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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琐谈   (安安文库将陆续推出和永安抗战有关的报刊文摘)

楼主:安安  发起:2005/7/30 1:35:00  更新:2017/8/15 12:31:00  人气:499390  帖数: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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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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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琐谈   (安安文库将陆续推出和永安抗战有关的报刊文摘)

治史琐谈 傅衣凌 原载《书林》1984年第1期
抗战期间,我于福建永安县黄历乡,无意中,在一间破屋里,捡到数百张明清以迄民国时代各种土地文书及租佃契约等,当时无人注目。我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文章,辑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于1944年出版,对于明清时代福建永安农村的社会构造、阶级斗争,以及一田三主等问题,皆根据契约文书,提出一些过去尚未为人论及的看法,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此书因抗战期间,我于福建永安县黄历乡,无意中,在一间破屋里,捡到数百张明清以迄民国时代各种土地文书及租佃契约等,当时无人注目。我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文章,辑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于1944年出版,对于明清时代福建永安农村的社会构造、阶级斗争,以及一田三主等问题,皆根据契约文书,提出一些过去尚未为人论及的看法,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安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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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论坛闲言:安安先生的《治史琐谈》乍一亮相,让人骤觉眼前一亮,如此精妙的史料和文章岂非智者才能发现和源发笔端。大凡饱学之士,人们总感叹其出口成章,妙笔生花的才子风范,其实,隐匿其后的锻沥和辛劳才是所谓才华的本质。想来,收集和检鉴这些史料该当是怎样一个呕心沥血的过程呵,我们唯有对安安其人表示崇敬的感佩之情并以热烈的敬意期待安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下一个惊喜。(永安论坛/2005.8.1 9:55)

 

1楼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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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赈济》:3104架日机轰炸八闽642次

《福建赈济》:3104架日机轰炸八闽642次 国民政府福建省赈济会秘书室编印的《福建赈济》,该书编著时间为1944年5月。

史料披露:这本《福建赈济》统计的福建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报告表上显示,1937年至1944年3月,福建全省遭日军空袭次数达642次,日军共派出3104架,投弹数达5511枚,其中仅福州一地从1938年2月24日首次遭日机轰炸后,共遭150架敌机、空袭44次、投弹数达420枚。其中仅1939年一年,我省就有包括省立师范学校在内的30多所大中小学校被炸。(安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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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喇嘛教贡嘎活佛

抗战时期,永安曾经一度为福建省会,各路名人、要员云集。据说,西藏喇嘛教贡嘎活佛为助国民党抗日将领说服蒋介石坚定信心,在江西庐山给蒋介石“贯顶”。事毕,活佛曾从庐山经福州来到永安,在北塔附近涉水而过,如履平地。 《飞石试心 》北京市顺义地方税务局 (安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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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福音堂

在神学院里参加退修会后,便蒙主带领前往永安。作为抗战时期的福建省临时省会的永安,不仅汇集了省政府各机关、省内沿海地区迁来的学校,而且还有江浙等省及本省的难民大量涌入,人口剧增。因此,政府在当地修建了不少新房,挖了不少防空洞。由于日机狂轰滥炸,人民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以至人心惶惶,极度需要福音。   我住在淑德小学,学校对面的福音堂就是我的工场;除主日讲道外,还有查经班和青年聚会。学校斜对面就是省政府办公处,省府内防空洞的一头通到福音堂。每逢空袭警报,我就到福音堂向躲空袭的人群传福音、送福音单张。   有一次预备警报时,我把福音单张送给一位妇女,遭到了拒绝。数分钟后紧急警报响了,大家都躲进防空洞。敌机不停地盘旋、扫射、投弹,防空洞震动得很厉害,似乎就要坍塌。那位妇女急忙跑过来,紧紧地抱着我,恳求说:“小姐,赶快祷告你的神,求他保护我们,洞里有好几百人啊!”急难促使她寻找神,而且“寻找就寻见”我带她到主前,主得着了她。   每逢主日敬拜聚会时,有一位林老先生总是来参加。他是当时闽浙监察使署的秘书,太太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老先生不信主,也不反对。一天晚饭后,他太太告诉他说:“今天晚上起,有七天培灵会,是郑惠端小姐讲道。”林老先生说:“讲道的都是男牧师,难道有女的讲道?”林太太说:“还很年轻呢。你不妨跟我去看看。”受好奇心驱使,他来礼拜听道。   第二天晚饭后,老先生对妻子说:“还不快点走!迟了来不及赴会。”林太太乐得带他去听道,一连听了八个晚上。聪明的林太太什么都不问,只为丈夫祷告。一天,林太太进房门,奇怪大白天怎么蚊帐放下了?她便悄悄地拉起蚊帐,看见丈夫恭恭敬敬地跪在床上祷告。老先生看见自己的太太,很不好意思。林太太说:“我早知道你已信了!感谢主,他听了我多年的祷告,拯救了你。”自此以后,林先生每礼拜主动来礼拜。

奇异恩典》节录 著者恩典 (安安文库)


4楼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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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骚 简 谱

