,聘请羊枣为新闻处顾问。当时,该处中文部(英译中)主任是国际新闻社的彭世桢。他经常向羊枣提供由美军飞机空运来的美国新闻处的外文报刊。这对精通英语的羊枣研究撰写国际政治军事论文极有参考价值,有些则被译成中文发表。

     任远在《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一文中赞汉道:“羊枣的军事评论的杰出,表现在他对每一次军事局势的重大发展的前因和各种可能的后果分析得那么透彻,敌对的双方战斗的结果往往恰如他所分析。他不但熟悉战斗双方的历史和地理,甚至对双方指挥人员的战斗性格和其指挥才能的特点都力求作尽可能多的了解,因而更有利于判断双方在战场上角逐的必然结果。”羊枣的军事论文具有令人惊叹的正确预见性。1944年10月10日,美国第三舰队空袭日本琉球诸岛,其后二日,又以空军攻击了日本视为“大东亚共荣圈”枢纽的台湾。羊枣立即撰文指出,战事“有从空战扩大为水面舰队海战的趋势”,被日本视为“国宝”的联合舰队,可能改变它两年来一直采取的避敌战略,被迫与美国海军作侥幸的一拼。羊枣认为,如果这样,那么这次战役“将演进成为决定日本帝国生死的一次会战”⑹。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羊枣的预见。10月23日,美国和盟国的海陆军远征军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了有决定意义的大海战─菲律宾争夺战,美国海军获得重大胜利。

   羊枣在发表于1945年5月的《从柏林到东京》这篇著名的军事论文中,在详细地、科学地计算了美国和苏联军队东调所需的船只、车辆的数量和时间的基础上,作出了科学预言:“如果苏联参战,如果美空军对敌国本部战略轰炸特别有效,如果我军反攻有力,日本在总发动后或甚至以前,都可能投降。”三个月后,他的预言被事实完全证实了。

     羊枣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评论家。他对各国政治情况了如指掌,因此能对当时各国所采取的政治策略的历史背景及现实需要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教给人们“从两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对立”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⑺这两个支配历史事件的基本因素去分析欧洲和国际政治,引导读者穿过历史的迷雾,去洞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5年这27年间欧洲错综复杂的历史,去寻求纷繁万端的世界政治军事演变的本质。

    《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在羊枣的辛勤培育下,成了当时东南地区最畅销和具有较大影响的进步读物。羊枣不知疲劳,夜以继日,一面广交各界进步人士,热情帮助青年,一面搞译著,写评论,献身抗日进步文化事业,不顾自己安危。他在永安仅13个月,据目前的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文章(包括为《民主报》写的社论)约有140多篇,计70万字,这是多么巨大的劳动成果啊!
羊枣在《国际时事研究》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先后由赵家欣整理成《太平洋战争新局势》和由金仲华编印成《欧洲纵横谈》两书出版,已成为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专著。1983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全书收羊枣论文32篇,其中16篇是在永安撰写的。

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羊枣的杰出论著,为反对国际法西斯,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切,为广大人民所欢迎,也必然为国民党顽固派所仇恨。

     国民党顽固派对羊枣及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进攻,以《中央日报》(福建版)的发难攻击暴露得最为恶毒凶狠。福建版的中央日报社就设在永安,社长陈远略及中央通讯社福建分社社长袁振宇都是在福建的反共头目。他们为了扼杀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精心策划了对抗战文化活动的舆论进攻,从1944年11月开始,在《中央日报》(福建版)上抛出一系列署名文章,从文艺和学术的角度对进步文化发起挑战,逐步转向政治方面。

   对于这些恶毒攻击和污蔑,《民主报》副刊《新语》和《东南日报》副刊《笔垒》,均组织了有理有节的回击。1945年3月13日和14日,《中央日报》(福建版)连续发表了两篇反动气焰嚣张的社论,第一篇题为《肃清危害党国的毒菌》,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权与‘党派会议’的主张”诬为“趁火打劫”和“满足他们政治集团的政治野心”,叫嚣“无论有形的与无形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实有及早肃清的必要”。第二篇题为《强化本党革命的壁垒》,叫嚷“潜藏在福建境内的反革命及假革命分子”已经“打入上层政治组织,巧言令色,蒙蔽地方首长,进而拉拢下层社会民众”,“利用其潜窃的政治地位,控制各种经济金融机构,培植经济力量”,“深入文化机关团体,盗用公私报纸杂志发布谬论。”社论叫嚷要以“大刀阔斧的手段彻底对付”,并特别“提醒地方各级领袖,首先肃清包围自己周遭的鬼祟人物,并以擒贼先擒王的方式,把那些混进本党的首要奸伪分子一起赶掉”。国民党顽固派磨刀霍霍,宣布要“立即付诸执行”。
1945年7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又以所谓“闽省文化界”的名义,拼凑了一个130人签名的所谓“通电”。“通电”致重庆国民党参政会、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及“全国父老”,叫嚷“决不于政府之外另组一政府”,“决不于国家军队之外另有一种军队,想诉诸武力,以夺取政权”等等,进一步为国民党顽固派的逮捕镇压进步文化工作者作舆论准备。

羊枣事件的导火线


    设在永安的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又称永安分处)是美国大使馆设在福建的新闻宣传和情报机关。1945年初,美军准备在我沿海登陆作战,急需日军情报。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处长兰德要求谌震介绍一个人前往敌后游击队联系,以美国向游击队提供援助为条件,商谈交换日军情报事宜。谌震便将改进出版社助理编辑周璧介绍给兰德。2月下旬,周璧持美国新闻处的证件,偕未婚妻彭传玺(在省政府图书馆工作),在省行政干部训练团的浙江籍进步青年刘文铣的陪同下离开永安去浙东。

    3月中旬,周璧等3人到达刘文铣的家乡浙江嵊县,通过刘的母校清波中学的老校长裘颂兰和地下党组织,同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纵队司令部取得联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何静)和秘书顾春林在余姚县梁弄镇接见了周璧。周璧向他们口头转达了美国新闻处的意图,并把美国新闻处给周璧的身份证件交给他们。中共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和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在请示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后,给周璧作了明确答复,大意是:“我们新四军浙东纵队无权与美国新闻处建立联系。美国如想同我们建立联系,须由美国大使馆与延安党中央商谈解决。”⑻

   周璧等人在梁弄住了十几天,亲眼看到浙东根据地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和安居乐业的生活,与他们长期生活的国统区的黑暗腐败形成了鲜明对照,深受感动,要求留下参加革命,但周璧与彭传玺为浙东纵队婉言拒绝,仅刘文铣被留下来参加游击队。纵队司令部给周璧与彭传玺发了一笔路费,礼送出境。周璧行前在当地韬奋书店买了《整风文献》等进步书籍十几本,又接受了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送的几十份《新浙东报》带回。

    5月初,周璧和彭传玺在返闽途中的浙江龙泉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特务盘查和软禁,后被押到江西铅山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联络站监禁审讯。周璧把接受美国新闻处委托的经过和去浙东纵队联系的结果作了交代,并说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
国民党特务对周璧加紧审讯,胁迫他“既没有组织关系,就交代朋友关系吧。”⑼周璧便把在永安认识的朋友说出了20多人。此外,谌震于周璧事件后在永安被捕时也讲了一些朋友的情况。周璧、谌震所谈到的朋友,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国民党特务早就注目的对象,但一经他们口中说出,就成为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逮捕镇压的借口,因而周璧被捕事件就成了永安大逮捕的导火线。国民党顽固派按照《中央日报》(福建版)3月14日社论所勾划的范围,实施了永安大逮捕。


永安大逮捕


   1945年7月11日,在永安的少将特务俞嘉庸,接到顾祝同密电,命令立即逮捕重要“共党分子”、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谌震、福建省政府参事杨潮(羊枣)。俞嘉庸召集福建省政府调查室(军统)、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中统)的负责人开会,制订行动计划,要逮捕的对象有些是省府要员。原想要两个调查室共同办理此案,因省府调查统计室主任易聘珍(又名易珍)不在永安,就确定由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赖文清负责。
赖文清立即电话通知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到俞嘉庸住处,部署行动。蒋海溶等建议由俞嘉庸亲自出马,向刘建绪出示顾祝同密电,迫使刘建绪出面逮捕羊枣和谌震,并拟定由中统永安区派一队便衣,随带武器,作俞嘉庸的随员,相机行事。另集中一批特务,次晨7时在城北门省特种会报办公处待命,待刘建绪交出两人后,再分别会同警察前往搜查羊枣和谌震的住宅以及东南出版社(在永安桥尾)。
7月12日凌晨,俞嘉庸按预定计划赶到吉山的省主席公馆见刘建绪,出示顾祝同密电,要刘建绪以商谈公事为由,通知杨潮、谌震到省政府办公厅开会,刘建绪迫于顾祝同的压力,只好照办。
7月12日早上7时许,省政府来电话,要羊枣马上去开会。羊枣赶到省政府办公厅,见俞嘉庸在座,还有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几名高级职员在耳语;谌震先到一步,正坐在隔壁的一个不是谌震通常应该坐的房间,有人在同他谈话争论。羊枣见情况异常,知道事态不妙,立即打起“走”的主意。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没拿走进门时脱下挂在衣架上的西装,穿着白色的衬衣,装着去解手,神态自若地走出会议厅,走出省政府大门,奔向郊外山上,在榛莽中爬着向前,直到深夜11时,才到了山那边的美军航空队,找到了担任队长的美国朋友,由这位朋友护送他到了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
等在省特种会报办公处的特务,于当天9时左右接到赖文清的命令,到谌震、羊枣家里及东南出版社搜查。这群特务分三路行动,翻箱倒柜,抄查了每个角落,除找到一些苏联中文版的马列主义书籍以及日记等外,没有拿到任何他们想得到的“罪证”。羊枣夫人沈强为防备特务进一步迫害,当天下午就到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暂避。深夜羊枣到时,沈强看到羊枣的衣裤已被挂破磨碎,满身都是刺磨的伤痕。
这时,军统特务头子易珍闻讯,急忙从外地赶回永安,旦夕跟随在俞嘉庸左右,协同其行动。
俞嘉庸、易珍等特务头目,听说羊枣竟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气急败坏地派出特务到处盘查追缉,很快侦知了羊枣是在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避难。他们一面派便衣特务围住美新处住地,严密监视,一面用省政府名义向美国新闻处提出引渡羊枣的要求。兰德以羊枣是受雇于美新处的职员为由严词拒绝。特务不敢贸然闯入美国新闻处抓人,只好继续派便衣警探守在美国新闻处外面,严防羊枣再逃,并立即向重庆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羊枣避入美国新闻处后,在该处工作的进步人士彭世桢、俞励挺、萨一佛、郑公盾等曾商议,请美国人驾一辆吉普车趁黑夜送羊枣出福建。羊枣同意后,由彭世桢出面向美国人联系。美新处记者、东南分处中文部负责人爱德华·乐博和一位美国机械师同意这个办法,那位机械师还表示愿意驾车送羊枣脱险。可是兰德不敢同意,说要向重庆的上司请示。数日后,重庆美国大使馆通知东南分处,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令其不要插手。
7月15日,国民党两名特务到东南分处见兰德,谎称“要杨先生去二三天,问问清楚,就可以回来”。兰德鉴于美国大使馆已有指令,不敢再留人,便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希望能准羊枣立刻交保,随传随到;第二,如果不能交保,希望由美新处派一美籍同事与羊枣同住,直到审判告一段落;第三,审判时希望美新处有人旁听。特务口头答应。羊枣便由乐博陪同,跟特务离开了美新处。特务机关把羊枣骗到手后,立即否定了口头答应的三个条件,马上将羊枣逮捕,押送到永安吉山的省保安司令部囚禁。
羊枣被捕后,乐博非常气愤。他带着铺盖到省保安司令部,静坐、绝食了3天,表示抗议。上面提到的那位美国机械师,在1945年8月,驾车帮助上了特务黑名单的美新处工作人员彭世桢、萨一佛秘密离开永安逃往广州。乐博等美国朋友对羊枣等人的友谊,体现了正直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进步文化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逮捕,不断扩大,被捕者共达29人。除羊枣外,计有:周璧、彭传玺、王石林、谌震、易湘文、林子力、尤淑德、李力行、李达仁、陈耀民、姚勇来、沈嫄璋、毕平非、余敦、杨学修、贵畹兰、董秋芳、叶康参、陈学铨、潘超、曾列明、刘佐周、陈文全、李达中、赵伯衡、霍劲波、陈伟顺、钟尚文(详见附录)。
因羊枣事件被拘留软禁的有程星龄、被拘留的有江子豪。⑽
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下,全省各地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并没有被吓倒。著名学者王亚南收拾好装着衣服书籍的小行李包,随时准备被捕。他召开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义正辞严地说:“他们可以抓我们的人,但决不能要我们做他们要做的事!”⑾年底,王亚南愤然辞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职务,离开了永安。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译赵家欣、《社会科学》编辑余志宏、原建设导报总编辑周左严等人都作了入狱的准备。
国民党顽固派的大逮捕,摧残了永安的抗战文化力量。由于羊枣被捕,深受读者欢迎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到第39期后停刊。创业不到两年就出版30余种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著作,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东南出版社也因负责人全部被捕,9月间终于被迫关闭。其他的各种抗战文化活动也大都沉寂下来。然而,抗战文化撒下的种子,却依旧在广阔的大地里萌芽成长,这是任何狂风暴雨也阻止不住的。




