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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毛泽东不是中共“一大”代表”吗?

楼主:lja  发起:2012/6/29 23:26:00  更新:2019/11/10 20:55:00  人气:8949  帖数:7
主楼

l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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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毛泽东不是中共“一大”代表”吗?

近日在凤凰博客看到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2010年2月17日在其博客发表的博文《毛泽东不是中共“一大”代表,党史文件迟早公开》,博文称:“历史的真相是老毛连中共成立的‘一大’代表都不是。”“一九六五年中共中央委员的履历档案重新登记,他(指董必武)为毛泽东参加‘一大’作证时指出:毛泽东只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列席会议,会议曾有记录。老毛看了董老的证词无法反驳,只能悻悻地说:‘工作人员也是成员,还要分等级代表?’无独有偶,同样是中共一大代表的李达当年资历也远胜毛泽东。李达留学日本归国后与陈独秀筹建中共,主编《共产党》月刊,出席‘一大’被选进三人的中央局,陈独秀是总书记,张国焘管军事,李达负责宣传。当毛泽东到上海报到参加‘一大’时,李达问他:你是CP(中共)还是CY(青年团)?毛泽东答是CY,其实没有资格作为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不过中共全国才有五十七名党员,又处于非法身份,好不容易才凑够十几人开会,李达就叫毛以工作人员身份列席会议凑个数吧。”

马鼎盛还亏他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他的博文说一大中央局张国焘管军事就大错特错,张国焘是组织主任,这个组织主任不是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长,是负责工会组织,即做工运工作。这个错误估且不论。博文中“工作人员身份”的说法真是莫名其妙,一大“工作人员”承担什么工作?安排桌椅?端茶送水?李达特意写信把毛泽东从长沙约到上海去担当一大会议的工作人员,不觉得可笑吗?如果这个“工作人员”的工作是负责处理大会事务,如一大会址的选定和转移以及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作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对上海环境肯定不熟悉,肯定做不好的。事实上是李达负责处理大会事务的,住宿问题是李达委托他的夫人王会悟解决的;一大会址也是王会悟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夫妇在外地避暑,李公馆的房子空着,她去找李汉俊商量,李汉俊当即满口答应;因为会议引起上海法租界巡捕的注意,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也是王会悟建议的。(宋镜明著《李达》,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P62、63、65)

马鼎盛博文所谓董必武称毛泽东只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列席会议,不见于任何史料,不知马鼎盛能指出消息来源吗?

我所见到的史料是董必武早在1929年12月31日给何叔衡的信中就指出毛泽东是一大代表:“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刘现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东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1927脱党])、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听说也是反对派一分子),另一个人的姓名忘记了。”(《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P359)1937年在与当时的斯诺夫人、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谈话中再次明确谈到:参加一大“湖南派何叔衡和毛泽东”。 (《共产主义小组》[上], P359)

至于李达称毛泽东是以青年团员的身份参加中共一大,见于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一书中。书中披露:1966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某教员揭发李达在1962年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说过:毛泽东、何叔衡到上海找到他后,他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说:“我们是S.Y.。”他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书中注释:李达早在1957年7月1日同哲学系青年教师座谈时就是这样讲的,但“文革”中,哲学系并没有人揭发。(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P465)也就是李达在1957年、1962年两次讲过此事。

书中也同时叙述李达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他们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其中给长沙共产主义组织的信是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按:应为文化书社)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便邀何叔衡一起如期来到上海。(王炯华著《李达评传》,P79)李达本人在1959年3月17日说过“主席来开‘一大’,是我写信叫他来的。”(《“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P54)

李达在1955年8月2日接受党史工作者的访谈《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黄明德记录,何进、丁始玉整理,经李达本人审阅、修改)中明确指出:上海共产党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当时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的有:……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一九二一年)六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长沙——毛泽东、何叔衡”(《“一大”前后》(二),P8、P10)

一大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毛泽东不具备代表资格,李达为什么会写信通知毛泽东来上海参加一大会议。《李达评传》中说毛泽东参加一大时还不是C.P.而是S.Y.资料来源可靠吗。《李达评传》第十四章《“文革”被迫害致死》引用了许多批判李达的文章资料,所列李达的所谓“罪状”并不包括这条内容。

退一步说,即使李达确实说过毛泽东参加一大时还不是C.P.而是S.Y.,也不能动摇毛泽东是一大代表的史实。

首先,李达的说法是个孤证,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除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四人过早去逝外,其余九人中周佛海、陈公博、张国焘、包惠僧四人写有回忆录,述及一大时都明确肯定毛泽东的一大代表身份(周佛海《往矣集》1943年上海出版,陈公博《寒风集》1945年上海出版,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香港出版,《包惠僧回忆录》1983年北京出版);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早在1930年代或对外国记者谈话或发表文章于《共产国际》刊物上回忆一大情况,李达在1950年代,刘仁静在1979年回忆一大情况,这些回忆都明确肯定毛泽东的一大代表身份(包括李达的回忆)。无人提及毛泽东参加一大时还不是C.P.而是S.Y.,是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尤其是张国焘,他既是毛泽东的政敌,又身在境外,且建党初期和李达在上海一起工作近半年(李达回忆:一大后成立中央工作部,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三人时常开会讨论工作,1922年1月张国焘离开上海)如有其事,张国焘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攻击机会。