  1900年出生
  1月19日出生于福建漳州。名古锡,字维铨,笔名杨骚。
  生父杨长生1861年出生,不识字,以做面条为生计,有三子两女,杨骚为第三子。因家境贫困,其时杨长生的堂弟杨鸿盘尚无子,不满周岁的杨骚便过给他做儿子。
  养父杨鸿盘生于1877年,是个私塾教师,有四子,杨骚为长子。祖父(杨鸿盘生父)生于1843年,做棉纱生意,有八子二女。杨鸿盘为三子。
  1905年一1906年 五岁一六岁
  随养父读私塾,勤学好问。
  1907年一1908年 七岁一八岁
  入汀漳龙道师范附属小学读书.
  1909年 九岁
  仍读附小。是年,养父拔贡(宣统已酉年)。杨骚自幼在养父家中生活,性情深受养父影响,爱诗文,学过福建最流行的诗钟,后来学写旧诗,好模仿名士派。养父对他的学习要求很严。
  1910年 十岁
  养父上京朝考获拔元,被授广东新会县七品候补知县,无意官场,未曾赴粤侯补。仍读附小。
  1911年 十一岁
  许南英(许地山父)任龙溪县知事,后退居海沧圩,养父与其交谊颇深。
  1912年 十二岁
  仍读附小。童年的杨骚憎恶恃强欺弱的人,时有拔拳相助弱小童友的事发生。
  1913年 十三岁
  在汀漳龙道师范附小毕业。人汀漳龙道师范(后改为省立第二师范)预科读书。
  1914年 十四岁
  祖父卒。
  由师范预科转入省立第八中学读书。课余喜寻名胜访故迹,好读书,善讲故事,常常断言立论,每有新意。
  1915年 十五岁
  养父染时疫卒,享年三十八岁。
  仍在省立第八中学读书。
  1916年一1917年 十六岁一十七岁
  仍读中学。因在课堂上时常责问一些不学无术的教师,遭到他们的忌恨。中学期间,几次将被学校开除,终因学生支持,恐引起学潮,不了了之。
  1918年 十八岁
  夏,在省立第八中学毕业,东渡日本,到东京留学。先入日华、东亚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补习功课。
  1919年一1920年 十九岁一二十岁
  仍补习功课。在补习功课的两年多时间中,无计划地看了许多日译本世界名家的小说、戏曲、诗歌。几乎把屠格涅夫的作品全部看完了。还喜欢看《新青年》,开始接触新思想。
  1921年 二十一岁
  尝试习作新诗歌,寄回国内,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署名浮石。
  由于家庭经济窘迫,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可领官费)。人学后,对正课学业不感兴趣,继续阅读各种日译本的文艺作品。结识凌壁如。
  1922年 二十二岁
  在东京高师读书。依然醉心于文艺作品的阅读。受到安特列夫、海涅、王尔德、霍普特曼等作品影响。
  1923年 二十三岁
  在东京高师读书。依然醉心于文艺作品的阅读。受到安特列夫、海涅、王尔德、霍普特曼等作品影响。
  1923年 二十三岁
  在东京高师读书。与白薇结识。
  9月,东京大地震。他在《自传》中说,这次地震“使自己觉得自然的威力非常伟大可怕,人类非常渺小丑恶,陷入半虚无主义半悲观主义的泥潭里”。和许多留学生逃难回国,住杭州西湖。
  1924年 二十四岁
  返东京,继续在高师读书。
  10月,写出诗剧《心曲》,这是他的处女作。
  冬,辍学回国,初在杭州西湖,后返家乡漳州,言论行为多反封建伦理,颇遭长辈非难。
  1925年 二十五岁
  夏,应邀往新加坡道南小学教书。
  1926年 二十六岁
  在道南小学教书。时常写作诗歌,戏剧。
  1927年 二十七岁
  在道南小学教书。
  秋末,回国。开始在上海过写作生活。
  与白薇重逢。
  1928年 二十八岁
  认识鲁迅先生,得到鲁迅先生的教诲和培养。《鲁迅日记》l月25日第一次记载了他的来访。
  与白薇结为伴侣。当时,他和白薇处贫病之中,经济上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
  6月,剧本《迷雏》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11月,诗集《受难者的短曲》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收入诗二十首。同月,剧本集《他的天使》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收入五个独幕剧。
  12月,译完《痴人之爱》(长篇小说,作者[日本]谷崎润一郎),即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这一年,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载与他的有关来往有三十一次之多。
  本年,在《奔流》、《语丝》、《北新》等刊物发表《流水集》、《十日糊记》等诗歌、散文、剧本、译著。
  1929年 二十九岁
  1月28日回漳州。在漳州期间,有人怂恿他出任教育局长,他拒绝了。
  2月21日由厦门乘船返上海。
  5月,译著《洗衣老板与诗人》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收入五个日本剧本。诗集《受难者的短曲》由上海开明书店再版。
  6月,诗剧《心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译著《痴人之爱》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7月20日,译著《赤恋 》(长篇小说,作者[苏联]柯伦泰夫人)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30日,写完一剧本。鲁迅先生阅后,为之起名《蚊市》。
  与鲁迅先生交往甚密,鲁迅先生在这一年日记中的有关记载有三十八次之多。
  本年,在《语丝》、《奔流》、《北新》等刊物发表《蚊市》、《蠢》等剧本、小说、诗歌,译著。
  1930年 三十岁
  2月,译著《世界革命妇女列传》(作者[日本]守田有秋)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即加人左联,属小说散文组。还与穆木天、森堡(任钧)、蒲风、白曙、杜淡等成立左联诗歌组,是诗歌组负责人之一。参加过贴标语、发传单、演讲、示威等活动。译著(十月》(作者)[苏联]雅科列夫),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是中国的第一个译本。
  5月2日,他写:“我要在群众之中找点热气,取点暧味。”(见《昨夜》杨骚之部第63封信)
  6月,译著《铁流》(作者[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是中国的第一个译本。
  11月,译著《没钱的犹太人》(作者[美国]歌尔德)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是中国的第一个译本。
  本年,在《现代文学》、《丝语》等刊物发表《异样的恋》(长篇小说连载,作者[苏联]马拉西金)等译著。
  1931年 三十一岁
  2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五位革命作家,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文坛。仍坚持在左联活动。
  4月2日,到杭州治病和翻译。他说:“时代已经不是浪漫好玩的时代,人心当然要受着影响,我相信这不是我的衰老,而是我更进一步地知解人生和创造人生的开始。”(见《昨夜》杨骚之部第77封信)
  5月上旬,返上海。
  9月,“九一八”以后,上海成立了反日大同盟,举行了游行示威,左联的很多人都参加了,游行时,他和楼适夷打旗子。
  12月19日,参加文化界反帝抗日同盟,为发起人之一。
  本年,在《青年界》等刊物发表诗歌〈临终》等。
  1932年 三十二岁
  1月17日,参加中国著作者协会,为发起人之一。“一二八”事变时,参加上海各界慰问团,到宝山路一带慰问十九路军。
  2月27日,回漳州。
  3月,在漳州写作、翻译。
  4月15日,仍在漳州,穷困逼迫。他自白地说;“一无胆量做土匪抢钱,二无婢颜奴膝的本能做官,三无狡猾的本能做商人,当然是要穷的,再无祖宗遗下什么大财产。最后留给我们的一条路,便是实际革命去。”(见《昨夜》杨骚之部第86封信)
  从漳州返回上海后,一直居住在租金比较便宜的亭子间。
  8月,二弟杨侗(杨鸿盘三子)长女杨雪珍出生,过继为养女,为其取名杨红豆。
  9月,与穆木天、任钧、蒲风等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成立前,他做了许多工作。
  10月,介绍高云览加入左联和中国诗歌会。
  本年,在《文学月报》、《北斗》等刊物发表《小兄弟的歌》等诗歌、评论。
  1933年 三十三岁
  2月,中国诗歌会在上海创办《新诗歌》旬刊。在《新诗歌》创刊号上发表诗歌《小歌金陵》。
  8月,与白薇合编成书信集《昨夜》,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由于诸多原因,两人终于分手。
  9月,诗集《春的感伤》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收入诗二十六首。
  10月15日,译著〈现代电影论》由上海申报馆出版。
  本年,《十月》由上海南强书局再版。在《生路月刊》《申报月刊》等刊物发表《托尔斯泰传》等译著、诗歌。
  1934年 三十四岁
  4月,办思潮出版社,出一本托尔斯泰的书和《苏联新教育概观》(林焕平译)。与欧阳山等编《作品》杂志,仅出一、二期即遭禁止。
  6月,帮助蒲风初选第一部诗集《茫茫夜》。
  12月1日,在《新诗歌》上发表长篇叙事诗《旱魃》(后改为《乡曲》)。中国诗歌会刊物《新诗歌》二卷四期出版后,因恶劣的政治环境所迫,停刊。
  本年,在《文学》、《人间世》等刊物发表《谢谢小瘪三》、《跑狗场》等散文、随笔。
  1935年 三十五岁
  中国诗歌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
  2月,译著《心》(散文集,作者[日本]小泉八云)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12月,在河北《诗歌季刊》重载《囚人语》。
  本年,在《申报》、《太白》等报刊发表《啤酒颂》等杂文、随笔。
  1936年 三十六岁
  同戴万平、沙汀、徐懋庸、邱韵锋编辑左联刊物《文学界》。
  3月,译著《异样的恋》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6月7日,中国文学家协会在上海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0月,诗歌《福建三唱》在《光明》第一卷第一号发表。同月,长篇叙事诗《乡曲》在《文学界》创刊号发表。《乡曲 》初稿于 1934年底,本年4月修改毕,是他的力作。《福建三唱》和《乡曲》是杨骚实践中国诗歌会理论主张的作品,开拓了他诗歌创作的新诗风和新领域。
  8月10日,在《文学界》发表《看了两个特辑以后》,阐述对“国防文学’的看法。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赞同“国防文学”的口号。
  10月,鲁迅先生逝世。写悼念文章《切身的哀感》。
  10月25日.在《光明》第二卷第二号发表《历史的呼声——评一九三六年的诗歌)。
  本年,在《光明》、《文学界》、《文学》等刊物发表《悼高尔基》等诗歌、小说、剧本、译著。
  1937年 三十七岁
  2月9日在日记中写“前进的作家,是革命的特殊群众,他们的力量在乎借文字影响一般群众;因此,他们要始终忠于革命的信仰,不能因革命政策的改变而稍有和向来的信仰违背的表现。”
  3月,评论随笔集《急就篇》由上海引擎出版社出版,收入文章十七篇。
  6月,剧本集《记忆之都》由上海商务书馆出版,收入《记忆之都》、《心曲》(诗剧)、《迷雏》三部剧本。长篇叙事诗《乡曲》编入国防诗歌丛书,由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
  本年,在《青年界》、《中苏文化》等刊物发表《送行》等诗歌、评论、译著。
  6月底,应郁达夫邀请到福州,在福建省政府编译室工作。
  7月,“七七”事变后,与郁达夫、许钦文、董秋芳、楼适夷等在福州组织抗日救亡活动。28日,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被选为干事,负责编辑《抗敌导报》。
  10月17日,福卅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改组,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位居第四的票数当选为“文救协会”理事。接着又被选为常务理事,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另一常务理事起草 “文救协会”宣言。在《小民报》辟《文救周刊》。
  11月15日,在《小民报》上辟《救亡文艺》日刊。
  12月4日,《救亡文艺》被迫停刊。同日,在《小民报》上登出“辞去福州文教协会理事之职”启事。当时,救亡运动组织者均被监视。他曾遭省公安局头子的持抢威胁。
  本年,在《小民报》发表《展开全面抗战》、《鲁迅、斗争!》等文章。编了一本福建物产小册子。
  1938年 三十八岁
  2月,诗歌《我们》、《摇篮歌》等选入《抗战诗选》(武汉战时文化出版社出版)。
  5月,随福建省政府迁住永安,而后辞去编译室职务。
  11月,由江西、湖南到汉口。因政治部第三厅的进步文化人都已撤退,中旬,再转回长沙,又辗转经桂林、贵阳,年底至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39年 三十九岁
  在重庆,曾居住任钧家中。
  6月18日,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
  6月24日,访问团召开团务会议,决定由他负责途中采访文章的编辑工作。
  作家前线访问团经四川、陕西、河南、山西,深人中条山、太行山一带战区访问,历经半年,跋涉数千里。
  本年,在访问途中写了许多诗,后编成诗集(半年》,诗集分为《后方》和《战地》两部分。在《抗战文艺》、《中苏文化》等刊物发表《这是一首活的讽刺诗》等诗歌、随笔。
  1940年 四十岁
  1月,养母在福建华安县丰山社(祖籍)逝世。族人要他向重庆国民党“要人”求挽联,以风光葬仪,他认为“要人”实际上是“咬人”,没有应允。
  与欧阳山、草明住重庆南温泉。这段时间,他读了不少哲学著作和经典著作,写作很多,大部分被禁止发表。
  本年,在《抗日文艺》、《中苏文化》、《新演剧》等刊物发表《关于文艺批评后的二三见解》等文章。
  1941年 四十一岁
  1月,“皖南事变”发生,形势恶劣。为避免损失,在重庆的一批888888左翼文化界人士陆续疏散。他拟去延安,沙汀与叶以群代表文艺界党组织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到海外工作,他欣然接受,决定前往新加坡。周恩来同志召见他,指示“到星洲后帮助陈嘉庚”。遂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先抵香港,到廖承志处接洽。在港时,曾同肖红、端木蕻良会晤。
  5月,转抵新加坡,同胡愈之联系,而后通过关系获得陈嘉庚聘请,主编闽侨总会的机关刊物《民潮》,登载抗日和揭发“皖南事变”真相的各种文字。
  7月,巴人(王任叔“疏散”到新加坡,介绍巴人与郁达夫相识。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民潮》停刊。在《民潮》工作期间,每月工资六七十元,逐月汇五十元给白薇。参加新加坡抗日动员总会属下文化工作团工作,与巴人、郁达夫组织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
  本年,写《赠红豆》一诗给养女杨雪珍。在《抗战文艺》、《南洋商报》副刊《狮声》发表《散谈诗》(连载)等随笔。
  1942年 四十二岁
  2月9日,同胡愈之等数十人搭船撤离星洲,12日,到苏门答腊廖州的萨拉班让小岛上。改名杨笃清。
  3月,与巴人的爱人兄妹相称,和巴人夫妇一道隐居松岸孙比的一橡胶园。
  7月,与张楚琨、林枫同一小组,同张楚馄的爱人表兄妹相称,以搞肥皂手工业为掩护,定居楠榜直落勿洞。
  1943年 四十三岁
  蛰居楠榜直落勿洞。
  1944年 四十四岁
  仍蛰居楠榜直落勿洞。
  6月,同陈仁娘结婚。
  1945年 四十五岁
  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沦陷的岁月中,通日语是很方便的,但他不说一句日本话,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
  1946年 四十六岁
  1月,长子杨泳南出生。
  5月,写两幕话剧《只是一幕》。
  6月,到新加坡,在东岭中学教书。
  这时期,协同洪丝丝等编辑《大战与南桥》一书。
  11月ZI日,《南侨日报》发刊。发刊后,白薇曾寄来一信,希望恢复关系,因已成家,终于没有回信。
  本年,在《风下》等刊物发表《杨德乐的农妇》等诗歌、随笔。
  1947年 四十七岁
  仍在东岭中学教书。
  冬,因胃病严重,到巨港治病休养。
  在新加坡期间,写了《华侨青年进行曲》歌词,经谱曲,在《热带新歌》上发表,很快在华侨青年中传唱开。
  1948年 四十八岁
  在巨港治胃病,协助友人经营肥皂厂。
  1949年 四十九岁
  6月,到雅加达治胃病。
  1950年 五十岁
  2月,做胃切除手术。
  3月,出院。
  4月,入雅加达华侨民主报纸《生活报》社工作,编副刊《笔谈》。
  1951年 五十一岁
  任《生活报》总编辑兼副社长。
  6月,次子杨西北出生。
  8月16日,印尼当局大举捕人,躲避了四个月。
  年底,回《生活报》工作。
  在《生活报》工作期间,写了大量的社论、时评、杂谈,多署名“北溪”(福建九龙江)、“丰山”(福建华安县祖籍)、“素”(白薇),表达对祖国,对家乡,对友人的怀念心情。
  1952年 五十二岁
  3月,身体极端衰弱,休养。
  8月,患肺炎。
  9月,肺炎治愈。25日,全家四人离开雅加达回国。
  10月7日,抵广州。
  11月8日,在《南方日报》发表《短歌三首》(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而作)。
  11月31,到北京。全国作协设宴欢迎他从印尼归来和杨朔从朝鲜归来。组织上曾准备留他在北京工作,后因气候不适,南回广州。
  1953年 五十三岁
  1月,任广州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常务理事。
  2月24日,到福建侨乡体验生活,搜集材料,准备创作电影剧本。
  3月,在泉州、石狮、集美、厦门、漳州采访。与诸多亲友会面。
  4月,在广东梅县、揭阳、汕头采访。在汕头时,右腿曾麻木。
  5月,在汕头、澄海采访。15日返回广州。16日,在省文联对欧阳山说起写小说的计划。
  他在一篇叫《带毛炒鸡》的文章中说:“一个在海外居留了十几年的象我这样的人,突然回到伟大的祖国来,接触了许多事物,觉得样样都是新气象,样样都令人兴奋,样样都是真理、真实”。“总觉得每件事实都值得用诗,用小说,用戏曲来表现它、描写它。”
  在两个多月的乡下奔走中,过度劳累,终于病倒。
  夏,患半身不遂症,住广州人民医院治疗。
  9月23日,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被选为代表,因病未能赴会。
  秋,出院休养。
  1954年 五十四岁
  继续休养。
  6月,往北京红十字医院治病。7日,抵北京。在京期间,沙汀夫妇、艾芜夫妇、周立波、张天翼、舒群、洪丝丝、王纪元等数次探望。26日,离京。27日,抵上海。在沪期间,孔罗荪、叶以群、黄源来探望。
  被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
  7月2日,回到广州,28日住人广州人民医院。
  9月初,出院。
  11月28日,郑振择往印度前,与周而复来探望。
  出院后,一直休息养病。
  1955年 五十五岁
  年初,搬到广州郊区白鹤洞养病。于逢、芦荻也先后搬来居住。
  5月,因急性盲肠炎手术。
  6月,侄儿杨荣(红豆之兄)来白鹤洞居住,帮助照看他。
  7月,偶觉呼吸困难。此症状年初至今已出现数次。病中仍坚持写作。关心欧嘉年等的创作。
  12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1955年如是完结了,病未痊愈,感慨多余。”
  1956年 五十六岁
  1月,与冼东(杨荣)合写的童话故事《苹果姑娘》在《作品》发表。13日,中新社约稿.偶觉呼吸困难。
  2月11日,葛洛到广州,来探望,约稿。12日,青年出版社少年儿童文学出版筹备处约稿。
  3月,幼子杨泳左出生。
  4月,与冼东合写的独幕剧《弟弟的百宝箱》在《作品》发表。21日,写简略自传。28日,组织为他联系住院事宜,不想入院,在日记中写“病如是麻烦组织,实在有点不安。”
  5月18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约稿。
  6月16日,巴人到广州,来探望,鼓励他好好休养,如果身体允许,搞点翻译。拟定翻译日本文学作品.27日,青年报约稿。
  8月,《苹果姑娘》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2日,中新社广州办事处来信要题词,他说自已不是“闻人”,婉言谢绝。20日,广州日报约稿。22日,作家出版社约译著。
  9月,拟为华侨青年编“五四”至1949年的中国文学读物。
  10月,广州作协组织鲁迅逝世纪念会,决定他为主持人,19日,因病未能出席。
  11月2日,草明到广州,来探望。19日,住入广东省中医院。在医院中,认真做翻译前的准备工作。27日,方殷来广州,到病房探望。
  在缠绵数年的患病期间,他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念念不忘学习和工作。
  1957年 五十七岁
  1月14日,在日记中写;“今天看时事手册。头昏昏,但未晕,眼几乎要花。”
  l月15日,上午九时左右患中风症(脑血管栓塞),抢救无效,延至九时十五分逝世。逝世后,引起各方面的哀悼。
  16日,组成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陶铸、副主任委员陈汝棠、朱光、欧阳山、委员有王任叔、杜国痒、周扬、茅盾、胡愈之、胡一声、夏衍、郭沫若、郭翘然、冯乃超、黄药眠、杨康华、饶彰风等。
  17日,在别有天殡仪馆举行公祭大会。由省人大秘书长饶彰风主祭,广州市副市长郭翘然、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主席欧阳山等陪祭,各界人士一百一十多人到会,祭文中称他为“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同日,遗体安葬在广州革命公墓(原银河公墓)。
  《广州日报》、《文汇报》登载他逝世的消息。王任叔、许钦文、洪遒等撰文悼念。《文汇报》登载了悼念文章,雅加达《生活报》出纪念特刊,《作品》刊《杨骚遗作选》专辑。
  春天,胡愈之到广州,与杨嘉到白鹤洞,在他的遗像前凭吊。
  6月,《弟弟的百宝箱》由上海美术出版社改成连环画。
  王任叔深切地说:“杨骚过完了他平凡人的一生了。然而平凡人却有他的正直和伟大。”(见《记杨骚》,收人巴人《遵命集》)。
  杨西北 于1986年6月编写 (安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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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家包容