()羊枣留给夫人沈强的遗言


羊枣被虐死狱中


羊枣入狱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和正直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
在永安吉山的省保安司令部监牢里,羊枣被单独囚禁在一间牢房。7月底,董秋芳、毕平非、叶康参、王石林等8人也被用囚车押送到省保安司令部监牢。
王石林在《永安狱中记》一文中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这是抗日第八个年头,是不准唱抗日歌曲的地方。
“晚上,我们刚要入睡,忽然从隔壁传来了歌声。我们翻身坐起来听,那歌声很小,但夜静更深,又是在山村,还是清晰地传了过来,沁人心脾。唱的是几首抗日歌曲。我们轻轻地敲了一下墙壁,歌声停了。隔了一会,歌声又起。我们打着拍子,和着。唱歌的是谁呢?我们决定第二天上厕所时认真地观察一下。
“第二天,很凑巧,我们入厕时,隔壁房间的门正开着,一个军官在里面和‘犯人’谈话。我一眼就发现了:啊,羊枣!国内外广大读者敬佩的政治、军事评论家、《国际时事研究》主编羊枣果然被囚禁在这里,他没能逃出国民党特务的虎口。回到房里,我们的心情特别沉重。”
8月6日夜,羊枣、谌震(谌被捕后,先囚于永安霞岭省党部调查室土牢中,后移囚吉山)、姚勇来、李达中被押上两辆汽车,解到江西省铅山,囚禁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直属联络站。
在铅山,羊枣与谌震、姚勇来、李达中同囚一室。此时正是酷暑天气,牢房里变成了蒸笼,门窗紧闭,大小便要叫半天才有卫兵来开门。反动当局要羊枣向美国新闻处辞职,引诱道:“只要你表示离开了美国新闻处,你的罪名便减轻了,立刻便可以出去。”羊枣反驳道:“怎么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也是一种罪过呢?”“怎么竟可以用意气来决定一个人的自由甚至生死呢?”⑿顾祝同曾以少将衔待遇引诱羊枣,请他为国民党办报,要他“写书悔过”,“参加国民党”,均被羊枣严词拒绝。在铅山监狱里,羊枣不顾难以忍受的牢房的酷热,埋头翻译美国作家克拉伦斯·载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后在杭州监狱中翻译完成)。
抗战胜利了,而日夜为胜利艰苦奋斗的羊枣却被移囚杭州。
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使羊枣在1945年底患了恶性疟疾,他要求出狱医治。夫人沈强也从福建赶到杭州,要求当局替羊枣治病,几次都没有得到准许。1946年1月7日,羊枣病危,说话困难,视力模糊。直到这时,当局才答应移送杭州省立医院就诊,然而此时羊枣已被拖延得病入膏肓了。
在医院里,沈强陪了他4天,可是他4天讲的话不到20句。他舌头变大,讲话太吃力了,沈问他:“他们怎么虐待你的?是不是给你吃什么毒药?”羊枣张大眼睛,向四周看了又看,还是不肯说。沈告诉他:“确实没有人了。”羊枣回答说:“不,有人的,房子四周都布得有人啊!”羊枣被捕后是生活在何等残酷的环境之中!这种精神上肉体上所受的摧残,外人是无法想象的。弥留之际,羊枣总露出有心事没有了结的神态。沈强终于领会到了,对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用各种力量把你的稿子拿出来出版,我一定设法把朝汉(羊枣唯一的儿子,16岁时即送入新四军,当时正由新四军二师调到东北民主联军任某团政治处主任--引者注)的通讯处找到!”⒀ 这样,他才放下心来。1946年1月11日晨,羊枣死于国民党杭州监狱,时年46岁。这一天,正是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会上宣布释放全国政治犯的第二天!
羊枣逝世前一周,对同囚室的谌震留下了一个口头遗嘱。遗嘱说:“第一,希望沈强坚强地活下去;第二,希望六妹杨刚 ⒁本着一贯精神继续努力;第三,自己对人类贡献得很少,非常惭愧。写了四五百万字的文章,是一生留下的脚迹。希望杨刚和金仲华、钱俊瑞诸好友能把我发表的文章汇集出版。”⒂
“在蒋管区的地下斗争中,羊枣同志冒着时刻有被逮捕、被杀害的危险,走完了这充满着荆棘和黑暗的道路。他勇敢地为革命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⒃

(35)⑥陆定一同志吊唁羊枣的挽联⑥



(35)⑦羊枣之子杨朝汉在羊枣墓前⑦


羊枣事件震惊中外

   羊枣监禁致死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哗然。

    1946年1月13日、14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时代》等刊登了一则加黑框的新闻:“名记者羊枣于1月11日死于杭州狱中。”1月15日,《新华日报》就羊枣之死发表了题为《迅速释放政治犯》的社论,要求国民党履行释放政治犯的诺言,呼吁政治犯的家属亲友公开提出申诉,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他们的亲人。1月23日,上海新闻记者61人联名发表向国民党当局抗议的声明,指出羊枣囚死狱中是国民党当局“一贯摧残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结果”,要求彻底查清羊枣死因,严惩非法下令逮捕羊枣的祸首,立即平反永安冤狱,释放同案被捕的一切人士。

    在延安的党中央对羊枣事件表示了深切的关怀。从1946年2月1日到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10篇新闻、通讯和悼念文章,从羊枣囚死狱中到殡葬沪滨,作了系统的报道。

      3月13日,羊枣胞妹、《大公报》驻纽约特派记者杨刚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质问顾祝同的公开信。质问:羊枣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在《人权保障法令》颁布一年之后,羊枣还被无故拘禁和虐待?为什么不给治疗,听其死亡?在3月18日《大公报》刊登了顾祝同及其军法处的复信后,羊枣夫人沈强和法学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名律师沙千里在报上发表谈话,对顾祝同的狡辩予以迎头痛击。沙千里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有关法律,指出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部对羊枣的诬陷,逮捕方式,军事审讯,故意长期监禁、不送司法机关公开审理,统统是非法的,是以莫须有罪强加于羊枣。这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永安大狱、害死羊枣的起诉书。它剥掉了国民党当局的“民主”画皮,揭露了国民党政治制度和特务制度的反动本质。为羊枣之狱掀起的抗议怒潮,遍及全国。
3月29日,杨刚致电全国新闻界同业,痛斥国民党当局“以汉奸之名,加于忠贞记者之身”,“如此黑雾弥天,人命草芥,国法何在?纲纪何在?”指出“羊枣之狱不伸,即中国人民之生命不得保障!”
羊枣的老战友及全国知名人士夏衍、田汉、金仲华、柳亚子、恽逸群、胡仲持、于伶等,纷纷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痛悼羊枣这位以生命殉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烈士。政协委员罗隆基等人,曾当面责问蒋介石,要求按照政协会议决议,释放“羊枣事件”被捕的全部政治犯。
5月19日,上海市文化界和新闻界一千多人,在国太殡仪馆举行羊枣追悼会。追悼会由郭沫若主持,马叙伦、梁漱溟、许广平、金仲华、田汉、熊佛西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在追悼会上讲了话。陆定一同志送了挽联:
“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
缧绁蒙冤,囹圄殒生,重重惨痛绝人寰。”
羊枣之死,也激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强烈反应,美国新闻界24人从纽约致电国民党政府,对羊枣受特务虐待而死表示强烈抗议。其中,有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华兹、著名记者史坦因·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怀特等。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和抗议国民党政府虐死羊枣的罪行。美国5个群众团体、加拿大1个群众团体和1个华人团体也打电报给蒋介石,抗议第三战区非法监禁羊枣致死的罪行。羊枣的遗体由其夫人沈强护送到上海时,美国新闻处中国分处处长发表声明,呼吁美新处的美国雇员捐款资助羊枣的殡葬。面对国内外舆论的严正谴责,反动政府噤若寒蝉,它的反民主、反人民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无遗。对永安大逮捕的揭露,对被捕人员的营救,对羊枣的悼念,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内战阴谋的声势浩大的舆论动员。国民党当局炮制了羊枣事件,自以为得计,其结果恰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羊枣弥留之际的夫人沈强


营 救 难 友


    羊枣之死所引起的抗议怒潮,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提出的释放全国政治犯的主张,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迫使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春夏之交先后释放了大部分羊枣事件的被捕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饱受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之苦的人民群众,在全国掀起了争和平、争民主的政治运动高潮。10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写入了释放政治犯的内容。这时,羊枣事件的十几位被捕者,分别从几个特务机关牢房转押到永安地方法院看守所,开始与普通犯人关在一起。沈嫄璋在转押到看守所之初即获保外分娩。狱外亲友可以探监,送衣服、书报和食物。如李力行的爱人王戈和毕平非的爱人吴芷茵,每次探监时,都送去衣服、食品和进步书报,使被捕者能及时了解外界动向。冬天,由于狱内外亲友和同事的营救活动,迫使当局让贵畹兰保外就医。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全体同仁联名向省政府要求保释李达仁,民主报总编辑颜学回要求保释董秋芳和叶康参。
1946年1月10日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旧政协),中国共产党又一次联合各民主党派提出“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董秋芳、李达仁等人,在狱中一方面发动难友,根据“双十协定”精神,向全国各地监狱、社会各界人士和政府当局发出“快邮代电”,要求在全国实行大赦,以集中更多人力进行和平建国;另一方面联合同案被捕者,根据“双十协定”的有关条款,由董秋芳执笔,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要求早日释放。他们还争取狱外援助,由狱中政治犯联名写信给宋庆龄、冯玉祥、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等知名人士,请他们给以声援。并通过东南出版社重庆分社的林一青(现名林乐恒)托民盟重要成员罗隆基当面找蒋介石,要求蒋根据在政协会上的四项诺言,释放永安大狱的政治犯。
在狱外的章振乾、余志宏、赵家欣等人,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营救被捕者。
在国内外舆论和国内和平民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允许被捕者的亲友进行保释。
1946年2月初(旧历除夕),董秋芳、叶康参被保释出狱。
两天后,李力行吐血不止,李的爱人王戈端着李吐的半盆血到永安县政府交涉,使李保外就医。
半个月后,陈耀民由家人取保获释。
3月初,王石林也以肺病保外就医。
1946年4月8日,蒋介石被迫电令顾祝同,顾转令福建当局,将羊枣事件被捕的政治犯全部无条件释放。此时尚囚禁在永安的李达仁、曾列明、易湘文、赵伯衡、余敦、毕平非、杨学修以及先于2月保释的董秋芳、叶康参、陈耀民和保外就医的李力行、贵畹兰、王石林等13人,于1946年4月8日得到正式命令释放。
根据现有资料,在福建其他地方的被捕者情况如下:
1946年×月,陈文全由杨宗棣(仙游人)在福州保释出狱。刘佐周亦通过省民政厅长郑杰民(仙游人)的疏通而在福州获释。
1945年8月6日,羊枣、谌震、姚勇来、李达中转押铅山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直属联络站,与周璧、彭传玺同囚一狱。姚勇来关押两个来月后被释放。10月中旬,羊枣、谌震、李达中、周璧、彭传玺5人被转囚杭州。1946年2月中旬,谌震、李达中、周璧、彭传玺4人转囚徐州。3月中旬,李达中、周璧、彭传玺3人在徐州获释。谌震则被顾祝同留下,不久谌伺机潜逃上海,又被捕。约经半年后,顾祝同将谌震交给刘建绪“严加管教”。
钟尚文被捕后,囚禁于福州监狱一年多,1946年秋由刘岳厚(一说由陈矩孙)保释出狱。
潘超、陈学铨被捕后,被关押在"龙岩清剿指挥部"土牢里。1946年6月3日,由“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派副官魏文城将他们保释出狱。
程星龄在台湾再度被软禁后,于1947年1月经刘斐和许孝炎共同向蒋介石签呈,由程潜递交蒋介石,请求解除软禁,始获自由。
霍劲波被捕后囚于永春,1946年6月转囚泉州监狱。羊枣事件被捕者纷纷获释时,被囚禁于闽南的霍劲波、林子力、尤淑德却一直不能获释。1947年冬,霍劲波在狱中与中共泉州党组织取得联系,参与了地下党的劫狱斗争。1948年6月,劫狱成功,霍劲波被营救出来。
1948年秋,林子力、尤淑德由集美高级中学董事长陈村牧先生向国民党省政府多次交涉后保释出狱。