另外从党史资料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相类似。

在济南是一些进步青年组成“励新学会”,不久,“励新学会”开始分化,其中一部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组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馥塘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主要是思想工作,会内组织读书、开报告会,曾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工钱劳动和价值》等书。在1921年7月之前,山东没有其它“共产主义小组”。 (《“一大”前后》(二),P400、P401)

在长沙也是先组成“新民学会”,肖子升说“1920年,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 。(《共产主义小组》[下], P575)还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介绍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彭述之等人。与济南不同的是长沙在一大前已成立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易礼容在1979年说“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共产党的核心,这是毛建党的重要力量。但讲事实,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一大”前后》(二),P283)易礼容的说法只能说明(一)一大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名称不叫共产党;(二)易礼容不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彭述之在《被遗忘了的中共建党人物》一文中说:“一九二〇年九月我抵长沙时,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个什么模样呢?我在长沙逗留时间太短促,未能亲自了解它。根据贺民范的叙述,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同上海的大不相同,它当时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形成,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了中国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并且是他们的先驱组织。然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它已拥有五位成员,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相当活跃的教育界人士,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共产主义小组》[下], P599)彭述之指出五位成员是贺民范、李浑、何叔衡、毛泽东、易礼容。大家可能对贺民范感到陌生,刘少奇就是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刘少奇回忆说:“在一九二〇年的冬天,(我)即由湖南一位相信社会主义的老先生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这件事,我由北京回到长沙,又由长沙到上海,进了当时青年团及陈独秀等创办的外国语学校。”(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P24)

那么王尽美、邓恩铭参加一大时,李达怎么未问及王、邓身份。可见李达的说法不可信。李达可能是为了炫耀自己是一大老资格及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密切而信口开河。

其次,一大前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名称不一(从《“一大”前后》(二)一书中看到,即使是同一共产主义小组的各个成员在回忆中也说法不一。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施复亮说就叫“共产党”;陈望道称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也说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半年后逐渐转变共产主义小组性质;沈雁冰说名称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袁振英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小组。),党史界后来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不称C.P.,不代表就不是“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的共产主义小组还不是列宁倡导的具有铁的纪律的、组织严密的共产党,而是比较松散,比较学究气的知识分子小组织,如李汉俊就主张只学习理论,不主张行动,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那时只要赞成共产主义的人就可以加入小组。林伯渠1956年11月回忆:“那时小组情形,只要彼此知道或经朋友介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和搞共产主义的,遇到就约个地方谈谈,没有什么章程。但是个人来往的通信联系也是有的。”(《“一大”前后》(二),P32)沈雁冰1957年4月回忆:“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一大”前后》(二),P46)不能用看待成熟的共产党组织的眼光来看待一大前的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在1921年1月2日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讨论时鲜明提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P141)蔡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从法国写信给毛泽东讨论组织共产党,毛泽东年底收到信后,1921年1月21日回信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P106)从这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态,所以毛泽东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当然的,做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参加一大也是必然的。
1楼

男儿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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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大代表

是一大代表
2楼

公爵-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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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大代表

如题
3楼

天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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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现在一些人就是坏,为了搞臭人可以用上不择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又显得太粗劣了,其逻辑不值一推,充其量也就忽悠人。
4楼

罂粟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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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开罪知识分子的结果啊。其实这些问题弄清楚哪里有什么难的呢?难的是你改变不了他们睁眼说瞎话!!

一、张国焘《我的回忆》、周佛海《往矣集》,非常明确、肯定的在主席在长沙建立了小组。

张国焘是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建党时的联络人,在建党的作用和力量远远超过李达,若李达说的大致(重点是“大致”)差不多,张国焘会放弃这个惊天的攻击机会?

周佛海在建党方面的资历与李达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往矣集》里面很明确的说了,1920年长沙就已经列入发展计划,1921年7月开会的时候,不仅仅长沙这些列入计划的地方已经有了小组,就连济南这些地方也有小组,组织发展之迅速出乎意料。

还有彭述之及其他人的回忆,也很明确、清楚。

二、在上海开会,需要跨省到湖南请回忆记录人吗?

三、马鼎盛之流凭主观想象,陈与毛之间没有交集,其实他们之间是有交集的,在北平和上海,主席与陈独秀、李大钊之间是有交集、交流的,这些都有考证,就不多了。

张国焘、李达均明确的回忆说陈独秀函约主席在长沙建立小组,而且定期寄送了建党资料。也就是说,长沙和上海之间不是没有联系,不是仅有松散的联系,而是有比较紧密的联系,结果开会的时候,还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党员???

5楼

罂粟情人
注  册:20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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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张*国*焘《我的回忆》、周*佛*海《往矣集》就清楚了,里面很明确、很清楚的写着呢。

现在很多就是睁眼说瞎话啊。

6楼

罂粟情人
注  册:20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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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谣几分钟,辟谣磨破嘴。

有时候,也很佩服他们这种坚持不懈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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