慈溪名人

农学家包容 包容(1894-1975),原名成芳,字伯度,今浒山街道墙里村人。9岁入私塾,13岁入白沙昌明小学,15岁考入县立高小,后入慈溪锦堂初等农业学校。1912年6月,由吴锦堂选派,与同学童埔(玉民)同去日本,入冈山县立农校。因遭日人讥讽,发愤学习,成绩每得头名,校长特准免缴学费。后又与童脯一同考入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不久改称鹿儿岛大学农学部),因成绩特优,日本报纸曾以“优秀之中华民国留学生”为题予以报道。 1919年回国,包容任教于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后改称河北大学农学院)。1927年任教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后又兼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主任。1929年任上海市政府农林场场长,其间曾任上海市文官考试委员会典试委员,兼任南通学院农科教授,从事农林教育与科研工作。抗日战争初期,包容在丽水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后派驻宁波,担任战时物产调整工作。1940年任硫酸厂工程师兼秘书,翌年任福建省政府专员,驻永安农业改进所。1942年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教授,在艰苦环境中讲授分析化学、土壤肥料及酿造学等课程。包容在抗战胜利后即去台湾,任台湾糖业监理委员会委员。1946年6月改任糖业接收委员。翌年8月任虎尾甘蔗示范场场长,兼任大林糖厂厂长。1950年7月改任虎尾甘蔗改良场场长,推广南非N:C0310品种,奠定台湾糖业发展基础。1954年7月任台湾屏东农业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及农业化学科主任。1963年至1967年间3次担任台湾省特种考试委员会典试委员,曾一度代理屏东农业专科学校校长。1973年7月退休。1975年病逝,终年82岁。著有《广西农林考察记》、《农产制造学》、《肥料学》、《土壤学》及译作《气象学新编》等,均于抗战胜利前出版。在台湾发表论文39篇,未结集。(安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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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汪德耀老校长百年诞辰而作