大逮捕阻挡不住历史前进

羊枣事件,是进步文化人士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的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的一场尖锐较量。其结果,国民党顽固派不但没有达到扼杀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目的,反而使革命力量向着更大的范围扩展。
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和福建其他地区大批逮捕进步文化人士、虐死羊枣同志,扼杀《国际时事研究》、东南出版社、《民主报》及其副刊《新语》等进步报刊和出版机构,表面上似乎达到了将永安的进步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目的,然而恰恰相反,历史的发展不是反动派的镇压手段所能阻拦的。发展抗战文化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的。参与其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包括失掉组织关系者),由于贯彻了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停止组织联系,严守秘密,人自为战,勤学勤业勤交友,因此,在永安的大逮捕和大搜查中,国民党特务根本搜不到有关共产党的任何真凭实据。他们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束手无策。加之后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使他们在羊枣事件上越来越被动,最后只得将被捕者全部释放。
羊枣事件进一步教育了人民。事件发生后不久,抗战胜利,全国进一步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揭露其内战阴谋的强大民主浪潮,羊枣被虐死杭州狱中,更使这一斗争推向高潮。1946年5月,上海举行的千人追悼会,则是民主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暴行的强大声讨。因此,羊枣事件绝不仅仅是被捕者及其家属参与的斗争,而是整个社会进步力量都参与的斗争;它大大超出了福建省界,得到了国内的进步党派和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强大声援,使这一斗争汇合到全国的反内战、反独裁和要民主、要进步的斗争洪流之中。
羊枣事件,使一大批被捕入狱的和狱外的进步知识分子得到了锻炼,并在此后的解放战争时期更坚决地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行列中去。比如钟尚文(骆何民)出狱后赴上海,参加了中共上海工委领导的刊物《文萃》的编辑工作。李达仁出狱后到上海、南京,就以“小雅出版社”的名义再版原东南出版社的进步书籍《方生未死之间》,不久又到湘中参加游击队,投入解放战争。王石林出狱后经香港转入粤东,上山打游击。李力行和毕平非出狱后即奔赴苏北参加新四军。霍劲波越狱后,参加了中共闽浙赣区委领导的游击战争。董秋芳出狱后在福州参加改进出版社的工作。叶康参出狱后,到福州主编《民主报》副刊《新语》,坚持民主进步。陈耀民出狱后到福州,不久参加中共福州地下党组织,就地参加革命斗争。陈文全出狱后,北上参加解放战争。刘佐周出狱后到仙游县,在中共闽江特委领导下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曾列明出狱后,回到家乡广东揭西县,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程星龄解除软禁后回到湖南,与地下党员余志宏一起密切协作,争取程潜将军在湖南起义,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在狱外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羊枣事件后,也以各种形式分别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或文化战线的斗争。
羊枣是永安大狱中唯一的殉难者,是抗战后期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杰出代表。他具有渊博的军事政治知识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物质生活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他以超凡的效率,夜以继日,忘我工作。他在永安写的大量文章,不仅在当时广受读者喜爱,而且直至现在仍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在狱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斗争,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不畏权势,不受利诱,直至献出生命,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在羊枣事件中,狱内外绝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斗争精神,充分证明了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
共产党人羊枣的革命献身精神永垂不朽!
党与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对永安抗日进步文化活动所作的卓越贡献和他们忘我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注 释:
⑴ 周扬:《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序一。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⑵ 胡愈之:《羊枣和“永安大狱”》前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⑶ 程星龄:《刘建绪主闽的片断回忆》。
⑷ 欧阳柏:《杨潮和〈大刚报〉》,载《羊枣和“永安大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⑸ 任远:《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62页。
⑹ 《战神降临敌帝国》,载《国际时事研究》第7期。
⑺ 《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载《国际时事研究》第14期 。
  ⑻ 顾春林:《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涉外事件》,载《浙江革命史特辑㈢》;《羊枣事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19页。

⑼ 周璧:《浙东之行与“永安大狱”》,载《永安党史资料》第15期。
⑽ 江子豪:爱国工商业者,曾支持东南出版社创办经费20万元,1945年起任东南出版社董事长。
⑾ 章振乾、张来仪:《王亚南与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43页。
⑿、⒀、⒂ 王坪:《羊枣之狱》,载《羊枣和“永安大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1页。
⒁ 杨刚(1909-1957):杨潮胞妹,共产党员,30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诗、散文,是北方“左联”发起人之一,解放后任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一九五七年因不满于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反右”,抱憾去世。
⒃ 钱俊瑞:《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序二。

参考资料

“永安大狱”事件被捕人员登记表,抗战时期在永安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人员调查表和简历。
    1983年至1987年全国各地老同志和有关同志给永安市委党史办的信(430余件)。
《羊枣和“永安大狱”》,1984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1983年5月新华出版社出版。
《国际时事研究》1-39期。
赵家欣:《黎烈文与永安改进出版社》。
程星龄:《刘建绪主闽的片断回忆》。
谌 震:《关于永安的回忆》。
章振乾:《谈谈我对羊枣的认识》。
顾春林:《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涉外事件》。
王一帆:《关于东南出版社及“永安大狱”事件的一些情况》。
刘 金:《谈永安抗战文化和前往浙东游击队的经过》。
程星龄:《我对陈仪主闽的看法和刘建绪与“永安大狱”问题》。
章 敏:《为民主而牺牲》;
叶康参、赵家欣、王一帆:《羊枣与“永安大狱”》。
陈耀民:《抗战后期永安〈新语〉与〈中央日报〉的一场论战》。
李振林:《永安事件中的东南出版社》。
任 远:《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
王石林:《永安狱中记》。
周 璧:《浙东之行与“永安大狱”》。
章振乾、张来仪:《王亚南与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赵家欣:《燕江风雨--回忆黎烈文和永安改进出版社》。
霍劲波:《怀念李力行同志》。
赵家欣:《最后的岁月》。
《杨潮留给夫人沈强的遗言》,1946年1月3日十二战区长官部视导组口书,载《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4期。
沈 强:《念杨潮》,1950年 1 月11日《解放日报》。
刘 金:《旧地重游怀故人》。
申 由:《永生的死--记羊枣追悼会》,1946年上海《文萃》杂志。
公 盾:《国际悲歌歌一曲--悼念羊枣同志》,《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第3辑。
程星龄:《记羊枣案件》,《福建文史资料》第7辑。
谌 震:《永安杂忆》,《福建文史资料》第11辑。
叶康参:《〈民主报〉和颜学回》,《福建文史资料》第11辑。
陈耀民:《我所认识的曾列明》。
李达仁:《东南出版社和“永安大狱”》。
黄缘炘:《羊枣遭受逮捕的经过》。
1945年3月13日《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社论《肃清危害党国的毒菌》。
1945年3月14日《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社论《强化本党革命的壁垒》。
1945年7月7日《中央日报》(福建永安版)《切盼中共深明大义,共为抗战而谋统一─闽省文化界通电全国呼吁》。
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中央日报》(福建版)有关文章。
《民主报》、《东南日报》有关文章。

后记

本文1986年夏开始整理,1987年3月第一稿脱稿以后,曾打印发给60多位当事老同志和有关专家审阅,并由永安党史办发出专函,请他们就本文史实是否准确,内容是否充实,评论是否得当,结构是否合理等问题提出意见。他们本着“立准”、“立好”的精神,提出了很好的史实订正和修改意见。我们于1987年10月写出了第二稿,并再次征求意见。两次征求意见共收到32位同志的40余份信件。来信的同志是:张次愚、周左严、赵家欣、陈松茂、章振乾、王一帆、冯子齐、叶和中、李一凯、陈学其、霍劲波、郑锦华、陈庭煊、蔡龙岗、陆华柏、陈文治、赵玉林、熊寒江、陈耀民、林佑、张一仪、潘超、周璧、王戈、叶康参、林子力、顾春林、李品珍、刘金、郑公盾、卓克淦、尤淑德。我们认真地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修改成现在的这个稿子。
在我们研究这一专题和撰写本文的过程中,许多同志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赵家欣1987年5月27日来信说:“《羊枣事件始末》读了两遍,整理得很好,很完整……”章振乾1987年5月29日来信说“我来上海前一天收到《羊枣事件始末》。我把它带到上海来看。此文写得比较全面,也比较客观;我认为可以定稿……”王一帆1987年5月29日来信说:“《羊枣事件始末》专题收到并认真读了两遍。这是写得很好的-篇专题。” 又一信说:“看了你们写的这篇《羊枣事件始末》,我感到高兴,应该有这样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专题来介绍这一重大事件。从你们这一成果,可以看到你们在研究和编写专题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为你们高兴和祝贺。”有的同志来信指出:“羊枣的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产党人、革命者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信守理想、机动灵活、团结同志、保持革命气节的光辉范例。”“羊枣的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民族的革命精神和他在抗战时期在永安点燃的进步文化烈火,永远鼓舞、照耀着人民前进!”
《羊枣事件始末》这一专题史料,是有关当事老同志和热心支持我们工作的同志以及所有提供资料的同志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谨向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原载文化部主办的《新文化史料》双月刊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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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王西彦、章靳以主编的永安《现代文艺》

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王西彦、章靳以主编的永安《现代文艺》

 

  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395页至410页《抗战时期,王西彦、章靳以主编的永安现代文艺》,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


抗战时期,王西彦、章靳以主编的永安《现代文艺》


               林洪通  肖传坤




(56)爱国民主人士王西彦(40年代)


永安《现代文艺》,是中共东南局文委邵荃麟委托王西彦到永安开辟的抗战文化阵地,是当时永安改进出版社六大期刊中革命

色彩最浓、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刊物。


19385月,福建省政府机关内迁永安。随着省会的内迁,随着沿海各城市的陷落,各方人士聚集于永安。不少革命知识分子、爱国民主文化人士和共产党员也相继到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文化活动。19392月,在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支持下,著名的翻译家、左翼作家黎烈文开始组建改进出版社,任社长兼发行人。黎烈文在30年代曾与鲁迅有过交往,陈仪与鲁迅是同乡,又是留学日本的同学,两人后来所走的道路尽管不同,但私交甚好。由于有这一层关系,陈仪对黎烈文很信任,一切社务均由黎作主。黎先后创办和接编了《改进》、《战时民众》、《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木刻画报》、《现代文艺》等六大期刊,加之以其他报纸、刊物和书籍的印行,使永安这个群山连绵、交通闭塞的山城热闹起来,成为抗战时期我国东南半壁的文化名城。本文着重介绍《现代文艺》创办的始终。
    1939
年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平江惨案。由湖南省地下党创办的《观察日报》(黎澍负责)和塘田讲学院(一所抗大式学校)被国民党查封。在这两个单位工作的一些革命同志转道重庆赴延安,有的到桂林转道香港去苏北根据地。这时,有一位老家在浙东,当时先后在这两个单位工作过的青年文化战士王西彦,则到金华去寻找当时担任中共东南局文委的邵荃麟同志,想通过他投奔新四军。王西彦与邵荃麟见面后,邵劝王暂时留下,后即将他派到永安。
   
邵荃麟与黎烈文早有书信来往。黎烈文曾邀邵荃麟、葛琴夫妇来改进出版社工作,当时他们无法前来。邵考虑到东南国统区文化工作需要人,即向黎烈文建议,由王西彦到永安创办一个文艺刊物。黎烈文在上海主编进步刊物《中流》时,王西彦就是《中流》的投稿者之一,和黎烈文有过书信来往。黎组建改进出版社后,王也向《改进》半月刊投稿,发表了小说《修路篇》。因此,邵的建议很快得到黎烈文的同意,马上给王西彦发了邀请电。这样,王西彦便决定应邀前往永安。走之前,邵荃麟分析了福建的具体情况,讲了党的方针政策是广泛地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看到了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抗战文艺运动依然偏重于少数大都市,如重庆、桂林、香港、上海等地,很少有人想到在东南前线尚有一片如此广大的文化土地需要垦植。为了发掘新人,培养新的文化战士,表现更广泛的斗争现实;也为了解决由于交通的阻隔,运输的困难,渝桂港沪的新书报很难流通到东南各地来的问题;满足处在东南前线的广大读者渴望得到精神食粮的欲望。因此,邵荃麟指示王西彦到东南一隅的永安开拓文化阵地,并交代要尽可能地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并可以运用现有的出版力量,创办富有战斗力的文艺刊物,理直气壮地宣传抗日。考虑到新办刊物稿源不足,邵荃麟还特地拿了一部分稿件让王西彦随身带来永安。并且,还答应最初几期稿子由他在金华征集。因此,王西彦是带着党的重托,来永安开辟抗战文化阵地的。
    1939
年冬,王西彦到了永安。他一下车便与黎烈文见面,提出创办一个文艺刊物的建议。黎因早有此愿,对王西彦的建议很感兴趣,即表示同意。王西彦回忆道:这天晚上,我就临时挤在职工宿舍里搭铺。我的确没有料想到,来永安的第一天晚上,和黎烈文的第一次谈话,就得到这样完满的成果。自然更没有料想到,过去我只以投稿者的身份和他通过几封信,初次见面,他就能象老朋友似的对待我,说了这样多够得上是颇为贴己的话。原来的顾虑消失了,换得的是一种揉合互信和感激的亲切感。因此,虽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刚下长途汽车时又得了一个瘅蛮之地的印象,又挤搭在别人的床铺上,我却很快入睡了。
   