我读法律系一年级时和汪老有接触。1944年下半年我住在博爱斋,那时在长汀已建好东南唯一的一个大型机场,我们都在博爱斋旁边观看盟军运输机起降,汪老也在场,他拿着一幅大型望远镜和我们站在一起观看飞机的起降。他问我读哪个系,我说读法律系,他说那很好,抗战胜利后国家建设必须有大量的法律人才,要以法治国……,汪老留学法国,回国后任教好几个大学。汪老于1941年应福建省政府邀请,到福建省省会永安,创办全国第一家地方性研究院--福建省研究院,任院长兼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当时路过长汀,适逢厦大建校廿周年大庆,汪老到厦大参观,会见了萨本栋校长,1943年萨校长聘请汪老为厦大理工学院生物系教授,兼理工学院院长,1944年5月12日任厦大代校长。何永龄 (安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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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枣和他的家庭

文化名人]羊枣和他的家庭

(2003-02-27 07:50:01)

戴健

提起羊枣,学过新闻传播或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当年他是和范长江、邹韬奋、胡愈之等齐名的大记者,羊枣又因曾任职于塔斯社和美国新闻处,并擅写国际军事评论,故声名远播。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大官僚家庭,又建设了一个革命家庭。

封建官僚大家庭走出的叛逆儿

羊枣本姓杨,原名杨廉政、杨九寰,投身社会后定名杨潮,写新闻、评论和译著时多署“羊枣”。1900年5月8日,羊枣出生于湖北沔阳县(今仙桃市)一个新暴发的封建大家庭中。羊枣的祖父杨东禄是乡间秀才,行医卖字养家糊口,未及“而立”便抛下妻子和两个幼子,即6岁的杨介康、3岁的杨会康撒手西去。杨家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成年后的杨介康中了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位在三甲第141名,后做了京官。羊枣的父亲杨会康也以科举入仕,清末当过九江道台,民初进入北京政府内务部,后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代省主席等职。

发迹后的杨家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羊枣5岁入家塾,14岁考入清华预备学校。1919年,19岁的杨廉政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受到父亲的严厉训斥。正在上升的官僚怎能容忍儿子反对政府?他对小廉政自我断送了赴美镀金的前程而痛心疾首,甚至把他弄回家囚于锁。不久,失学的杨廉政改名为杨九寰,考上唐山工业专科学校。1921年唐山工专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杨九寰转读交大机械系,1923年以全系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供职于上海铁路局达10余年。

1932年初,羊枣的六妹杨刚自北平来上海。杨刚1930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她介绍四哥羊枣阅读马列著作和一些进步书籍,向他宣传所谓“实业救国”和西方的民主在中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已和封建官僚大家庭断绝了联系的羊枣也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抛弃了个人主义的立场,立志“绝不离开中国共产党一步”。1933年初,经周扬介绍,羊枣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半年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秋,羊枣执掌“左联”宣传部。两年多的时间里,羊枣勤奋写作,顽强战斗,不做“空头文学家”,写出了大量文章。他的作品大致可分为四类,即以学理工科所长撰写的科普小品文、杂文、报告文学和译文。发表的报刊主要有,一是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二是《中国日报》“动向”副刊和《申报》“自由谈”副刊,三是《文艺新地》。他以“杨丹荪”笔名译出《今日苏联国》,全面介绍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现状。羊枣1934年写的反映纱厂女童工苦难生活的报告文学《包饭作》和夏衍1936年写的《包身工》、《包身工余话》,可谓姊妹篇。夏衍曾说,乍见到羊枣时,想像这位公子哥儿“他是不能和我们一路的”,后来通过长期的交往,愈加感觉到像羊枣这样“能孜孜兀兀地在实践中求真理的朋友,实在并不多。”

1935年秋,羊枣辞去铁路局职务,和夏征农一起南下,在陈道望主持的广西师专任教。这是共产党新开辟的一项工作,以教书作掩护,利用蒋桂系的矛盾,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抵御外来侵略。

“新闻奇才”的战场

1937年6月,羊枣奉派到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他接触新闻是从翻译外电开始,因此往往最先了解国际时事动态。根据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需要,羊枣开始撰写军事评论和国际政治论文。“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他对战局发展趋势精辟独到地分析,鼓舞着中国军民奋起与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抗争。上海沦陷后,羊枣又在租界内坚持战斗。他和夏征农、艾思奇等合编《新认识》半月刊和《文化粮食》半月刊,和夏衍共编《抗战文库》,自己独自主持《国际知识汇编》,并利用在塔斯社消息灵通、资料丰富的有利条件,给《导报》、《译报》、《译报周刊》、《神州日报》等发稿。羊枣所撰的一系列国际评论,以鞭辟入里的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指出绥靖政策可能带来的恶果,揭露侵略者的虚伪嘴脸,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形势,增强抗战自信心。

日本占领军对新闻检查日益严厉,即使在租界内也处境险恶。不得已羊枣于1939年底到香港,著名的《星岛日报》立即请他出任“军事记者”。1941年9月,由梁漱溟任社长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创刊,羊枣应邀到该报主编国际新闻版。曾任总编辑的萨空了在《回忆难忘的1941——悼念羊枣同志》中写道:“我和羊枣同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共事,我们白天应付纷至沓来的矛盾,晚间去报社和编辑部同仁议论当前斗争形势,研究报纸如何编排……斗室条桌,坐次栉比,人人灯下埋头苦干,肃穆寂静。在这个无声的战场里,羊枣同志是坚持战斗的一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陷前夕,位于摆花街的《光明报》编辑部才宣告解散。过人的才华和勤奋的工作,使羊枣在新闻界声名鹊起,被称为“新闻奇才”。

1942年,羊枣辗转到达桂林。在七星岩下的小木屋中,他以三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两本书:《论太平洋大战》、《太平洋暴风雨》,旋被《大刚报》重金礼聘出任总编辑,他的“独家新闻”吸引了湘桂一带大量读者,因而名声大震,又引起新闻检查机构的不安,羊枣遂被以“言论左倾”的名义解聘。

不久,经黎澍介绍,羊枣来到战时福建省会永安,任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他还兼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东南分处中文部主任,受聘为民办《民主报》主笔,又挂了个省政府参事,与省政府编译室合办《国际时事研究》。尽管有了些“官方”色彩,但羊枣名声毕竟太大了,他在用笔开辟“第二战场”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同时,也尖锐抨击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当局。1945年7月,也就是八年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曾参与策划过“皖南事变”的顾祝同下令逮捕了当时在永安的羊枣等29位进步文化工作者。1946年1月11日晨,羊枣以46岁英年很蹊跷的死于杭州狱中。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新闻、通讯和悼念文章。上海文化界,新闻界为羊枣举行公祭,郭沫若主持,马叙伦致悼词。出殡时羊枣生前友好数百人为其执绋,柳亚子为墓碑题字。

志向相同的伴侣

当年的沔阳出了封建大官杨氏兄弟,只是城关镇内显赫一时的杨介康、杨会康“二杨”府第早已灰飞烟灭;如今的仙桃,人民以“二杨”兄妹为荣,“新闻巨子”羊枣和“金箭女神”杨刚将流芳千古(杨刚诗作利如金箭美似女神,解放后她曾任周恩来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1957年反右时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

有趣的是,羊枣之子耿青参加革命后找的对象林佑,其上辈竟也和他老子的上辈“门当户对”——羊枣之父杨会康做过湖北省代省长,而林佑之父龚积柄做过山东省省长。这宗不经意的结缘缘起抗敌前线。

羊枣早年娶同乡的大家闺秀杨惠为妻,1921年10月生了杨朝汉。1937年抗战爆发后,羊枣在张劲夫主持的上海救国会青年训练班兼课,16岁的杨朝汉已是训练班的学员。11月,上海的许多地段已被日本侵略军分割包围,形成租界“孤岛”。杨朝汉身藏父亲写给钱俊瑞的信,独自乘船从上海到武汉,找到汉口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与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委书记的钱俊瑞接上了头。钱俊瑞把他带到湖北黄安七星坪参加了新四军第四支队,改名耿青。翌年,经七星坪干部训练班总队长聂鹤亭介绍耿青加入中国共产党。四支队东进到皖中一带,司令部一度驻在合肥青龙厂褚老圩子,林佑恰恰也避难于此。

林佑原名龚维懿,1924年1月母亲余氏在合肥四湾龚家大屋生她时,父亲龚积柄正在山东任省长。张宗昌谋得山东督办一职后,龚积柄愤而于1926年辞职,寓天津。2岁的小维懿也随往天津。1934年龚积柄因脑溢血病逝,家道中落。1936年,随家人来到安徽宣城的龚维懿始上中学,这里有龚家的大片土地,仅她一人名下就有400亩。上海失守后,宣城告急,14岁的龚维懿拉着小弟弟来到合肥投奔亲戚随即来到合肥东乡陈家圩子暂避,1938年又逃到邻近的褚老圩子。不久,新四军进驻褚老圩子,龚维懿认识了新四军政治部宣传股长耿青。1939年底,龚维懿改名林佑,随新四军四支队离开褚老圩子,转战大江南北。1943年,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但时分时合的耿青、林佑宣布订婚,并表示:“抗战不胜利不结婚”。

1946年春的一天,陈毅在山东临沂召见林佑,告诉她羊枣已遇害,而耿青就是羊枣惟一的儿子。组织上让林佑和谭政夫人结伴坐海船到东北局报到。林佑和已是骑兵团政委的耿青重逢并举行了婚礼。

解放后,耿青夫妇参加了抗美援朝。1959年。耿青奉调国防部五院(即后来的七机部、航天部),出任院党委常委、科技部部长,成为院长钱学森的科技组织工作助手。他在4年时间里攻完《高等数学》、《流体力学》、《量子力学》、《导弹工程学》,成为了科技行家型的政工干部。他参与组织指挥中国第一枚导弹的研制,并受命负责现场发射任务。1960年耿青大校陪同聂荣臻、张爱萍、张劲夫等中央领导在现场观看了“中华第一箭”从点火到上天到弹头分离到准确命中目标的全过程。以后20多年,他身体力行,“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钱学森语)。耿青1983年病逝前,还在病榻上完成了《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的初编工作。宋任穷、谭震林、张才千、张爱萍等中央领导送花圈或参加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我国导弹工业的杰出组织者”(张劲夫语)。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林佑在中国科技大学任党委委员、无线电系总支书记、副主任。1962年调入轻工部,离休前为轻工部工艺总公司副总经理,部咨委委员。如今,她在北京阜成路上一个机关大院里安度晚年,勤于作画,刚出了一本画集。耿青、林佑的长子杨南征在部队时有《智能军队》等多种著作问世,现供职于中央电视台。他们的另三个儿女分别考入国外知名院校,“胸腔中都跳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也就是身居海外,心系中华的赤诚之心”。说到这个革命家庭中的儿辈孙辈的成长,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钱俊瑞说“足以告慰羊枣同志的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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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昌期先生事略

先生应昌期,浙江慈溪县人,慈溪属旧宁波府,应氏则为该邑大族,先世系汉代河南汝南郡名门,西晋末造避五胡之乱播迁江左,分支及于浙江沿海一带,子孙繁衍,人才辈出,以德望、事功、文章著称于世史者不绝书。 先生任职福建省银行时,适值故总统严公静波正主持福建省茶叶公司,经常向省行融资,因而与先生相识,严公旋又调长省行,识先生才能,叠予擢迁职务,视之如左右手。嗣值抗日战争发生,东南各省相继沦陷,省行随省府播迁,历经厦门、赣州、衡阳、贵阳及重庆等处,时敌机正大肆轰炸,交通险阻,艰苦备尝,先生始终随侍严公左右,由是两人投契益深。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政府宣布投降,抗日军事结束,政府忙于复员及接收沦陷区工作。先生以离家日久,思乡情切,乃告假回籍省亲,诅意回乡未久,接政府有关方面来电,征调先生赴东北接收沈阳银行,先生正准备赴任之际,又奉严公自上海来电劝阻其行,并嘱赴台工作,先生遂欣然应命来台,入台湾银行供职。以上经过乃先生一生成败祸福之关键,设非严公及时劝阻,则以一切尽成乌有,冥冥中若有天意存焉。永安暂住——法诺出世   两个月后,福建省银行真的搬迁到了永安。  从福建地图上看,南平到永安的距离,不比福州到南平短,应昌期带着唐平尘又不知经历了怎样的颠簸和磨难,才终于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谁知永安是个小地方,而此时唐平尘又有身孕,行动不便,所以他们只得在乡下的一个叫茅坪的地方向当地老乡租了房子避难。  应昌期每天早晨从乡下步行到永安市区的福建省银行办公,下午4点下班,再步行回到茅坪吃晚饭。  世事总是有利也有弊。在永安虽然条件艰苦,生活不便,但这一早一晚的长途跋涉却让应昌期有了个锻炼身体和心智的机会。他变得更结实更坚强了,日后回忆起来,总说那一段苦日子所带给的“好处”是“一生受用不尽”。又说“不论顺境逆境,人总要朝好处想,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去做才行。”   还有,便是老二昌立当时也在永安。  以前说过,应昌期16岁进统源银行,17岁便将大弟弟昌立带到上海,进入上海市银行做练习生。昌期到福州后的第二年,便又将昌立也带到福州,进入省行工作。这种情形用唐平尘的话说起来,就像是“老鼠拖田鷄”,小小年纪的应昌期一直将几个弟弟拖在身边,拖来拖去,有的工作,有的念大学(老四昌世是“拖”到台湾念的台大)。  而那时候的昌立也出道了,到永安后,当了福建银行永安分行的副理。大哥在总行工作忙,责任重,无暇顾家,所以这时由昌立帮忙,尤其大嫂临产,茅坪乡下地方,没有医院,是他从永安医院接了妇科医师专程去茅坪接的生。  幸好是顺产,母女平安。  这也多亏了唐平尘的体育教师出身,生性好动。住在茅坪,乡下空气好,她有空便出外散步,经常活动,这对她们母女的健康大有裨益。  长女法诺出世,应昌期头一次做了父亲,尤其在这国难时期,家庭的温暖弥足珍贵。  那是1939年7月16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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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震

黄震(公元1900-1969年) 原名经芳,仙游县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任福建省农业改进处处长兼试验场场长、福建省科学馆馆长、中国动物学会福州分会理事长、莆田一中校长,以及福建农学院、福建师大等校教授。黄震对教育、文化和科研事业的贡献至为卓著。早在30年代,即编著生物科学读物,供各大专院鹇应用。40年代,曾在永安大湖创办10所国民学校、10间民众教育馆、32个读书站,并组织3个巡回教育队,极力在农村普及文化、卫生及科学知识。举办全省动植物及防治病虫害展览会,受到国内外科研人士和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编著有《福建兽类简志》、《福建农业害兽目录》、《农作物防治病虫害》、》鸟类对农作物的危害》、《福建动植物之研究》等20多部书 (安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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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

张继光文稿(4)——罗丹

融今贯通 独树一帜
──记已故著名书法家罗丹先生
自古以来,闽西客家地区山明水秀,到处弥漫书情画意,素为文物风土清嘉之地。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书画名家,在中国书画史上值得重重写上一笔的就有被美术界称为清代后半期花鸟画之宗巨的华喦,“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书法巨匠伊秉绶,倍受鲁迅先生重视和推崇的清宫廷名家上官周……而近百年来,闽西书画,群芳争艳,人才辈出,涌现了宋赉臣、宋省予、丘沺 、罗晓帆、罗丹、胡一川等闻名遐迩的书画名家。其中罗丹先生能博采众长,融今贯通,胆识独具,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自树一帜,创造出人们赞誉的书法“罗丹体”。惜我生恨晚,无缘相识罗丹先生,无缘得其指教,无缘得睹其风采,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罗丹(1904~1983),原名桂秋,字稚华,号慧印居士,福建省连城县人,出身贫苦,仅仅读了三年私塾和一年高小便因家贫辍学,十四岁开始在龙岩、漳州地区当学徒和写字工人,然而酷爱书法,工余时间勤习法书,从秦朝碑版、篆书着手,临遍晋唐楷、行、草书,尤得力于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东方先生画像赞》、《斐将军诗》等,得其壮阔浑厚、奇伟大方,摹汉隶《张迁》、《衡方》、《曹全》、《华山》,得其雄强灵秀,爱《张猛龙》、《二 》等碑,得其高古峻拔。罗丹先生不仅善于擘窠大字,而且蝇头小楷也极为精到,写得笔力沉酣,于庄重之中见飞动之意,神采飘逸。楷书给人的印象是宽博厚实,雍容伟壮,气势磅礴。罗丹书法应该说最代表其水平的隶楷书作品,我们从这件录杜甫秋兴诗八首隶书作品的局面可窥见罗丹书法特色,在用笔上,主运中锋,逆入涩进,故能入木三分,沉着痛快,兼使侧锋,牵制盘纡,故能迭宕起伏,遒丽多姿。雄强壮阔,苍劲古朴,于刚健中寓秀妍,于凝重中见奇肆,深厚功力与强烈个性浑然一体,极富草情隶韵,耐人寻味,这就是罗丹书法独特之处,很值得咀嚼。
罗丹先生前半生生活在中华民族饱经战乱和贫穷之苦的上个世纪中秋,他在生活窘迫的环境下,不坠青云之志,从艺弥坚,二十六岁到厦门开办风行印刷厂,三十岁到新加坡鬻字,从此,眼界大开,路子更宽,向个人风格的形成不断积累营养。抗战时期,罗丹先生在福建省永安县参加了朱剑芒等先生组织的进步文艺团体“南社闽集”的活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他被人民政府任命为厦门第一印刷厂副厂长。在工作之余,积极参加文艺、教育、政治等多项社会活动,正如他在诗里说的“生际尧开兴自饶”,因此,他深爱人们的尊敬。一九八零年,他参与创办厦门市书法篆刻研究会,被推选为会长。一九八二年,他又参加组建厦门市书法家协会,被聘为名誉主席。先后被推选为厦门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至第五届政协委员,被聘为厦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顾问。一九八一年五月,他赴北京出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届理事。同年十月,出席中国书协和《书法》杂志在浙江绍兴兰亭召开的“兰亭书会”,并在会上发表《书法时代精神之我见》论文。一九八二年五月,出席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书协第二次理事会,并为三苏祠等名胜古迹题字、书匾。罗丹先生的书法作品曾入选“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和“中日书法艺术交流展览”等高层次的展览。著名书法篆刻家、厦门大学美术系教授余纲先生撰写《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一文在《书法》杂志(1983)全面地、精详地介绍罗丹先生的书法艺术。在此前后,国内外也有多种报刊评价罗丹先生及其“罗丹体”书法。一九八三年二月,厦门市隆重举办“罗丹书法展览”,《厦门日报》对展览作了专题介绍。
罗丹先生虽然是享有盛名的老书法家,然而,他从来都没有以书法名家自居,许多国内名胜古迹、机关、部队、学校、工厂、街道以及个人请他作书题字,他都有求必应。罗丹的书名还远播海外,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常常有人远道前来拜访。有的是他过去的学生或好友,有的是过去请他写过招牌的工商界人士,还有的是慕名而来,登门求书、求教的新朋友,都一一满足。所以在许多名胜古刹、市井商号以及平常百姓家里他的作品随处可见。罗丹先生对人处事热情厚道,尢重民主、开明的学术风气,在扶持新人、启迪后学方面从不摆老资格,也不搞封闭式的师承关系,而是十分重视美术、书法人才集体的培养, 先后参加创办了厦门鹭潮美术学校(现福建工艺美术学院)和厦门市业余书法学校。尤其对书法界的年青人倍加关怀,总是热情鼓励,精心指导与提携。他不仅把自己丰富的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年青人,而且总是鼓励年青人多临习古代某碑某帖,或介绍同辈某书家某方面的特长,鼓励向有独具风格的同仁学习,正如龚自珍《已亥杂诗》中论的那样“但开风气不为师”,足见罗丹先生那种崇高、宽阔的胸襟。罗丹先生做学问从来都是一丝不拘,认认真真,总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位不断向前探索的新人一样,时时吸收着新的养份,溶入好的东西,力求变化,重在创新,从而使他的作品更加苍劲奇伟、雄健整辣,正如他在七十二岁时填的《浣溪纱》词里所说:“墨海研磨五十秋,称心笔妙苦难书,半生都为稻梁谋,习静个知闭可贵,放怀私幸古为俦,白头碑版未甘休”一样,正是他默默耕耘书法艺术的真实的写照。
罗丹先生在其他边缘科学上都有极高的造谐,如古典诗词、文史知识等都有较深的修养,早在1949年就出版了《稚华诗稿》,解放后,他创作了大量诗词,抒发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对家乡一山一水的热爱。还擅长画山水、松石,亦甚为可观。现借清人杨守敬“古人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辈伦者也”来褒扬罗丹先生最好不过了。出版有《大书家罗丹先生选临碑帖》 (张子善题签)、《泉州崇福寺妙月和尚舍利塔铭》、 《罗丹楷书千字文》、《罗丹书法》 (赵朴初题签)、 《罗丹书法艺术》等多种书法集、字帖。
(原载《中国书画报》2001.12.31第105期,转载《书法之友》2002第3期,菲律宾《商报》2002.7.18)
11楼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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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洋“八仙会”暴动