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改进出版社的编辑部设置在距永安县城七八里路外的虾蛤村。第二天,王西彦便搬到那里去住。那是一个临河的、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整个村庄只有几座破旧的民房。编辑部的房子是一座破旧的祠堂,它的周围尽是超过一人高的茅草;它的对面,则是一家从闽南迁来的有十几部机器的印刷所。
   
王西彦到虾蛤村没几天,黎烈文来了。他已经到过上吉山向陈仪请示过,并得到陈仪的允许。他说:好了,刊物办得成了。我们先来取个名字,再请你(指王西彦)拟个计划,然后跟经理部和发行部开个会……

恐怕还要尽快发约稿信吧?王西彦提醒道。

自然,要尽快发!向全国的朋友约稿,上海、桂林、重庆、昆明……你的熟人由你具名,我的熟人由我具名,共同的熟人我们一起具名!稿子是粮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经过商量,他们把这个即将诞生的刊物定名为《现代文艺》。因为这之前,改进出版社已有《现代青年》、《现代儿童》等刊物。
   
刊物可以办成了,邵荃麟的开辟战斗阵地的指示可以实现了。既然是开辟战斗阵地,那么就应该有一个攻击目标。
   
王西彦联想到他自己不久前的一些经历:我于19377月在北平听到了芦沟桥的炮声,同年8月在上海碰上了淞沪抗战,到了193834月间就参加了一个战地服务团,从武汉跑到鲁南、苏北的战地去做民运工作。当时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涉世虽浅,热情却颇高。可是,我在战地看到的竟是国民党军队的狼狈溃退和蹂躏百姓,是古运河两岸贫苦农民的深灾重难和哭诉无门。这些众多的战地见闻,就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究竟谁在抗战的大问号。而在湘西南自己参加工作的一个报社和另一所学校被查封,回到濒临沦陷的浙东家乡农村时目睹一些叔伯婶嫂们被抽丁加税迫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更加深了这个急待回答的疑问。现在既然有了一个阵地,首先当然就要运用自己的方式来解答它。而且,这也的确是客观形势的要求。

这说明当时的王西彦确实是一个富有胆识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具有很高觉悟的坚强战士。他对问题看得很透彻,目标选得很准确。在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大片的领土之后,从军事进攻转为对国民党的诱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前方阵线进行了英勇抗敌,付出了重大牺牲,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做出了不少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他们却以抗战的当然领导者自居。在这个时候,向人民群众说明究竟谁在抗战,确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严肃的问题。于是,王西彦运用文艺形象描写的手法和致力于组织这方面的稿件来解答这个问题,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正确方针路线。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40425日,《现代文艺》创刊特大号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现代文艺》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艺术不但是民族生活最正确最具体的活历史,且也是人类精神最伟大的鼓励者和创造者。当艰苦的抗战支持到进入第四个年头的现在,文学艺术在这场中华民族空前的斗争里面所发挥的巨大的力量,证实了自己光明远大的前途。而以民族战士的姿态投身于民族战斗之中的作家们所创作的有着充实的内容与生龙活虎的精神的文艺作品,保留了一个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与呐喊。《现代文艺》的创刊,正是雪里送炭的苦心,竭尽全力,实践着人类精神最伟大的鼓励者和创造者的事业。发刊词中还指出:唯需特加说明的,我们的所在地——福建永安,一向被人称作山僻之处,这里的一切出版条件,如印刷、发行等的困难情形,有时简直非一般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所能想象。而最大的困难,还在于人力的缺乏……”由此足见王西彦等编辑者的坚韧不拔精神。《现代文艺》作为文化阵地,它并不是同仁刊物。在创刊号的编后记中写道:最后应特加声明的本刊不是同人(仁)杂志,诚恳地希望各地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们的协助……”
   
刊登在这一期的小说有邵荃麟的《英雄》、葛琴的《生命》、王西彦的《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诗歌有艾青的《兵车》、高岗的《坟》、杜麦青的《送》;论文有维山(冯雪峰)的《论典型的创造》;短论有尊寒(黎烈文)的《落水出水》、杨洪(王西彦)的《批评家的新任务》等等,还有许天虹翻译的《托尔斯泰的思想》(褚威格作),卢茅居的报告《再生》等。
   
创刊号在扉页上还发表了一幅邵荃麟从浙江寄来的万湜思的《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木刻画。对刊登这幅木刻画,王西彦曾提出疑问,邵荃麟指出:刊出好了,要战斗,首先要求得生存。⑤从表面上看,好象很是尊重蒋委员长,但编者却从作品所描绘的形象中告诉了读者,究竟谁在抗战,究竟谁是抗战中的最大牺牲者。例如,重点作品《英雄》就在目录上印成黑体字,特别醒目。在《编后记》中特别说明这3篇小说并非一时之选,并说明特别是荃麟先生的中篇《英雄》,给我们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大问题。
   
邵荃麟创作的小说《英雄》描写的是一个从抗战前线回乡的伤兵王大有的遭遇。王大有原是给保长家干杂活的长工,却糊里糊涂地被送上战场,受了伤,又被锯掉一条膀子。即使这样,他还是颇为自负。他回到家里,向老爹出示了挂在左襟上的一块银质荣誉章,认为这是为老爹换来了一点功名。在这种精神境界的支配下,他虽然受到了乡里邻间的轻蔑和误解,但也同时受到推崇和尊敬。区长为了拉更多人去当兵,甚至赞许他是本区的唯一勇士和镇上民众的模范。最后,因为受不了周围一些人的冷言冷语,又因为失掉了一只膀子,生活陷入困境,他终于到了一处后方医院,向院长提出重返前线的请求。在欢送受伤英雄重上前线的大会上,院长又一次称他是我们抗战的英雄中华民族的好男儿。在作者的笔下,王大有不但在肉体上受到伤残,而且精神也处于麻木状态,这是一个怎样的英雄!作者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与无能,把读者引入深思,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回答了谁在抗战的问题。

王西彦创作的小说《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描写的是一个忠厚老实的青年农民李其成的遭遇。李其成的妻子被地主占有以后,自己却被联保主任送往前线去当一名担架兵。在一次抢救伤兵时负了伤,由别的担架兵把他抬下火线。然而,他一直到死,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躺在担架上的受伤者,耳朵里还清晰地听到无数别的受伤者的呻吟和叫喊……”⑥作品同情象李其成这样的农民的不幸遭遇,更控诉了侵略者的罪行和当时社会的黑暗。
   
《现代文艺》第一期出版后,很快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第一卷第三期《编后记》中写道:创刊号发到各地的代售处去,不到旬日便都先后销售一空,来信要求增添。订阅者也陆续在增加。本刊的印数有限,供不应需,发行部几次要求再版,不过因印刷条件的限制,无法打纸版,再版必须全部重排,太不经济……”
   
《现代文艺》尽管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对它忌恨的也不乏其人。国民党省保安处长黄珍吾就是其中的一个。《现代文艺》创刊号出版以后,黄珍吾马上就嗅出了《英雄》这篇小说讥讽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的寓意,指控《英雄》妨碍役政,叫喊改进出版社里有共产党在活动,决定要查封《现代文艺》。陈仪接到指控后,便把黎烈文找了去。黎烈文向陈仪作了解释,《英雄》并没有妨碍役政,并指了万湜思的《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木刻画给陈仪看,作为反证。陈仪点点头,不再说话了——一场风波平息了,《现代文艺》终于顽强地生存下来。
   
一个综合性文艺刊物应以发表文艺作品为主,在这一点上,主编王西彦是很清楚的。因此,每一期都有两篇以上的小说,还有一定数量的诗和散文。小说方面除了上面介绍过的《英雄》和《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外,接连发表了王西彦的中篇小说《眷恋土地的人》,描写江北古运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溃退时,一个被遗弃的船夫却自发地在一处山峡只身抗击敌军的故事;魏伯的《号兵冯玉珂》,描写一个孩子号兵怎样念念不忘自己在战争中受辱而死的母亲,失散了的父亲和妹妹,又怎样在战斗中忘我地向敌人投出手榴弹;艾芜的《意外》,描写一个被强拉去冒名顶替的农民士兵在点名时不肯承认自己改变姓名;黑西的《军渡》,描写一个叫水溜子的少年,在爷爷、父亲、母亲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之后,自己顽强地成长起来,趁敌人过渡时出奇不意地打击敌人,自己却潜水游走了;布德的《一个满州囚徒的故事》,描写一个原来留学日本的李光在东北某地当教员,因为不愿作亡国奴,最后成为一个满州囚徒;碧野的《葬礼》,描写一个女扮男装,当了八路军某旅长的勤务兵的于陵,在一次战斗中为了保护旅长而英勇牺牲;司马文森的《蠢货》,描写一个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农村妇女王大嫂,因为战乱,流落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当一名伙夫兵,当她参加游击队的丈夫牺牲后,她所迫切要求的是:我想有一支枪,等等。
   
在诗歌方面,发表了艾青的《兵车》、《鞍鞯店》、《赌博的人们》;臧克家的《石滚河》、《十二月的风》,厂民(严辰)的《出征》、《人民行列中的一员》、《伟大的慈心》,高岗的《坟》、《冬的傍晚》、《山巅》、《老鞋匠》、《马灯》、《班长、牧师、牛》,彭燕郊的《朝花》、《七月献诗》、《黄昏及其他》、《恋歌》、《篝火》,邹荻帆的《草原交响乐》、《给一个女同志》、《紫姑》、《悦来场》,姚奔的《骑马的人》、《在风雨的夜里》、《我在嘉陵江岸上》,郭风的《收获》、《枪》、《驿路》、《猎人》、《春天》、《公路》等等。
 



(76)③爱国民主人士章靳以在福建③

   在散文方面,发表了夏琪的《车站》、林淡秋的《远山的火光》、卢茅居的《再生》、何其芳的《为人类工作》、先艾的《离散》、章靳以的《雾城远简》、施稔的《斗牛》、《鱼鬼》、庄艟的《重庆的作家》、许杰的《跳蚤的故事》、李岳南的《爷爷的茶叶》、姚隼的《夜酒楼》、邹绿芷的《故园草》、萝白的《山野间》,等等。
   
在理论文章方面,发表了维山(冯雪峰)的《论典型的创造》和《文艺与政论》、欧阳凡海的《最近文学创作的一般倾向》、石滨(卢茅居)的《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和《民族传统与世界传统》、张天翼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等。冯雪峰的《论典型的创造》一文发表时,王西彦还在编后记作了推荐,说它是出于一个优秀的理论家的手笔的一篇见解精辟的文章,它指出我们抗战文艺一个最基本的缺点。说明了我们的艺术为什么还不能带来典型和深刻的思想。”“石滨是卢茅居在出版社任编辑时的笔名,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很好的修养,堪称是当时福建地下省委的一位很有学识的理论家。张天翼的论文不仅立论精辟,而且语言生动,形象丰满,保留着他创作小说的那种特有风格……
   
在当时消息闭塞、交通阻隔的情况下,要组织一批有质量的理论文章的稿子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弥补不足,《现代文艺》特别设立了短论一栏,每期刊登三篇千字文,讨论各种文艺和创作问题。而这些文章大多由出版社编辑部里的黎烈文、王西彦、卢茅居等人撰写,发表时则都用笔名。邵荃麟也经常写,他的笔名是契若。这些文章简明扼要,犀利而有针对性,是短兵相接的斗争,最招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有时稿子送审时被图书杂志审查处删去或扣掉,发表时只好开天窗。以后,那些审查老爷们连天窗也不准开,发表这类文章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一栏目坚持到二卷六期(1941325日)。皖南事变以后就不得不忍痛放弃。短论一栏虽被迫放弃,但斗争并没有停止。在《现代文艺》三卷二期的编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在第三卷第一期出版前后,我们曾经接到一些热心的读者的来信,对本刊的内容及编排方面,提供了不少可贵的意见,其中有的是希望我们能将短论一栏恢复,并增加对作品的批评与研究。关于文艺短论,我们原觉不必特设一栏,而在有什么新问题发生,值得加以讨论的,或者在来稿之中,发现可以刊登的,随时发表,例如本期唐弢先生的《再真实些》,就是一篇极切时宜的短论。但对读者诸君的意见,我们自当尊重并尽可能设法做到……”王西彦的确没有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三卷二期的《现代文艺》中增加了杂感一栏,并且一直坚持到三卷六期王西彦辞去《现代文艺》主编时为止。这充分体现了王西彦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精神。
   