五、宁洋“八仙会”暴动
  

  抗战初期,福建省会内迁永安,宁洋过往官兵骤增,抓兵派差日繁,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其时,民间迷信组织“八仙会”传入宁洋,许多“走壮丁”的青壮年误信其“刀枪不入”的“灵符”,为自身防卫,纷纷入会,会员迅速发展到500余人。1943年(民国32年)春,县农会长罗占开为保弟孝母反对征兵,被“八仙会”众立为会首。3月17日夜,罗趁县长马克礼赴省开会之机,发动300余会众武装攻占县城,县民众自卫队和警察局100余武装人员悉被缴械,自卫队长等人被击毙。18日上午,暴动者四处搜捕公务人员,下午将杨审判官等11人处死。以“天运元年”年号张贴安民告示,提出“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等口号。准备攻打战时省会永安。永安当局得报,急令马克礼星夜赶回宁洋镇压。并命汀漳师管区司令曹丹宸,偕同省保安三团团副章汤铭,及漳平县警察局长张介义等率部“协剿”。“八仙会”闻警后,于18日夜撤出县城。19日,县城为马克礼等人所控制。20日,“八仙会”试图反攻县城受阻。各路军警会合后,凭借人多器精,四出“清剿”暴动会众,先后有60余人被打死。“刀枪不入”的神话被血淋淋的事实所击破。“八仙会”队伍迅速瓦解。主要骨干罗仙贵、陈德胜等被剖腹、斩首、示众。国民党当局在武力镇压后,又将诱骗进“自新班”的会众18名活活绞死,沉尸古井。此次暴动,除会首罗占开外逃后客死他乡,赖长玉隐居深山30余年,至1980年返家外,主要成员无一幸存。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安文库)

12楼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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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抗建画刊》 作者:戴国樑

一份于1940年元旦创刊、由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部出版发行的《抗建画刊》,仅出版二期,因刊登当时在重庆的一些进步作者的有关讯息而被勒令停刊。此两期刊物已散失半个世纪多。1992年,我县图书馆柳启敏同志从旧图书中发现了上述画刊的第二期一册,使这份历史性刊物在湮没五十多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为本省抗战宣传活动保存了一份珍贵的资料,可借创刊号尚未发现。作为当时该刊主编的我,忆起创办该刊的历史背景及其简要过程,不禁感慨系之。
  我是在1930年考进国立杭州艺专的,其间辍学一年,至1937年在本科绘画系毕业,原拟去日本深造,不料“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军兴,我的计划泡汤了,遂在家乡云霄县立初中执教一学期。越年,到一别廿年的南越探亲并拜谒生身母坟。
  这次赴越,取道厦门候轮,逢日军进攻厦门,只得单身脱险过鼓浪屿。眼见同胞为日军枪杀后奔尸于海,随海潮在厦鼓港而漂浮,惨不忍睹。刚好有一艘荷兰邮轮停泊鼓浪屿港后援载中外逃客,我高价购得统票一张,登上轮船,始放下心来。但见靠近厦门大海面停着多艘灰黑色日本巨舰,高桅上膏药旗扬威,一时亡国恨之凄怆涌上心头。
  轮经香港,再启锚南下,驶进西贡港泊于码头,又有一番气恼。外国人由各自驻西员的领事馆派员先接上岸,继之,一批体面华人通过在西贡有地位的亲朋接下船,他们都可在舒适的优待室另办入境手续。最后剩下我们这批低级难民,由海关人员好象赶鸭群般押人一座锌板屋顶的大仓库,库内闷热,人多拥挤,汗流浃背,喉干舌燥,几欲窒息。等了许久,才一个个被叫出去到卡廊填表盖十指模结,并缴纳移民“人头税”,领得一张临时放行证,后再换办正式移民身份证。越南这时尚属法国殖民地,把我们中国人入境简直视同犯人入监,作贱民看待!中国虽有驻西贡领事馆,乃“弱国无外交”,形同虚设。
  在越期间,住在家三叔店中,日以教读诸堂弟为事,深感烦闷。一日,喜接老同学卢鸿基自重庆来信,谓郭沫若在军委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之职,他在其属下工作,荐我到重庆一同搞宣传工作。我便辞别家三叔束装上道,自西贡乘上滇越路火车到达云南昆明终点站下车。到了昆明,特地坐黄包车去找一位曾在杭州艺专谈过爱情的女同学,不料竟吃了她的闭门羹。原来她在数月前就停止给我写信,已是移情别恋。这一意外突变,使我如遭电击,几欲晕倒,一时想不开,重庆也不去了,便折返越南河内,转海防搭轮回家。
  抵家不几天,头脑逐渐冷静,悔不该贸然为了一个枭情的女人而不去重庆,自毁前程。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朵花”,弄得此后坎坷一生。
  1939年秋,我本已接受云霄县立初中任教聘约。未开学时,忽接陈嘉音自连城县来电文,说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需要绘画宣传人员,荐我偕李守弼前去云云。我认为机不可失,即退还学校聘书,夏电成行。到了连城才知还有同学、同乡二人,一在国民党省党部任干事兼抗敌话剧团团长的方扬声,一为录事吴月秋。时陈嘉音系寄住吴月秋处自修功课,准备到永安投考省立师专。
  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部长曹挺光只要约见我一人,由陈嘉音陪同前去。
  曹挺光在其小办公室接见,询问我的经历后,问我过去有否参加过什么党派组织。我以“否”答之,他感到满意,并对我说:要参加这项工作,必需加入国民党,征询我“愿否”?我虽知这个条件是一条套索,如不答应,工作必然落空;暗自思忖,不如权当“江潮落难女,卖唱不卖身”。于是就答应了他。曹即委我为宣传部干事,主持画刊编辑,李守弼为办事员协助编辑。
  工作及任务既定,由吴月秋联系安排宿舍,陈嘉音、李守弼和我三人合住一房,又在饭馆包下伙食。这间宿舍既是寝室,又作为三人作画之所。画稿随时由我送宣传部交刻印师傅刻板。
  画刊定于1940年元旦出版创刊号,中心内容:发动抗日。在外稿还不及征来时,靠三人(陈嘉音笔名元宙,李守粥笔名首伯、李艾迪)自供自给,集编成样册,送审通过后付印。战时纸张是用毛边纸印刷的,有点土里土气,我们也是初学木刻画,不免幼稚和粗糙,但画刊一出版,反响还好。
  这时,汪精卫已投敌,在日本“以华制华”的阴谋策划下。南京成立了伪政府,群魔乱舞。我们决定在2月份出版以扫奸为内容的第二期画刊,给予当头一棒。稿成,因宣传部原总编辑他就,未有人接任,我就直接送给部长曹挺光审批,适他卧病发热,勉强起来审阅主要画稿;对文字材料比较疏略,只把头一点就算通过。
  这第二期一出版,问题来了。
  部长曹挺光面现怒意,约见我说:“画刊即日停止出版!”“何故?”我问他。答道:“经费困难。”我一时气上心头,带着讥讽的口吻问:“一个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部就这么没办法?”曹不加置答,宣告我留下,每日摘抄前线报道新闻,写成大字报让工友贴于街上大字报栏,并令转知李守弼退职。
  这下子陈嘉音考省师专去永安了,李守弼也“打道回府”了,我也决定“不为五斗米折腰”。
  画刊被勒令停刊,啥原因?我一直不知所以然,曹说是经费困难,当是托词。我不停地思索,终于悟出其中道理,原来是第二期中那则《艺坛报道》出事。其中记述到一些老同学,有参加中共工作的,有去延安的,还有赫赫有名的共产党文化人胡风的名字。其时国民党中委陈肇英任浙闽监察使兼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在其所属的省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刊物上,竟出现这样使国民党尴尬难堪的报道,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内部的震动。
  我为此感到有点紧张,怕遭遇什么不测,便暗中写信给云霄朋友,请打一电报给我,谎告家母病危速返。我待此电文哭丧着脸找曹挺光请准我离职回家;实则我搭上去永安的车到省农业改进处,托一位在那里任会计的同乡,介绍到该处乡下的农场学习国艺栽培,决心“不看人面看土面”。

(安安文库)永安福建抗战文史资料库 收藏一册《抗建画刊》

13楼

出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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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辛苦了!

辛苦了
14楼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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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中木刻》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

抗日战争爆发后,神州大地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抗日战争的烽火也波及到闽西的永定侨育中学。永定侨中创办于1937年9月,由著名实业家、爱国侨领胡文虎等捐助,中国共产党领导,校董会是其政治和经济的靠山。校董会成员包括著名侨领胡文虎董事长、国民党中央参议员胡兆祥代理董事长、教育部次长顾毓秀名誉董事、实业家胡文豹等一大批社会名流。

《侨中木刻》是抗日战争时期风靡闽粤赣三省的一种宣传抗日反“顽”的小册子1942年3月,在福建永安举行的全国木刻艺术展览会上,侨中选送的作品获得一致好评,其中,侨中木刻研究组组长,素有“天才艺术家”之称的熊培贤的木刻漫画“希特纳即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像”获得展览会冠军。作 者: 吴锡超(安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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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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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福建省专员 骆何民

骆何民,原名骆家骝,又名骆仲达,化名何福林、钟尚文,江苏江都人。

1942年8月,何民夫妇由桂林经韶关入福建,准备转赴苏北解放区。到福建后才知道,没有熟悉道路的人作向导,很难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只得作罢。后经原《开明日报》社长刘岳厚的介绍,何民被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安排在省政府当专员,此时他改名钟尚文。由于

永安的湖南人很多,他怕耒阳越狱的事传出去遇到麻烦,因而托刘岳厚活动,要求到县里工作。1943年冬,何民到福安县,任县田粮处副处长。

1945年夏,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文化界人士,进步记者羊枣在永安被捕,何民受到牵连,以“奸伪”罪名在福安被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机关逮捕,解到临时省会永安。在狱中,何民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案不能结。同年秋冬,省会迁回福州,何民被解到省高等法院审理。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五项决议。国民党对此并无诚意,但这些决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对人民是有利的。当时羊枣案已传开,受到进步舆论的谴责,因何民无任何口供,费枚华又多方奔走营救,同年9月,福建省高等法院宣告无罪释放。出狱后不久,何民夫妇即携女安仪去上海。
当胜利的曙光即将照亮祖国大地的时候,敌人下了毒手。牺牲前,何民通过一个在狱的孔医生,带了一封写在手纸上的信给妻子,信上写道:“枚华,永别了!望你不要为我悲哀,多回忆我对你不好的地方,忘记我;好好照料安安,叫她不要和我所恨的人妥协!”1948年12月27日夜,何民与陈子涛、卢志英同时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遇害,尸体被掩埋在雨花台东南方的宝林庵后山。

何民因为以前的被捕而失去组织关系以后,虽然在某种情况下曾被自己的同志或朋友所误解、或不被信任,但他始终坚定不移,任劳任怨,坚决与敌人作斗争。就义前夕,他仍设法从狱中带信出来,请党组织审查他的历史,考虑他的党籍。

解放后,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于1949年7月1日作出《关于追认骆何民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恢复骆何民的党籍,表彰他为革命奋斗的一生。同年12月27日,上海各界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文萃》三烈士死难一周年,夏衍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讲了话,刘晓、潘汉年、刘长胜等送了挽联。1951年6月,骆何民、陈子涛、卢志英三烈士遗体寻获后,由南京市人民政府隆重安葬于雨花台烈士陵园内。
摘自《雨花魂》(安安文库)
16楼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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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中译者郭大力和王亚南

很多人都知道,《资本论》的中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翻译这部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经典巨著的计划,却是诞生于古木森森、禅房寂寂的寺庙之内。一九二八年,在西子湖畔的大佛寺内,流寓着两个失业青年。一位是刚从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郭大力,他由于失业而暂居寺内,正在发愤攻读《资本论》;另一位是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生王亚南,他参加北伐军不久,因大革命失败而悲愤地来到上海谋生,旋因生活无着而打算在此写小说糊口。王是湖北黄岗人,当时二十七岁。郭祖籍江西南康县,比他小四岁。这一对青年人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和对于救国之道的热烈探讨,不仅使他俩一见如故,而且更促使他们坚定地立下翻译《资本论》的壮志宏愿。在郭大力的鼓励下,王亚南抛弃了没有写完的小说,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使这一庞大的翻译工程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他们决定从头做起,先翻译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

  生活的颠沛,使他俩暂时分手。郭大力回沪执教,王亚南东渡日本,靠译著为生。在东京的三年中,王亚南节俭自奉,异常清苦,但却贪婪地阅读大量进步书刊,神田町的书市,成为他消磨闲暇的胜地。

  一九三一年王亚南回到上海,一九三二年他与郭大力合译的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问世。以谦虚见称的李嘉图在出版这部艰深的著作时说,全英国未必有二十五个人能够读懂它。所以郭、王译本一出,竟有人以为出于专家教授的大手笔,岂知译者原来是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一九三四年他们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此后,王亚南还出版了他的专著《经济学史》(上册)、《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世界政治经济概论》和译作《人类婚姻史》、《地租思想史》、《经济学结论》、《欧洲经济史》等多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入闽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王亚南毅然赴闽参加,担任福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不久闽变失败,他赴德深造。

  一九三五年王亚南离欧取道日本回到上海,与郭大力重新会面,决定正式翻译《资本论》。《资本论》在中国,最早有一九二零年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即德文第一版序言),一九三零年才有陈启修的第一分册(第一卷第一篇)中译本,一九三二年才有潘冬舟续译的第二分册(第二、三篇)和第三分册(第四篇)以及王慎明和侯外庐的第一卷前三篇的中译本,一九三四年有吴半农、千家驹译的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二篇),到一九三六年也还只有王、侯的第一卷全译本出版。经过郭、王的不懈努力,第一次从德文本翻译的《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终于在烽火连天的一九三八年秋季由读书生活书店出版了。《资本论》全译本在中国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王亚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他到了武汉和重庆,先后得到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的教导和帮助。董老对他努力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一九四零年九月他到中山大学执教,在地下党的影响下,王亚南团结了许多进步教授,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善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向广大青年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真理。他的一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名著《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增订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就是结合教学,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的。他的这部代表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这一时期,王亚南还发表了《经济科学论纲》、《中国经济论丛》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等富于创造性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九四三年夏天,著名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教授访王亚南于广东坪石,并以中国官僚政治问题就教。王亚南经过五年研究,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作为答复。这一著作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抽象及具体,由局部到全貌,对中国自秦汉迄于民国的官僚政治形态作了深刻的系统分析,揭示出其运动规律及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颇多卓越创见,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堪与《中国经济原论》并称姐妹篇。此外,他还写了《中国官僚政治与官僚资本》等重要著作。

  一九四四年,王亚南离开中大应邀赴福建永安任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一九四五年秋,由于抗议国民党政府迫害羊枣等进步人士,愤而辞职。后受厦门大学之聘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他聘请了许多进步教授,如郭大力、林砺儒、杨东莼、石兆棠等,大大加强了厦大讲坛上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并有力地支持了全校进步的学生运动,对于厦大成为当时“东南学运的民主堡垒”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一月,党组织鉴于厦门白色恐怖加剧,通知王亚南立即撤至香港。郭大力等亦相继转移,他们于五月初由香港北上到达北京。不久,王亚南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大课。一九五零年六月中旬,政务院任命王亚南为厦大校长。自此以后近二十年中,王亚南坚定地执行了一条学生以学为主和高等学校必须教研相长的正确教育路线,勤勤恳恳,大公无私地为祖国继续培育了无数人材,陈景润就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除此之外,王亚南仍然像老农一样孜孜不倦于耕耘科研园地,继续发表了不少论著。例如,他的《资本论研究》(一九六五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于一九七三年汇编成册出版),对马克思这一巨著的方法论和现时代意义作了创造性的探索;他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九五四年)阐明了中国地主封建经济的诸特征和运动规律,开创了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有重大影响。他一直注意研究经济学说史,写有《经济思想史》,他有志于在政治经济学说史的编写体系上闯出一条新路,可惜这一宏图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正因为王亚南对科研工作身体力行,所以他能不断以新的内容继续为大学生、研究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课程,并经常在校内外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专题讲演。他大力宣传要从中国人的角度研究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强调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为师生们树立了正确学风的榜样。