为了使刊物的内容能更丰富多彩,也为了使读者对选购新书有个标准,《现代文艺》还辟有书评一栏。这一栏的文章绝大多数由王西彦撰写,所用的笔名是杨洪。他先后评过艾青的诗集《他死在第二次》、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集《风陵渡》、芦焚的短篇小说集《无名氏》、林柯的话剧《沉渊》和谷斯范的章回小说《新水浒》等作品。另外,卢茅居以新矛的笔名写过《报影集》的书评和以石滨的笔名写过《〈扯旗树〉和〈洪照〉》、欧阳凡海写过《译完〈三兄弟〉以后》的作品评介文章。
   
《现代文艺》在发表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介绍。在创刊号里,发表了许天虹翻译的奥地利著名小说家斯丹芬褚感格的《托尔斯泰》中的结论——《托尔斯泰的思想》,同时译载了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人靠什么生活》,一卷二期发表了黎烈文翻译的法国古典作家梅里美的短篇小说《掷骰戏》,并在编后记里向读者作了推荐,这一期还编了一栏高尔基逝世四周年纪念特辑。从一卷四期起至二卷三期连载了黎烈文翻译的匈牙利作家霍尔发斯的《第三帝国的士兵》。这一期还发表了许天虹翻译的美国杰克伦敦的《强者的力量》。二卷五期编了一栏杜思退益夫斯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特辑。三卷一期编了一栏锹耿斯特辑,从三卷一期起到三卷六期,连载了陈占元翻译的奥地利著名小说家褚威格的长篇小说《马来西亚的狂人》,等等。
   
由于王西彦的辛苦耕耘,也由于邵荃麟的有力帮助,《现代文艺》成为永安改进出版社出版的6种期刊中革命色彩最浓、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刊物。不仅在福建,而且在桂林、重庆等地也都有很大影响。他们对当时革命文化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0年五六月间,浙江金(华)衢(州)特委被破坏,东南局指示邵荃麟、葛琴夫妻立即撤离浙江。当时葛琴已怀孕,北上有困难,决定南下福建永安,同行的还有杜麦青。他们6人分别化装成医生、司药、护士,坐长途汽车一段一段地走,历尽艰辛,于6月间到达了永安。到了永安后,邵荃麟向王西彦提出怎样在永安立脚安身的意见。王西彦与黎烈文商量,由黎烈文向省主席陈仪请示。陈仪知道邵已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员,不久前又因小说《英雄》闹了风波,但他还是采纳了黎烈文的建议,留下了邵荃麟夫妇,并且约法三章:只能留下邵、葛两人,杜麦青不能留;留下后不能搞政治活动;邵、葛两人在福建范围内是安全的,一出闽境就责任自负。而杜麦青则由黎烈文预支给葛琴拟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生命》的稿费作为路费,前往安徽去找新四军。这种时候,黎烈文能挺身而出,保护一个被通缉的共产党员,体现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可贵精神。
   
黎烈文聘请邵荃麟为《改进》月刊的编译,让他们夫妇搬到虾蛤村去住。不久黎烈文又聘请葛琴担任《现代儿童》主编。这样,邵荃麟夫妇便与王西彦一起紧张地工作和生活,不知疲倦地为开展永安抗战文化活动而顽强战斗。
   
邵荃麟不但帮助王西彦编辑《现代文艺》月刊,而且支持和帮助王西彦编辑《现代文艺丛刊》。这套丛刊六册为一辑,第一辑六册是:聂绀驽的《夜戏》(短篇小说)、邵荃麟的《麒麟寨》(剧本)、葛琴的《生命》(中篇小说)、艾芜的《杂草集》(杂文)、唐弢的《劳薪辑》(杂文)。第二辑六册是:黎烈文的《第三帝国的士兵》(长篇翻译)、陈占元的《马来西亚的狂人》(长篇翻译)、陶雄的《伥》(短篇小说)、雨田的《罪》(短篇小说)、蹇先艾的《幸福》(短篇小说)、李雷的《荒凉的山谷》(长诗)。
   
编行《现代文艺丛刊》的目的性也很明确,就是为了繁荣抗战文化运动。正如在丛刊编后记中所述:我们编行这个丛刊,没有什么很大的野心,只不过有鉴于战时物质条件的缺乏,交通的阻碍,以及其他诸种原因,出版事业受着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想用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微意,在文艺书籍方面,尽一点薄弱的努力。同时,巨大的计划是没有的,只不过就我们能力所及,约到几部稿子,就印几部,暂定六册为一辑,继续印行下去。作者不一定是名家,内容也很杂,创作和翻译都有。我们只希望所出的书不致使文艺界朋友摇头,读者上当,至于什么对文坛有了不起的贡献之类的话,自然是不敢自夸的。足见当时的文艺战士用心之良苦。
   
邵荃麟在永安工作了半年左右。1940年底,党领导的桂林国际新闻社发来电报,要邵荃麟去参加国新社年会,并电汇路费200元。19411月初邵荃麟夫妇便离开永安前往桂林,这实际上是党组织特意安排邵荃麟夫妻撤离福建的,并无所谓年会一事。
    “
皖南事变后不久的19414月间,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协定,其主要内容是: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一协定的签订伤了中国人民的心,既感到意外,也无法接受。而国民党顽固派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掀起了一阵反共浪潮。这时,黎烈文拿来了一份以《改进》编者名义写的《我们的抗议》的文件(署名时间为41415),要改进出版社所属的6个刊物同时刊登出来。抗议的自然是苏日中立协定一事,所持的理由是:
  
 “第一,东北四省与外蒙系中国国土的一部分,其主权属于中国,其人民为我们的血肉同胞,今天我们正以全民族的力量,忍受空前未有的艰苦与牺牲,进行神圣的抗战至四年之久,我们的最后目的,便在于打倒侵略,收复国土,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进而维护国际主义,保全世界和平。这次的苏日协定,显然是一种妨害中国领土与主权,蔑视国际公法的野蛮的分赃式的不义行为。

其次,日本是法西斯侵略国,是我们的生死敌人,其一切狂悖举动,自然是不足惊奇,且也不足重视的;但苏联却一向是以反对侵略、同情并援助被压迫民族为职志的国家,是所谓‘中国之友’。而现在苏日协定所显示的,却完全一反自己的立场,不但为虎作伥,鼓励侵略,且也是凌辱了公理与正义!

对于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的艰苦奋斗,抵御列强干涉,埋头各项建设,发扬文化艺术达到今日辉煌的成功,我们一向表示极大的崇敬与敬仰;尤其是近年来在国际上的仗义执言,以反侵略自任,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与援助,我们更寄予无限的钦佩和热望。而现在,正当我们的抗战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苏联却和我们的敌人签订了这种卖友式的协定,试问苏联一向所宣扬的国际道德在哪里,公理和正义又在哪里!
    “或许在苏联的立场,这只是一个新的外交策略,含有政治企图的吧?然而,对于正在进行抗战的我们,对于被侵略的我们,对于一切以苏联为友的我们,对于爱护自由与正义的我们,这不能不是一种侮辱,一种背信的行为!当苏德协定成立时,我们相信那是苏联一贯的中立的和平政策的执行,相信苏联决不会蔑视中国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所流的血,而且相信以为苏联将和日本成立类似的苏德协定瓜分波兰的条约是一种不应有的推察——因为,我们相信道德与正义。谁料到今日苏联竟然承认了所谓‘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竟然鼓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重要的,苏联今日既可以承认所谓‘满洲国’,那么将来岂不可以同样承认南京伪组织吗?这种只顾一时的国际利害自毁立场,而以中国为牺牲的卑污行为,我们只有鄙弃,只有愤怒!”
    “我们爱国家爱正义胜于自己的生命,因此,对于苏联此举,在此大声喊出我们的抗议!”

   
《我们的抗议》在《现代文艺》三卷一期(1941425)刊登以后,很快就从桂林方面传来了对这件事情表示不满的声音,甚至影响到一些一向热情寄稿的朋友,这使王西彦感到很苦恼。
    1941
7月,国民党省政府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处,加强了在文化出版事业方面的反共措施。《现代文艺》在送审时,常常有一些稿件被扣,在三卷六期(1941925)的编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上期预告过的特辑及其他的作品,因原稿送审时,审查处认为有问题的,有青苗和赵君启两先生的小说,高岗先生的诗,李容陵先生的杂文,皆暂被扣留,以致无法与预告相符。请读者及作者原谅。
    1941
8月,日机多架空袭永安,改进出版社损失惨重。在《现代文艺》三卷五期(1941825出版)的编后记记载了这件事:当这一期集稿待印的时候,正值敌机对永安肆行狂炸。本月9日及12日两次的大轰炸,这小小山城的全市精华,几乎全部被毁,本社民权路总社也中了一弹,发行及进货两部的房屋差不多倒塌无存。幸而属于发行部的定报股未曾遭殃,定户名签未曾失落,所以定阅诸君仍能按期接到本刊。至于全部稿件,逃警报时系由编者亲自随身携带,虽然每天自晨至晚的疏散,但还是特别提早赶编付印了——敌人的兽性何曾阻挠得了我们工作的进行!
   
也许是由于上述几点的原因吧,王西彦于编满三卷六期(1941925)后便辞去了主编的职务。王西彦在回忆到这件事时说:也许读者会发现刊物上留有某些明显地为了应付政治压力的痕迹(指刊登《我们的抗议》一事——引者注),我也不愿推御责任。不无遗憾的是,由于年轻和经验不足,也缺乏战斗的韧性,并没有遭遇重大的挫折,我就轻易地放弃了那个阵地,离开了那个小小山城。前去当时的西南文化中心桂林。接编《现代文艺》的是章靳以同志,这是只要从刊物面目的不无改变上,就不难看出来的。⑨于是,王西彦于194110月或11月间离开永安去桂林。
   
王西彦离开永安以后,《现代文艺》由当时在师范专科学校教书的章靳以接编。章靳以本着《现代文艺》一贯的编辑方针,发表了一系列质量高、战斗性强的文章,同样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同样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
    1942
4月,为了纪念《现代文艺》创刊两周年,举行了一次新作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在三篇以上者)的征文竞赛。这次征文共收到应征稿63篇,选出了3篇最佳作品:一、《奴化教育下》(刘黑枷作);二、《张振华先生》(何阳作);三、《夜游魂》(缪雨作)。这3篇佳作先后都在《现代文艺》上发表。这对繁荣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刘黑枷的《奴化教育下》,写的是一个教育、争夺下一代的故事。霍权德是一个小学生,他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杀死了。可是在奴化教育下,他却带着日本鬼子去抓游击队员。最后,当了游击队员的舅舅把他带上了游击队的根据地老爷岭去。霍权德却无知地说:人家老师说那里是杀人放火的土匪窠呢!说明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对我国东北少年的严重毒害和险恶用心。把这篇小说评为第一名,体现了评选者的良苦用心和独具慧眼。
   
章靳以本着《现代文艺》一贯的作法,也编了一辑《现代文艺丛刊》。其中有一册是布德的中篇小说《赫哲喀拉族》(因资料缺,笔者尚未查清该辑内容)。由于《现代文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国民党顽固派恨不得将它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风波迭起。从下面所引两段文字中可见一斑:五卷一期刊登蒂克的小说《秦淑的悲哀》,描述一个女大学生为了搭乘便车,被司机骗到小旅馆强行奸污的悲剧。对这篇揭露出现在蒋管区公路线上的黑暗现象的小说,国民党顽固派借题发挥,驱使御用的汽车司机工会大兴问罪之师。但广大读者却纷纷表达了对小说中女学生的同情和对不法司机的愤慨。类似的丑恶现象在政治腐败,风气败坏的国统区是屡见不鲜的。小说有它的典型意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使《现代文艺》多次化险为夷。
    “
19428月起,最难闯过的则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处的审查关,每一页稿纸都要盖上刻有‘福建省图书杂志审查处查讫之章’字样的印章,然后才能付印。审查人员百般刁难,任意剔除所谓‘违碍’文字,致使文章‘开天窗’或文字不相连贯,编者却要临时设法填补。这且不说,最令人气愤的,就是拖延审查时间,使刊物不能按时出版。
   
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现代文艺》于194212月底,出版了第六卷第三期之后被迫停刊了。
   