  王亚南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十分注意组织工作的配合,例如创办刊物、研究所和出版社。在解放前, 他创办过《经济科学》(一九四三年广东中山大学),《社会科学》(一九四四年福建省研究院),中山大学经济调查研究所(一九四二年),改组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一九四四年),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九四五年永安);在解放后,他创办《厦大学报》(解放后最早出版的学报,一九五二年), 《中国经济问题》(一九五八年厦大),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五一年)和南洋研究所(一九五六年)等。在这期间,王亚南于一九五七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加诸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来临了,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亚南也未能幸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亚南在遭受数年残酷折磨与迫害后,在上海华东医院含冤而逝。

  王亚南毕生从事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四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译四十一部,文章三百余篇,春风化雨,哺育了无数英才。晚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酷烈考验中更是岁寒知松柏,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节。他以深邃的洞察力,早就看出了林彪与“四人帮”一伙的丑恶本质。一九六九年他在上海卧病期间说:“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摘自《读史》(安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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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亮福建永安省会社会服务处主任

陈海亮(1908-)字洗天,福建福鼎市管阳元潭村人,宋代探花侍郎陈桷二十八世孙。家清贫,敏而好学。1931年毕业于省高级工业学校,返乡任县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馆长,北岭中学教师等职。后带笔从戎,参加抗日,先后任郭沫若、何公敢领导的总政治部战地文化服务处南昌总处首席干事、主任,福州闽海善后委员会秘书、闽省社会处社会服务股股长等职。1942年秋,被派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次年任福建永安省会社会服务处主任。1947年膺选为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兼监选员。次年,被南京总统府聘为中央宪政督导委员会委员。公善文辞,工诗联书法,虽年迈多病仍临池不辍,海内外文艺爱好者、收藏家争购其墨宝者,络绎不绝。现为福鼎市政协委员、福建省诗词学会会员、宁德地区海外联谊会理事、麒麟文化艺术协会名誉会长兼永宝轩艺术导师。曾主编《福鼎县文史资料》、《太姆诗刊》。著有《拙诚斋剩稿》出版。传略入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等书中。摘自《陈氏宗亲论坛》(安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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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籁声  永安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校长

万籁声(1902~1992)武术教育家,技击家,字常青,湖北省武昌县人。自幼喜爱武术,中学期间,从同学中擅武者习之。1920年考入国立北平农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从赵鑫洲、杜心五、刘百川、杨畏之、邓芷灵、王显斋、王荣标等学习武术内外功、道功与药功。因其刻苦好学,悟性亦高,为诸师垂爱,深得拳功之真谛,成为自然门拳法一代宗师,并为六合门、罗汉门、张三丰太极拳等主要传人。SC1qr
1928年在南京参加第一届国术国考,在数百人中成绩列为第三等(中等)。同年偕顾汝章到广州创办两广国术馆,任馆长。1931年到长沙创办湖南国术训练所,任所长。1933年应邀赴香港主持武术比赛大会。1934年,出任广西大学体育部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国术总教官。1940年赴福建创办永安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任校长。1944年任福建农学院体育教授。/H
1951年退休,专事骨伤科研习与医疗。1956年、1957年分别参加全国武术表演赛。1992年受特邀出席第一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万籁声长期从事武术著作撰写与教学工作。早年撰写的《武术汇宗》,据说是中国近代首部武术专著。后又陆续著有《原式太极拳图解》、《国术教本》、《药功秘》、《自然拳法汇宗》、《国际武术体育教范》、《国际技击武术教范》、《国际武术体操教范》、《国际气功武术教范》、《武术言论集》、《中国伤科》、《治平之道》等。他在教学方面,贡献了毕生精力,去世前一年,还在福州开办了"万籁声武术馆"。其门徒弟子遍及海内外,名徒有罗开明、洪正福、吴明怀等。万籁声历任中国武术学会委员,福建省政协委员,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福州市武术协会顾问组长,市武术馆名誉馆长,武当拳法研究会总顾问等。Q(((9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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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歌曲《向太平洋呼唤》

为太平洋战争呐喊
———反法西斯歌曲《向太平洋呼唤》创作前后
□眭新亚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突然变化,冲淡了同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和苏联卫国战争的失利在人们心头投下的阴影。盟国朝野对美国的参战寄予很大希望,各国进步人士也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扩大而受鼓舞。当时我所在的由周恩来组建、郭沫若领导的抗战宣传团体“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第三队”正在福建前线劳军。我因患急性肠胃炎留在上饶住院治疗。病愈出院后,随队长转赴福州归队工作。12月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我们在从南平到福州的闽江小火轮上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我兴奋得夜不能寐,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我通宵躺在船舱里,听着江水声构思创作了一首为太平洋战争呐喊助威的歌词:“兴起啊,太平洋!兴起啊,太平洋!兴起你激怒的风暴!长江怒吼了,黄河也怒吼了,你,江河的保姆啊,还不咆哮,还不咆哮?!兴起啊,太平洋,兴起啊,太平洋,兴起你汹涌的波涛!大西洋负伤了,北冰洋也负伤了,你,海洋的兄弟啊,还不咆哮,还不咆哮?!看!欧亚战争成一体,五洲奋起抗强暴。消灭侵略者,驱逐狗强盗!中、英、美、苏团结在一道;A、B、C、D,阵线结得牢。兴起啊,太平洋!兴起啊,太平洋!兴起你激怒的风暴!兴起你汹涌的波涛!”
腹稿完成后,天已大亮。我随即一跃而起,把歌词记录下来,并在队长吴英年的鼓励下,尝试自己谱曲。当时,在我的认识领域里有关作曲的知识与技巧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只凭自己内心炽热的战争激情和在长期歌咏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独自哼哼唱唱,涂涂改改,终于谱成处女作——《向太平洋呼唤》。这首歌作为我队向太平洋战争的献礼节目,在福州的中华剧场和福建的临时省会永安及其邻近的沙县、南平等地演唱,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宣传效果。后来,这首歌曲还由福建省话剧团和福建音专巡回歌咏团传抄演唱,得到了当时在永安工作的著名作家黎烈文的赞赏,在他主编的面向全国发行的《改进》杂志代表。黎烈文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左翼作家、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他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鲁迅逝世时他是送葬队伍中为鲁迅抬棺的八大作家之一。
1942年3月,我队从福建前线调回上饶集中训练。在一次由参与集训的第三战区所属四个文艺团体联合举行的文艺晚会上,我队演唱《向太平洋呼唤》,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和兄弟队的高度评价。可就在晚会后的第三天,我就被捕了。临被捕前,我把《改进》杂志社寄来的未领取的稿费单悄悄塞给我队队员、著名诗人韩北屏的胞弟韩勤同志留作纪念。至于这首歌曲发表于《改进》杂志哪一期,现已无法查找。时隔大半个世纪,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我手中的原稿早已丢失,但其歌词大意与曲调的主旋律尚能默写得出。
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转折点,美国的参战使交战国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同盟国”、不利于“轴心国”的巨大变化,注定了猖獗一时的德、意、日法西斯必然自食其果,走向败亡,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保卫和平”仍然是时代的最强音!我这个从烽烟中走过来的耄耋老人,回眸往事,感慨万千!为了纪念这个重大节日,特从尘封的记忆中翻寻出当年在闽江小火轮上即兴创作的这首抗战歌曲《向太平洋呼唤》,略加整理,奉献给曾为保卫祖国而奔走呼号、浴血奋战的老同志和广大珍爱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老年歌手们。摘自《丹阳日报》(安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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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百零一岁寿星陈素秋的传奇人生

1938年末日寇入侵,厦门沦陷,她乘难民船避难香港。曾与友人在香港仔 合办农场,因经营不善倒闭,只好迁往市区利源街与厦门籍的朋友较靠近的地方, 开始行医。她上门送医送药,使许多旅居香港的乡亲特别是老弱病残者能得到及时 就医,赢得了乡亲们的称赞和信赖。1941年日寇强占香港,她只身离开香港由 广州长途跋涉经韶关步入闽西长汀。其弟陈仲芳当时正是长汀时期厦门大学的校医 ,姐弟在战乱中才得以暂时相依为命。后经友人介绍认识邱汉平(时任福建省府官 员),由他的指派,她又辗转到了永安(抗战时期福建省会)驿远处当医生,为救 助后方难民和山村民众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45年8月15日当日寇投降 的特大喜讯传来,思念家乡渴望久违的年迈双亲的迫切心情使她归心似箭,当天赶 回厦门,临行她把多年在永安所建置的房产田产全部赠送给当地的贫苦人。回到厦 门后同父母合住在上古街1号。她以一人之力包揽了二位老人的全部生活。 林丽珠 (安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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