在六卷三期的《现代文艺》上刊登了一则改进出版社的《紧要启事》:本社因适应现实需要,明年出版方针略有改变,为集中印刷力量,增出各种重要书籍起见,《现代文艺》出至六卷三期暂行停刊。同时《改进》自七卷一期起革新内容,增加文艺篇幅。凡《现代文艺》存款预购诸君,或移购《改进》与各种单行书籍,或将余款退还,敬希示知,即当照办不误。在这一《紧要启事》旁边,刊登了一则占三分之二版面的改进出版社发行《总裁言论集》的广告。

《现代文艺》在它存在不足三年时间内,刊登了大量内容健康、思想进步的文艺作品。它对东南半壁的广大读者,甚至广大国统区的读者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它坚持斗争,宁折不弯,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个刊物的作者群中,不少是30年代已为读者所熟悉的作家,如邵荃麟、葛琴、骆宾基、聂绀驽、王西彦、艾芜、司马文森、谷斯范、许杰、李广田、章靳以的小说,巴金、林淡秋的散文、速写,唐弢的杂感,艾青、彭燕郊、邹荻帆、郭风的诗,黎烈文的名著翻译,冯雪峰、张天翼的文艺理论,万湜思、荒烟的木刻版画都在刊物上陆续发表。刊物出版时,出版社发出征求订户一万份的号召,不久就基本上实现了。这在日寇铁蹄践踏,国土大片沦丧的国民党统治区是少见的。
   1940年9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⑿从当时永安的情况看,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正是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他们确实已经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
   
《现代文艺》在抗战文化运动史上,抒写出光辉的一页。

                                          19879月初稿

20128月修改

注释:
    
、王西彦:《野火的联想》,《读书》1983年第5期。
   
⑶王西彦:《我所认识的黎烈文》,《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王西彦:《野火的联想》,《读书》1983年第5期。

  王西彦:《⑾现代文艺与邵荃麟》,19831113

王西彦:《野火的联想》,《读书》1983年第5期。
改进》第五卷第三期99页,19414月改进出版社出版。
赵家欣:《风雨故人情》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郑庭椿:《怀念黎烈文》《永安党史资料》第63期。
   
⒀《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199页。

39楼

阿管视频
注  册:2011-11-4
来  自:永安
性  别:男
职  业:公司职员
发帖数:242/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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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现代文艺》部分作品内容简介

林洪通编著:抗战时期,《现代文艺》部分作品内容简介


00、《图说长征》丛书由曲青山任主编(管其乾  摄影)



 

2、《图说长征序曲卷》封面及封底,搜索“图说长征序曲卷介绍石峰村”有详情(管其乾  摄影)




3、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纪念馆正门,搜索牌匾内容有详情(管其乾  摄影)



4、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左)通过石峰村籍记者管其乾将他为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村题字转交石峰村两委(赖晓斌 摄影)



5、永安小陶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公园主题墙(管其乾  摄影)




6、邹韬奋故里福建永安下渡村村部门前有关介绍邹韬奋的宣传栏(管梓任 摄影)



      【按:福建永安是一座浓缩了全国民族抗战文化历史的文化名城。据央视《永远的长征·坚忍不拔》、中共党史出版社《图说长征(丛书)序曲卷》等权威资料介绍(搜索节目或书籍标题可见):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九军团在永安小陶镇石峰村及洪砂一线集结,举起北上抗日的大旗,并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三个宣言书,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正式开始,从此拉开了长征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生于永安下渡村的永安人邹韬奋,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1月,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国人民,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邹韬奋出狱后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1943年因患耳癌秘密返沪就医。1944年7月24日不幸逝世于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终年48岁。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正式党员,1944年11月1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邹韬奋同志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从福州内迁至福建中部山城永安,作为战时省会长达七年半(1938年5月—1945年10月)之久。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爱国进步人士、热血青年和一些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云集永安,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文化大军。他们以笔墨作刀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舆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使得永安成为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由原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共37万字,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1200册,多数已赠送与林老师有联系的各界人士,受林洪通老师的委托,现将其中的书稿及相关书评逐一在网上发布,以供各方人士了解永安抗战文化。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411页至422页《抗战时期,永安部分作品简介》,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搜索“林洪通编著”或本网页中的相关标题或关键字句,可找到本网页。搜索本文标题,在其他网站,多数有照片。受托网上发布者管其乾欢迎各界人士到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永安市吉山村等地参观国家级永安抗战遗址群。】



1、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管其乾  摄影)


《现代文艺》部分作品内容简介

林洪通  肖传坤


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411页至422页《抗战时期,永安现代文艺部分作品简介》

《现代文艺》是抗战时期中共东南局文委邵荃麟委派王西彦到永安开辟的抗战文化阵地。它在著名进步作家黎烈文的支持和帮助下,成为当时永安“改进出版社”六大期刊中抗日救亡色彩最浓、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刊物。它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上抒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里介绍的,仅是阅读了《现代文艺》刊物中各类体裁作品,共138万余字后的内容简介。以加深读者对抗战时期永安的《现代文艺》这个刊物主体内容的了解。

小说

《英雄》  作者:邵荃麟(一卷一期)

小说描写老实巴交的穷苦农民王大有糊里糊涂被抓去当兵,受伤后被锯掉一只臂膀,回乡后,他向老爹出示了挂在左襟上的一块银质荣誉章,认为这是为老爹换来的“一点功名”。在乡间,他虽然受到轻蔑和误解,但同时也受到虚伪的推崇和尊敬(虽然,这些推崇和尊敬并不是出于真心)。区长甚至赞许他是“本区的唯一勇士”和镇上的“民众的模范”。可是,因为受不了周围一些人的冷言冷语,又因为失了一只臂膀子,不会劳动,王大有生活陷入困境。他被迫无奈,终于到了一处后方医院,提出重返前线的要求。在“欢送受伤英雄重上前线”的大会上,院长又一次称他是“英雄”。暴露了被誉为“英雄”的人物是多么可悲与可怜。(约15000字)

《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  作者:王西彦(一卷一期)

作品描写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李其成,在地主家里当长工,地主不但占有了他的妻子,还勾结联保主任,把他送到前线去当了一名担架兵;又因为他过分负责,在一次抢救伤兵时负了重伤,最后死在担架上。

作品同情象李其成一类农民的不幸遭遇,控诉了在专制制度下人吃人的黑暗社会。(约10000字)

《吉甫公》  作者:邵荃麟(一卷三期)

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一是乡间标本式的土财主周吉甫,二是他的兄弟,败家子兼冒险家周廷甫。本份的周吉甫逐渐走向没落,而刁钻的周廷甫大发国难财,越来越兴旺。作者从芸芸众生中选取这么两个人物来对比描写,以衬托社会的现实,引人深思,促人猛省。(约7500字)

《号兵冯玉珂》  作者:魏伯(一卷六期)

16岁的冯玉珂当了号兵之后,时时想念在战乱中离散的父亲、妹妹。他的母亲被敌人杀害了。其实,他的父亲也被敌人杀害了。他的妹妹在前来侮辱她的敌人面前作了英勇的反抗,杀死了几个敌人之后也被敌人杀害了。冯玉珂则在一次战斗中爬上城墙,吹起军号,引来了大批敌人,手榴弹便在敌群中开了花……

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在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灾难,也在作英勇的抵抗,控诉了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约16000字)

《眷恋土地的人》  作者:王西彦(二卷一期)

小说描写的重点是庄稼汉杨老二对土地的眷恋。前线的炮声愈来愈贴近,撤退下来的伤兵愈来愈多,摆渡的任务也愈来愈重,向“官长”请了一回示又毫无结果,回不了家,却又打不退鬼子,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命运的骗局里打滚,后来随队伍退却,借机在黑夜里悄悄地离开了向后方溃退的队伍。他的目的还是想回村子,回到自己女人和孩子身边去。谁知命运给他安排了一个始料所不及的“结局”——依靠随身带着的一支步枪,他在一处山峡间和敌人追击部队突然遭遇,竟以寡敌众地拖延了敌人的行动,使被围的中国部队有了个通过敌人阵地回身堵击的机会;而他自己也双手紧抱着那支已经打完子弹的枪支,依然保持着伏击的姿势,长眠在峡间。(王西彦《山丛里的篝火》,《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约19500字)。作品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抗战路线的正确性与必要性,鞭挞了国民党当局片面抗战路线的错误与危害。

《外套》    作者:艾芜(二卷一期)

小说描写了一家父与女的冲突。父亲是一位专门替洋行卖东西的、精通英语的商人;女儿是一位进步的中学生,热心于抗日救亡工作。父亲要把家从桂林迁到上海“孤岛”去,女儿不同意。因此,当人们欣赏着父亲给她买回来的新大衣时,她却说:“我才不喜欢这件鬼皮哩!”作品鞭挞了“看客”之类麻木不仁的民众。(约7500字)

《军渡》  作者:黑丁(二卷二期)

小说所描写的是一出人间惨剧。主人公水溜子的爷爷、父亲、母亲都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但水溜子并没有被这一惨剧所吓倒,而是顽强地成长了起来。一次,趁日本鬼子过渡时,他拿起枪打死了那些杀害他亲人的野兽,自己潜入水底逃走了。(约10000字)

《爱与仇》  作者:布德(二卷二期)

作品描写留学日本的李光曾,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做妻子,回国后在东北某地当教员。日本占领东北后,因不满于日本人的统治,不满于妻子的骄横,终于成为一个“满洲的囚徒”。作品从反面告诉人们:作为一个亡国奴是多么可悲啊!(约7500字)

《变》  作者:蹇先艾(二卷四期)

贵州省某县的罗家寨是个偏僻的小村庄。村民王母头守寡二十年,把两个儿子养大。因为抗战,因为抽丁,给王母头的家带来一场风波。最后,她终于志愿把大儿子小顺哥送去当兵,并引以为荣。反映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的深入人心。(约9000字)

《葬礼》  作者:碧野(二卷五期)

小说所描写的是一个女八路军战士于陵。她女扮男装,当了八路军某旅长的勤务兵。她在几次的战斗中历尽艰险。最后,为了保护旅长而英勇牺牲。

这是一个富有浪漫意味的非凡的英勇故事。(约8000字)

《柳河上》  作者:青苗(二卷六期)

小说描写日本鬼子把柳庄人民逼上了绝路,柳庄人民被迫拿起武器反抗。说明了侵略压迫别人,一定会遭到反抗。(约12000字)

《蠢货》  作者:司马文森(三卷二期)

小说的主角王大嫂是一个力大无比而又命运坎坷的青年女子。在一次日本鬼子的骚扰中,她与丈夫王大哥被冲散了,流落到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炊事班里当一名伙夫兵。她力大、勤劳,博得了弟兄们的好感。她时常怀念王大哥,当她打听到王大哥参加了游击队后,便开小差去找他。她几经波折,终于来到了丈夫所在的游击队,丈夫却英勇地牺牲了。王大嫂最后又来到她原先所在的炊事班,弟兄们又惊又喜,但王大嫂却说:“我想有一支枪”。作品控诉了侵略者滔天罪行和被侵略者的深重灾难。反映了在神圣的抗战中,处于最下层的劳动者也一步一步地觉醒了。(约15000字)

《春天的故事》  作者:碧野(三卷三期)

小说写的是兄妹四人从海外归来参加抗战的遭遇。作者详尽地描述这一悲惨的故事,正是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控诉。(约9000字)

《借兵》  作者:渚江(四卷二期)

作品写的是小公务员宓本立为了几十斤“家庭米”而弄巧成拙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一般公务人员生活的艰难。(约9000字)

《十一圩港》  作者:平凡(四卷二期)

写的是抗日阵亡战士叶泉与阿新的故事。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新四军的两名平凡但却有着不平凡经历的战士。(约6000字)

《叮叮当当男士》  作者:骆赦(四卷四期)

小说写的是一个青年的沉沦,最后成了汉奸的故事。(约9000字)

《复仇》  作者:菱舟(四卷四期)

抗战期间,福建沿海的沦陷,那里的渔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小说写的是一群饱受苦难的渔民奋起反抗的故事。他们袭击敌人的汽船,把船底凿穿,让鬼子葬身鱼腹……(约6000字)

《仁慈的心》  作者:叶德浴(四卷五期)

作品描写失陷后的福州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小女孩依玉的父母最近都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依玉的舅舅原想将她卖到长乐去当童养媳,可是地主太太却以仁慈之心收留了依玉做第二个佣人,然而依玉受尽非人的虐待,创伤累累。作品点明:“一个还不懂世事的孩子就遭受这人间最大的悲哀,就是一个心志坚定的成年人,也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啊!”(约12000字)

《新生》  作者:姚隼(四卷六期)

年轻的胡斌当上了少校医务主任后,曾决心将医务室来个整顿,但敌不住周围恶势力的包围,被管理员老何及投机商老金拖下水,一步步走向深渊。后来,在血的教训面前,他终于醒悟了,向团部自首……(约15000字)

《秦淑的悲哀》  作者:蒂克(五卷一期)

小说描写一个女大学生秦淑为了搭乘便车,被司机骗到旅馆强行奸污的悲剧,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约20000字)

《别人的故事》  作者:靳以(六卷一期)

这是一个发生在大动荡年月的平静的故事。黄金发、李依妹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然而,他们共同把妻子卖了,这是善良,还是愚昧?只有读者自己去体会了。(约7000字)

《奴化教育下》  作者:刘黑枷(六卷一期)

这是一个教育、争取下一代的故事。霍权德是一个小学生。他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杀死了。可是在奴化教育下,他却带着敌人去抓游击队员。最后,参加游击队的舅舅却把他带上了游击队的根据地老爷岭。霍权德无知地说:“人家老师说那里是杀人放火的土匪窠呢!”说明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对我国东北少年的严重毒害。(约1000字)

《难女》  作者:钟美(六卷一期)

小说写的是青年女子阿琼当了难民后的不幸遭遇。她被拐卖后又逃了出来,但谋生无门,最后被迫卖身。小说既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控诉,也是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揭露。(约13500字)

诗歌

《鞍鞯店》  作者:艾青(一卷三期)

鞍鞯店所出售的是鞭子、缰绳、马鞍……然而,这一切又做得那么美丽。读了之后,读者所认识的大约不只是鞍鞯店吧?(约占1000字篇幅)

《悦来场》  作者:邹荻帆(二卷一期)

诗中所描写的这个阴湿寒冷,老鼠繁衍,米珠薪桂,山民愁苦的悦来场,就是当时中国的一幅缩影。(约占1000字篇幅)

《石滚河》  作者:臧克家(二卷二期)

诗描写的是一个贫穷、荒凉的山寨所发生的变化:昔日野兽出没,强盗四起;如今是“绿林的好汉加入了游击的行列”,成了一片抗日的根据地。这是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个胜利。(约占1500字篇幅)

《骑马的人》  作者:姚奔(二卷三期)

诗人用他所描绘的形象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决不会在侵略者的面前屈服,他们为了国家,可以抛弃自己的一切。(约占3000字篇幅)

《猎人》  作者:郭风(二卷三期)

写的是猎人,却又象战士。为了保卫“平和的生活”,猎人和战士其实是统一的呵。(约占1000字篇幅)

《草原交响乐》  作者:邹荻帆(二卷四期)

诗中所描写的人物是:抗日救亡宣传队的队员、农民、船夫、战斗者。他们团结一致,艰苦抗战,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开花的日子来了,结果的日子也该不远了。”(约占12000字篇幅)

《不见阳光的小草》  作者:音鹃(二卷四期)

这首诗很形象地写出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那被饥饿和疾病折磨而死的小姑娘,在当时何止万千。(约占500字篇幅)

《收割与播种》  作者:柳倩(二卷五期)

一场战斗刚刚结束,农民便下地耕种。他们这种爱土爱乡的精神不正是爱国的表现吗?(约占1500字篇幅)

《我们的班长》  作者:高岗(三卷四期)

作者用白描的写法,写出了“我们的班长”可爱的形象。(约占500字篇幅)

《遥寄》  作者:稚人(三卷六期)

这首诗是对远方亲人的怀念,也是对在浴血奋战中的战士的祝福与讴歌。(约占1000字篇幅)

《院落》  作者:曾卓(四卷四期)

这首诗从一个侧面描写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形。那里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每个人都在辛勤地工作着,对明天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约占3000字篇幅)

《高原之歌》  作者:李雷(四卷五期)

呵,高原——你是革命的圣地。

这里,是一切伟大的英雄事业

和诗篇的起源,

这里是一切

走向新世界的人们的

出发驿站。

这首高亢、嘹亮的《高原之歌》来自延安。我们今天读起来倍感亲切。(约占4500字篇幅)

《写在圣诞节前夕》  作者:邹荻帆(四卷五期)

诗人在诅咒黑暗,追求光明。他的歌声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约占3000字篇幅)

《迎着这一天》  作者:冀汸(四卷六期)

作者以饱满的激情、高亢的歌声,在最艰苦的年月预言着胜利的到来。(约占3000字篇幅)

《盐海上》  作者:厂民(四卷六期)

这是一首战斗的、劳动的颂歌。是打破敌人封锁、开展生产自救的一个方面的反映。(约占3000字篇幅)

《船夫与船》  作者:彭燕郊(五卷一期)

一个船夫,在一个大雪天,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把一队下乡掠夺的日本兵翻入江水之中,而自己却安然脱险了。(约占3000字篇幅)

《工作》  作者:缘原(六卷一期)

这是一首劳动、抗战的颂歌。(约占1500字篇幅)

散文、杂感

《车站》  作者:夏琪(一卷二期)

这篇散文通过家乡车站屡遭轰炸,屡次修复的事,歌颂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约3000字)

《轰炸中及其他》  作者:巴金(二卷二期)

    作者描写了他在敌机轰炸中的两个生活片断。文笔如同行云流水,对破坏人们和平安宁生活的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了无比的仇恨。(约3000字)

《散离》  作者:蹇先艾(二卷三期)

这篇散文,可以当作一幅抗战离乱图来读,真切而又感人。(约2000字)

《重庆的作家》(通讯)  作者:庄艟(二卷六期)

从这篇通讯中,我们可以看到1940年重庆文坛的一些情况,且对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也有所反映,可将它作为一篇历史资料来读。(约3000字)

《爷爷和茶叶》  作者:李岳南(三卷一期)

这是一篇情真意切的怀念亲人、思念故乡的作品,反映了沦陷区人民痛苦和悲惨的命运。(约2500字)

《夜酒楼》  作者:姚隼(三卷二期)

文章所描写的,是社会上各种人物在酒楼上的不同反应和表现。

如果谁不了解抗战时的社会情况,请读一读这《夜酒楼》是有益的。因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物,都以他们的言行在酒楼上亮相了。(约7000字)

《故园草》  作者:邹绿芷(三卷三期)

这是作者对沦陷了十年的故土(东北)的怀念,情真意切,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约3000字)

《山野间》  作者:萝白(三卷四期)

晚唐诗人杜苟鹤曾经写过这样两句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谣”。(《山中寡妇》)看来,在日本占领区的深山中,百姓的处境比诗人所写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约4500字)

《窗》  作者:靳以(四卷五期)

作者透过窗口看到了黑暗,也看到了光明。然而,这光明必将撒给大地,预示抗战虽然艰苦,但胜利必将到来。(约3000字)

《灯下》  作者:也耶(四卷五期)

全国人民都在进行艰苦的抗战,而有些人却在后方纵情享受,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那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实。(约3000字)

《犁及其他》  作者:郭风(四卷六期)

这是一组对劳动、对土地的赞歌。(约1500字)

《雨》  作者:雨田(五卷一期)

作者所描绘的,是烽火中一幅幅人们受苦受难的画图。(约5000字)

《关于形式主义者》  作者:杨洪(一卷二期)

本文是针对“写与抗战无关”者而发的。这种人追求形式,反对文章应有革命的内容。在抗战前这种人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日本人到来之后,有不少人便附逆了。形式主义者们的本质昭然若揭。(约1000字)

《抗战浴室的顾客》  作者:俞易(一卷三期)

这是一篇写得巧妙而又尖刻的文章。在那些不抗战或假抗战的人面前,它是一面照妖镜。(约1000字)

“不是驴子” 》  作者:细言(二卷一期)

作者用他那支泼辣的笔,写出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对汉奸走狗,对一切黑暗势力的抗争:“我们不是驴子呀,我们永远不做驴子呀,我们要叫喊呀。”(约1000字)

《文与行》  作者:俞易(二卷一期)

文章通过事例,说明了“文与行的不可分”。(约1000字)

《哭泣》  作者:细言(二卷二期)

作者从古今中外举出例子,侃侃而谈。谈的是“哭泣”,论的却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对民族、对国家的热爱。”(约1000字)

《新的主题和新的题材》  作者:细言(二卷三期)

“发掘那更广更大的主题和新的题材,所依赖的却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经历——也即是说作家的所见所想的深度。”——作者这一议论是正确的,深刻的,至今还有其现实意义。(约1000字)

《批评者与被批评者》  作者:戴肃(二卷四期)

文章论述批评与反批评的重要和它们所应取的态度——“必要保有一种求进步的热情”。(约1000字)

《描写农民》  作者:莫荣(二卷五期)

题目是“描写农民”,所讨论的实际上是深入生活的问题。因为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写出真正的农民形象来。(约1000字)

《艺术形象的锻炼》  作者:白蕖(二卷六期)

作者认为:“对社会现实的观察愈深沉,则主题的积极性也愈增强,艺术形象的手段也愈高。”因此,远离了生活的人写不出好作品;参加了实际工作而没有深刻地观察当时的现实,也写不出好作品。(约1000字)

《两种微笑》  作者:南荒(二卷六期)

文章谈的是文学,实际上谈的也是当时的社会。在当时,“健康的微笑”与“含泪的微笑”——光明与黑暗同时存在,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读之,令人深思。(约1000字)

《再真实些》  作者:唐弢(三卷二期)

作者认为,现实主义手法“不但要传达客观的现象,而且必须触及透过这客观现实的内涵的真实。”(约1000字)

《鉴赏种种》  作者:蓼莪(三卷四期)

作者写这篇杂感的目的,是因为“有人在那里对某种是文人却又是民族罪人的人作赞美”和“有人在那里对某种作品作凌迟及曲解。”笔锋所向,正是对准着那些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汉奸们,旗帜是鲜明的。(约1000字)

《李陵与周作人》  作者:相棱(三卷五期)

这篇杂感写于1941年8月,作者认为,周作人已沦为汉奸,他比汉朝时因战败而投降匈奴的李陵都不如。对周作人的言行作了分析和揭露。(约1000字)

论文

《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  作者:石滨(一卷二期)

作者认为“将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割离为二元论的看法,是不了解艺术伤口底生产过程的。”(约4500字)

《文艺与政论》  作者:维山(一卷三期)

作者认为“文艺和政论的结合……正是文艺和生活的密切的关系所极自然地要达到的结合”。因此,对每一个作家“既要求有卓拔的艺术”,也“要求有卓拔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质地”。(约4000字)

《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  作者:张天翼(二卷一、二期)

作者认为文艺作品要写得真实、深刻、生动,要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文中所提出的若干似乎平凡但实在是极精到的意见,对我们今天仍有参考价值。(约2400字)

《最近文学创作的一般倾向》  作者:欧阳凡海(一卷六期)

这篇文章可以作为1940年小说创作(仅限于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不包括单行本)的回顾和总结。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现代文艺》在全国文艺杂志中所占的份量是不轻的。(约9000字)

1987年8月初稿

2012年8月修订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411页至422页《抗战时期,永安现代文艺部分作品简介》

4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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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通谈《我为什么要出<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这本书?》

林洪通谈《我为什么要出这本书?》



  1、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管其乾  摄影)
  【按:截止今天,本自媒体号陆续发布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书稿,将要全部告罄,本次将要发布的是该书的《后记》,将由林洪通先生亲自解答“我为什么要出《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这本书?”。《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书稿目录共有28篇,加上序言和附录、后记,累计有37篇,由于受委托发布者管其乾的技术水平所限,目前还无法制作连贯性、连载式的链接,这样对于读者来说,查找和阅读都很不方便,因此建议,先在搜索引擎搜索永安抗战文化史话目录,然后复制该目录中的标题到搜索引擎,这样,就可以找到已经发布的书稿文章;另外,《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书稿文章在每次发布时,都以“林洪通编著”开头,因此,也可以在搜索引擎搜索“林洪通编著”,找到相关文章;此外,还可以搜索“永安抗战文化史话”,找到相关的书稿。另外,还可尝试搜索“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连载”,找到盖楼式的林洪通家乡网站《永安论坛》上的盖楼式网页。相比于作者自己利用知网文章也要收费的境遇,《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作者林洪通和受委托上传者管其乾的唯一希望,就是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看到《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书稿,允许严谨转载利用,但希望保留作者姓名和图片署名。稍后请看林洪通先生自己撰写的后记】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411页至422页《抗战时期,永安现代文艺部分作品简介》

后记

 

我为什么要出《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这本书?因为我在岗从事党史工作凡17年,1999年退休至今仍尽力而为,30年来,我和参加过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老同志有着广泛的联系和接触。他们对我真诚的关心和帮助,鼓励和鞭策,牢牢地把我吸引在这个被边缘化的工作岗位上;他们作为我的良师益友,使我长期受益,终生难忘。我要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深切的怀念。如今,我也退休13年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高时良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今年都101岁了。当我提出请他为集子写序时,高老二话没说,满口答应,陆续看了我寄给他的文稿后,迅速而认真负责地写了序文寄来,因此我首先要感谢高时良教授。

如今,这批上了年纪的人大多已离开了人世,他们青壮年时期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的可贵贡献,已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渐淡去;但只要走进他们中间,就会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对永安、对我本人的深厚感情。

例如,本书所介绍的在广州的李品珍,享年100周岁。他生前就成为我的忘年至交。李品珍女儿李行远(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于2011年7月1日来电话说:“我爸爸已于2011年6月27日上午去世了,去世前不少熟人的名字都忘却了,可对你的名字却还记得。”

李品珍1938年就担任中共湖南宁乡县的地下县委书记,194310月来到永安,不久就成为羊枣的得力助手,在抗战文化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我和李老是1983年开始通信的,2009425日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这年他已98周岁。这封信可能是在病榻上写的,是他审阅我的一篇文稿后的回信。他写这封信时很可能眼力极差了,上下行文字都重叠在一起了,可见写信的艰难。这令我极为感动,我眼眶湿润地读着信。他在信中说:“弟今目不明耳不聪,也只能徒唤奈何天了!”他自称为“弟”,这令我无比惭愧,因我比他小28岁。这不单是谦词,更说明我们间友谊之深厚,更体现李老为人的高尚。我俩虽通信26年,但见面只有两次。一次是1992年,我们邀请他到永安辨认《民主报》社论作者时;另一次是2004年,我到广州办理赴美签证时。此后再也没见过面了。我非常后悔,他在2006年以后一直来信要我到广州他家聚会见面,我没有成行。对于他的逝去,我非常难过。

李老98周岁时,还关心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信息。2009年3月28日给他的亲密战友王一帆、徐昭华夫妇致信时曾说及当年在永安抗战文化中的作品,现在又被人们重视。

本书收入的《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不老人生》一文,对李品珍老人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的事迹有较详细的介绍。

又如,本书所介绍的福建省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省民盟名誉主委章振乾,二十多年来给我以极大的教育和帮助,在我处境最困难时给以鼓励和支持。1999年,我的工作单位由于人事变动,我的工作陷于被动,几乎无法开展。在我心灰意冷之际,章老以现身说法的姿态于3月30日来信鼓励我,说:“我已超过耄耋之年(93岁),去年九月承准离休,总想利用余暇干些对国对党有益之事……我觉得当今尚有不少真正革命的人,这是国家民族的有希望和会发达的象征……对于埋头苦干,不求闻达,应该有很高的评价。这对于你是一种精神上的丰厚酬劳,你应该承认这一点。你现在处境有些不大顺当,但不要紧,凭爱国爱党之心办事,不管人家怎么样……不必与人争一日之短长。”他殷切地说:“永安抗日时期进步文化活动资料得来不易,无论如何都要好好保存,不得散失,更要防止被破坏,希望你千方百计把这责任承担起来!”

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是一位93岁的老前辈,我省知名人士的肺腑之言,对我这样一个县基层单位的办事人员来说,真是感动万分!

再如,本书所介绍的抗战时期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谌震,今年已96岁,只可惜他患的肺气肿病太严重了,只能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一动身,一说话,就喘不过气来,书报也极少看了。三年前,20094月27日我到长沙拜访他时,他还能坐轮椅由儿子推到大门口来迎接我。更令我感动的是,坐轮椅的他,还领我到离家5里外的长沙市中心的特色风味饭店请我共进午餐。足见他待我的真诚。自从1985年永安召开抗战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时我见过他一面以后,二十四、五年没有见面,他完全变了样,判若两人,耳朵几乎全聋了。即使如此,他还让孙子买来一套《胡适文集》共四十来册,继续研究胡适。他所写的《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电子版和《民国春秋》的电子版,我特地复制携带回来。他说有些译评较好的篇章可以由我拿去上网。这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特托朋友在“永安之窗”网站上发表。本书介绍的拜访抗战时期福建省主席秘书—谌震》和《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晚年笔耕》两文正是表达我对他的感激怀念之情。

还有,本书介绍的1938年就代表我省唯一一位参加首届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首届中国作家协会的老作家赵家欣。他是福建省唯一获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给的“老新闻工作者荣誉证书”、纪念章和中国作家协会颁给的“以笔代枪,投身抗战”铜匾殊荣的老作家,今年98岁了,前不久(即2012年8月3日)还给我一封充满深情厚谊的信,嘱我将“纪念黎烈文逝世40周年”的文章写好后可寄《炎黄纵横》刊登。至今,30年来,赵老给我来信就达120多封,全是对我工作的指导和帮助。他多次指出,对历史人物评价要慎之又慎,一定要实事求是。本书还介绍了他的患难之交的夫人谢怀丹。她1930年就入党了,两次坐敌牢,两次丧爱子。她为人刚正不阿,当赵家欣被打成右派后,有人劝她离婚,她坚决不干,不愧是坚贞的女共产党员。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我从心底里敬佩这些老前辈、感谢这些老前辈!

我作为最早进入永安党史办工作、任职时间最长的负责人,在这里,还要感谢一批早期被抽调到党史办协助征集永安抗战文化史资料的同志们。他们中有邓家焕(已故)、陈学其(已故)、赖承俊、魏植余、李贵荣、林春田、吴炎谦、赖中秋、谢治添、杜元会等。正是他们冒严寒、顶烈日,四处奔波征集史料,才有这批史料文章的形成。尤其是邓家焕,被党史办借用了五六年,不顾年迈,竭尽全力,认真负责,广泛收集史料。那张抗战时期的永安城全景照片就是他到福州仓山一位老同志毛伯仁家中征集的。现在本书就采用了这张照片。

我还要感谢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邱文生处长和连江县委办公室原主任张平官同志。是邱处长把张平官同志借调来协助编辑《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党史丛书,协助工作了三年。平官同志工作极端负责任,吃苦耐劳,实干苦干,协助补充收集了大量资料和整理了抗战文化史料档案,成为《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一书的编辑骨干。

我还要感谢福建省图书馆领导,特别是特藏部主任刘大治,是他把当年永安出版的图书全找出来,有的是孤本,供我们翻阅和拍照。同时也要感谢福建画报社记者吴宝光,他用其独特的摄影技术为我们拍下了永安《民主报》300多篇社论和部分书籍封面。

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我由衷地感谢他们对永安人民的深情厚谊,这也就是我要出这本书的目的之一。

1985年在“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上,众多当事老同志共同研讨、一致公认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的黎烈文、董秋芳、卢茅居、邵荃麟、王亚南、羊枣(杨潮)六位是领军人物,他们的可贵事迹和十多位骨干人物的活动事迹,本书力求作出力所能及的介绍,试图从人物活动入手来描绘永安抗战文化的真实面貌。但是本书所捜集的材料尽量要求完整详尽,其有欠详之处,仍在继续多方发掘,于有日再版时补入。

本书所介绍的60多位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和30多位爱国民主人士生平,前者主要以组织关系为主,少讲功绩(因人数过多,无法一一作较细介绍)。后者,即《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一文,写于1993年,当时在征求意见中,曾收到不少老同志来信提出修改,后由张和陆作了部分修改。但直至我退休前并没有再次修订打印提供应用。我退休后特别是近年来,觉得这件事应善始善终,以便留下一份较为完整可信的史料。所以再次对原稿进行修改和补充,并在去年补写或请人补写了郑贞文、李由农、林浩藩、蔡力行、蔡振扬、蔡继琨、刘独峰简介。对这34位当时的非党人士的生平简介,解放前后都讲,突出在永安的事迹。至于人物生平资料来源,早在1984年我们就发了“调查表”,让当事人自己填写;有的当事人去世了,就由所在单位同事或亲友填写。我们就从“调查表”中整理并在此后不断补充完善。这两篇简介,权作已出版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一书中53位人物简介的补充。

看来,人物简介资料很有公开发表的必要。许多读者、学者、研究者并不太清楚这些人物的确切身份。至今,仍有研究永安抗战文化的学者把不曾加入中共的人士当作共产党员。

多年来,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把退休后发表的或未发表的文章汇集出书,留作资料和纪念。这些朋友有老前辈赵家欣、王一帆、李品珍、张永平、周挺南、陈天绶、虞韶年、耑青、张革、陆超虎、伍顺发、陈纬地等,还有同乡、同事、同学、同行张一仪、赖林嵩、赖茂功、李廉德、马瑞淮、卢汝镇、肖传坤、赖承光、朱昌极、张克涌、张如腾等。正因为有这么多老前辈、老朋友的鼓舞和期盼,在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顺利地出版本书。

这本书的篇章大部分是我退休以后写的,或者是在职时写的初稿,退休以后修改的。这批书稿的史实经过众多当事老同志亲自审阅订正,或是经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的审阅、修改。尤其是我中学时期的耑青、虞韶年两位语文老师和永安一中特级教师张一仪老师,他们对我的许多文稿都进行认真的审阅和修改。更巧的是,2012年春节我在福州探亲,巧遇我爱人的初中同学林万恕。他60年代毕业于师范院校中文系,为中学高级语文教师,现已退休。他为我的全部书稿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逻辑考辨和文字把关,直至最后定稿。因而,应当说,这本书并不是我个人的作品,而是众人共同努力整理的成果。

以上是我要出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

我出这本书,还因为要负起党史工作者的责任,坚守党史工作者的品格和良知。

我以前在征集史料过程中,发现有些虽说是第一手资料,但毛病很多,说法各异。尤其是一些回忆录和访问记,对同一事件的一些细节各人说法并不一致,有的甚至相互矛盾。这就必须对史料进行考证核实,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资料才能正式公开和提供使用。对于采访来的访问记尤其应该如此,它还要经历多次访问或返回资料进行再回忆,才能比较全面反映史实。对这方面工作我曾花去了不少时间。遵照上级党史专家关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教导,我们只能无休止地接受锻炼与考验。

回顾在党史工作岗位磨练17年的酸甜苦辣,我别有一番情趣,也倍感珍贵。现在想来,最能让我引为自豪的,还是这17年,我的工作起初并不被人们理解,连家里人、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同事都劝我离开党史办,有的甚至觉得我脑子“有毛病”,觉得很可笑和不可思议。因为县级党史部门是被边缘化、被认为是最没有“派头”的单位。但我没有离开。当时,我想自己文化不高,更不适合做轰轰烈烈的工作,只能在这儿待着。然而,我也曾经灰心过,动摇过,后来看了老同志给我们的来信是那么迫切地希望弄清历史真相,那么殷切地恳求我们弄清历史冤屈,这就更坚定了我待在这儿的信心和勇气。这样,在老同志的鼓舞帮助下,与同行一起,四处奔波,征集党史资料,外调时住最便宜的旅社,例如到福州出差,就住省教委招待所,每天只花7元钱住宿费,出行乘最廉价的交通工具。17年来整个单位最终征集到1000多万字的党史资料,编印了一批史料书籍,基本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永安党史资料征集任务。

还有,我到党史办当主任说起来也很好笑。1981年上级对县级设立党史机构催得很紧,可是永安这么大的县,人才济济,据说找了一年多了,竟然找不到一个人来当主任。这也难怪,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经济开始活跃,谁有心思研究党史?我原在宁化县委办公室做机要秘书,后到县政府办当副主任一年多。恰在这时,我想从宁化调回老家永安,这可乐了永安县组织人事部门。他们即把我塞进党史办。当时三明市委党史办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赵世华即赶到宁化找我谈话,要我快快到永安党史办上班。我说我不会写文章。赵说不要写文章,只征集资料即可。我信以为真,答应了。于是,1982年9月我调回永安后即着手建立了党史办,编制2人。后来才知道,这单位果真要写文章,我后悔了,但为时已晚。这样我才硬着头皮写起党史文章来。我之所以会安下心来做党史工作,如前所述,得到众多老同志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之外,应是党性、事业心和责任感的驱使,还有历届市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上级业务部门的热情指导和帮助,从而意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我退休以后一度下决心再也不写党史了。然而2003年我去看望一位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的永安县委书记边圻,接着看望98岁的章振乾教授,他们的可贵品格感动了我,不由自主地写出了访问记。谁知这一写却有二三十篇(包括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些文章大多在党史刊物上发表。我深感“永安抗战文化史”很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这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责任。作为党史工作者,决不能失掉职业道德和对历史负责的良知。也绝不应推给后人去承担,这是当代党史工作者和亲历者负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烟云已经快要被人们遗忘了。季羡林说:“如果我们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随之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再想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当然,我们写的史料必须真实,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杜润生也说:“敢于求真务实是一种高尚史德。”这些是多么发人深省的话语啊!这就是每一位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崇高使命!

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决定要出这本书。本书内容有错误和疏漏之处,请读者鉴谅和指正。

                                          林洪通

                                        2013年8月于上海





1、林洪通谈《我为什么要出“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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